我喜欢金子——谁不喜欢呢？不过它们在抽屉里和一把手枪躺在一起，而我讨厌枪的程度跟我喜欢黄金的程度不相上下。放在书房里的东西通常是用来展示的，至少大部分时候是。不过这一件却是用来射杀小偷的。
①克鲁格金币（Krugerrand）是一种著名的南非金币。南非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金地。为了促销其出产的黄金，南非在一九六七年发行克鲁格金币，此后风行世界。克鲁格金币正面有南非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保罗·克鲁格的侧面像，故得名“克鲁格”金币。
克鲁格金币不值一提，同样，一个与肩同高的玻璃柜也不值一提，尽管里面放满了贝姆①水晶鸟、新艺术②花瓶以及轻如薄纸般的玻璃制品。我看到一个莱俪烟灰缸，和我祖母咖啡桌上的那个一模一样，我还看到一个道姆·南希花瓶，上面镶着百分之百的真宝石，还看到一大堆巴卡拉、米勒弗利等名牌家居饰品，还有……
①指欧洲首席水晶设计师贝姆（Michael Boehm）设计的水晶制品。
②新艺术（Art，Nouvcau），是流行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一种建筑、美术及实用艺术的风格。
我有点受不了诱惑了。随便扫一眼都能看到不下十件东西是我想偷的。一眼望去，所有的平面上都摆放着铜雕，件件令人印象深刻。除一一般的公牛、狮子、马之外，我注意到有一件是一只骆驼跪在一名外籍兵团的士兵旁边。这名士兵头上戴着扁帽，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仿佛对于有关军团病①的笑话已经厌烦到了极点。
①指一种大叶性肺炎。
有几本集邮簿。一本里面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普通邮票，看来不值什么钱，不过另一本却是苏格兰为荷比卢三国联盟所出的特辑，我快速翻了一下，里面几乎是满的。
还有钱币收藏。最要命的就是这个，他还搜集钱币！没有放在簿子里，不过是一打黑色的硬纸盒，每个约两英寸高，两英寸宽，十英寸长。每个盒子里都塞满了两个两个装在纸袋里的钱币。我本来没时间去细看的，但又忍不住。我随便打开一盒，发现里面满是刻有巴伯头像的二十五美分和五十美分硬币，全都是绝版货。另外一盒装着《谢尔顿杂志》曾经点名介绍过的无与伦比的一美分大硬币①。
①一美分大硬币（Large Cents），面值为一美分的硬币，直径在二十七至二十九毫米之间，首次发行于一七九三年。
我怎么可能弃它们而去？
我离开它们，什么也没拿。
听见门口车道上传来车声时，我正在二楼的一间客房里，用我的笔式手电筒往墙上照，欣赏着一幅法国画家鲁奥①用铅笔签了名的、非常棒的石版画。我看了看表，十一点二十三分。我听着车库的自动门缓缓升起，然后汽车的引擎声停止。当车库的门缓缓下降时，我不再听楼下的动静，而是转身走过长廊登上通往三楼的楼梯。就在我上到三楼蹲伏在地板上的时候，杰西·亚克莱特的钥匙正好插入这个房子侧门的锁孔里。他先关掉了警报器，然后打开门，接着我仿佛可以听到他和艾尔弗丽达进屋之后，他是如何的把那半打锁一一锁上。
①鲁奥（Georges Rouault，1871-1958），法国画家，创作木刻、彩色石版画和铜版画，在他的油画中也有版画的影响，粗犷而有力度。他的画风有时被列入野兽派，但表现派对他来说更为适合。
低沉的对话声，我隔了两层楼几乎听不到。我用戴着橡胶手套的食指，擦去前额的汗。当然，这仍在计划之中。我稍早之前甚至还检查过阁楼的楼梯板，以确定它们不会吱嘎作响。
不过，我还是不喜欢这样。做小偷这一行必须把什么状况都预先想好，不过我通常都是在宝贵的独立状态下工作。如果屋主在我工作的时候回来，我通常会立刻离开。
不过这一次我要待得久一点。
在两层楼之下，一只茶壶的哨音响了一会儿，便像叹了口气似的没了精神，想必是被人提离了炉火。我曾一度以为那是警笛的声音。太紧张了，我想，深呼吸一口，向小偷的保护神祈求一剂安神药。也许我对基希曼讲的话不无道理。也许我干这一行已经年纪太大了，也许我没有那处变不惊的天分，也许……
蜷伏的姿势相当不舒服，我的脚麻了。阁楼为这整幢房子划下了一个最完美的句点。它的中央走道里铺着褪色的栗色地毯。我往屋子正面的方向走去，那儿有一盏连接着定时装置的铜座立灯，透过拉下帘子的窗户，向外透散着四十瓦的光芒。这是一间用人房——看起来似乎是这样，虽然这家人已经不再雇用住在家里的仆役了。
一张沙发床靠墙伸展着。我躺了上去，拉起一条绿金相间的阿富汗毛毯将自己盖住，闭上眼睛。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听不到什么声音。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我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还有几次我想象自己听到了书房里球台上有球碰撞的声音。也许是我的想象力自动把空白之处填补了起来。在一个从戏院归来的晚上，亚克莱特家的例行公事往往是非常容易预测的。十一点半左右到家，到早餐台前喝点咖啡，吃些甜点，然后艾尔弗丽达会带着一本字谜书上楼，而杰西则会打上一两杆，啜饮两口某个水晶瓶里的酒，读两页某本有着皮革封面的古典巨著，然后快步上楼，和卧室里的老婆躺在一起。
他会不会在楼下做一番最后的查看，确定每个门都锁好了呢？他会不会刚好检查到厨房的门闩，然后刚好发现有个聪明的家伙把它给锯断了呢？我甚至还有更可怕的想法，他会不会正拿起电话，叫当地的警察过来呢？
我本来可以去看芭蕾的，看俄国人学羚羊跳；我本来可以和卡洛琳一起回家，吃法兰德斯炖肉喝荷兰啤酒的；或者我本来可以在家睡在我的小床上的。
我待在我所在的地方，然后等待。
一点半的时候我站了起来。整整半小时我没听见房里有任何声音。我蹑手蹑脚地走向楼梯，经过主卧室门口，希望房子的主人们在里面睡得熟熟的。我走下楼梯，踏着我的防滑鞋底，以前所未有的小心走着每一步，穿过二楼的走廊，继续走下阶梯到一楼去。我不必费太大的工夫去注意避开上面数来第四个阶梯，因为在过去二十分钟里面那是我最关注的主题。
一楼的灯又熄了，只有起居室那盏蜻蜓灯还不屈不挠地亮着。我不必打开手电筒就可以找到去书房的路，不过进去以后，我还是让它的光束四处随意照着。
亚克莱特晚上来过这里。他把一根球杆留在了球台上，旁边还散放着几颗球。一张大椅子旁的皮面桌子上，站着一只喝白兰地的窄口小杯。杯子是空的，不过快速地闻一下还是能知道刚刚它才盛装过干邑——非常好的干邑，从它的酒香就可以知道。
酒杯旁有一本《谢立丹戏剧集》①用红色的皮包着——睡前读物。
①谢立丹（Richard Brinslcy Sheridan，1751-1816），英国喜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我到书架那边去。亚克莱特有没有把看看他的绿皮小书当做每晚睡前的例行公事呢？我看不出来，因为它还是好端端地在我今晚稍早发现它的地方。不过这可是他的宝藏。他也许看过它。
我把书从书架上取下，设法塞到外套口袋里，又悄悄挪动它旁边的书，填满那本书原来所在的空间。
然后我离开了书房。
他进入屋子的时候关掉了警报器，在他和艾尔弗丽达进入屋子以后立刻又打开了。这个警报系统仍旧护卫着整幢房子，当然，除了厨房门之外。现在我就从那唯一的出入口离开，顺手把门带上，并且用万能钥匙再将我挑开的三个锁——锁上。我不得不让门链挂在那儿，对那被我锯断了的门闩也一筹莫展。没有人是完美的。
不过，对于不完美我总是耿耿于怀，尤其是在我重新接回警报系统，让厨房门再度变得不可侵犯的时候。我内心的感情一直在催促我，叫我趁早离开亚克莱特的家，不过我还是多花了几分钟，让电线只留下一个不起眼的小小的绝缘胶带，暗示着这条电线曾经被人动过。
这是完美主义吗？我倒称之为固执地追求卓越。
警车转弯过来的时候，我几乎已经到了铜木弯道的尾端了。我试图挤出一丝微笑，敷衍地点了个头，但没有停下脚步。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为什么不呢？他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穿着得体、举止规范的绅士，看起来就像这里的居民一样。
他们没有看到露出手掌的橡胶手套。在我离开亚克莱特家的车道之前，就将它们塞进口袋了。
庞帝克还在原来的地方。我把点火线接回去然后上路不一会儿回到了西七十四街。偷停在消防栓旁边的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大大方方地把它放回你发现它的地方。我正是这么做的，当我把车停在消防栓旁的时候，还有一只花斑拳师狗正举起一只腿朝向它尿尿。我把点火线拔掉，走出车外，在我把车门关起来之前还小心地把门锁的按钮给按下。
花斑拳师狗那同样全身是斑的主人，一手拿着皮带，一手拿着一沓纸巾，警告我这么做会被开罚单或拖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才好，于是我径自走开，没有给他任何答案。
“疯狂，”他对狗说，“这里的人都疯了，麦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