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帝永康元年（３００年），贾后派孙虑到许昌去杀害废太子遹时，他已经是以东中郎将镇守许昌的大员了。据《晋书》本传的记载，他积极配合了孙虑的行动。传文接着说，他先迁宁北将军、青州刺史，再迁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似乎是贾后给他的奖赏。但事实上这不大可能，因为废太子在三月份被杀害，贾后到下个月就遭了灭顶之灾，时间太局促，所以升迁的事可能在稍后一点，而他与废太子之死的关系，当时竟没有人过问。由于史籍没有确切的记载，我们只能存疑了。总之，永宁元年（３０１年）成都王颖在邺起兵时，王浚已在幽州，这点是明确的。
王浚不支持成都王颖的行动，禁止辖区内的人员加入成都王的军队。他采取的是观望态度，想乘时局变化从中渔利。他见鲜卑部落骑兵强悍，又想利用他们的力量，就把一个女儿嫁给段部的首领段务勿尘，另一个女儿嫁给宇文部的别帅素怒延，并上表给朝廷，封段务勿尘为辽西公。以后王浚用段部和乌桓的兵力打破邺城，已见前文，不再详述。东海王越与河间王颙为敌时，王浚使部将祁弘率鲜卑、乌桓兵做东海王军的先锋，进攻关中，在长安大杀大抢，这事也已见于第五篇，这里略提一下，目的是请读者注意：王浚对邺、长安两大名城的破坏，负有不可饶恕的罪责。同时也要请读者注意：王浚可用之将，不过祁弘一人，所用兵力，全仗鲜卑、乌桓骑兵。由此可知，他的实力有限得很。
王浚自己感觉很好，他还没有打过败仗。永嘉三年（３０９年），祁弘和段务勿尘在石邑（在今河北石家庄西南）打败过石勒。同年，他利用石勒打破信都（今河北冀县）、杀死冀州刺史王斌的机会，扩大地盘，自兼冀州刺史。永嘉四年（３１０年），祁弘在广宗（今河北广宗东南）打败汉冀州刺史刘灵，把他杀死。晋朝越来越衰败，王浚的势力却越来越强盛兴旺，他就未免忘乎所以了。
永嘉五年（３１１年），荡阴之役王衍等全军覆没后，在洛阳危城中的晋怀帝对王浚抱有幻想，加给他“大司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诸军事”的官职。然而王浚并没有“勤王”的打算，倒是滋生了割据称霸的野心。
这年六月，洛阳陷落。八月，王浚布告天下，说是立了一个皇太子（此人是谁，似乎当时也没有人知道），受中诏承制封拜（受密诏由他任命官吏），换句现代的话说，就是在幽州设立临时政府。他自封尚书令，也就是做临时政府的行政首脑。
当时王浚有一个有利因素，他却没有本领运用。洛阳陷落后，中原士大夫流散四方，其中北迁的都以蓟为首选的安身之处。王浚如果真是汉高祖、魏武帝一般的人物，正好招纳天下俊杰，好好地干一番事业。无奈他不过是汉末袁术之流，可能还不及袁术，因为袁术尚能赏识孙策，王浚却并没有类似的举措。他残忍多疑，对北上流民不加招抚，反命所部官吏逮捕杀害；对士大夫不知礼遇，许多流寓的人士也往往弃之而去，到辽东投鲜卑慕容廆了。
接着，王浚在军事上也遇到了危机。永嘉六年（３１２年），石勒从淮北北还，取襄国（今河北邢台）为据点。这当然为王浚所忌。十二月，他使段务勿尘的儿子段疾陆眷与兄弟匹磾、文鸯、堂弟末柸等率兵五万，进攻襄国。鲜卑军的战斗力很强，石勒几次出兵交战，都打了败仗。石勒与众将商议，谋士张宾、勇将孔苌献计，用示弱骄敌的策略，破其最精锐的段末柸部，使其余的不攻自溃。石勒依计，守城不出，在城墙上凿了二十多道突门（留几寸厚不予穿透，以利出击时推倒冲出），作好突击准备。段部将士见石勒军不敢出战，都懈怠下来，有些人竟放下武器，卧倒歇息。石勒在城上见了，命孔苌率领精兵从突门出击。孔苌直冲段末柸的营盘，不曾得手，便抽身撤退。末柸恼怒，自负勇猛，追将过去，即被石部围住擒获。疾陆眷等不敢再战，纷纷退却，被石勒军打得大败。
石勒不杀末柸，而是派使者向疾陆眷求和，表示愿意释放末柸。他说：“鲜卑与我无仇，不过为王浚所使。杀一人而结一国之怨，这绝不可取。而放了末柸，他们一定不再为王浚所用。”他估计得非常正确。疾陆眷很高兴地同意讲和，石勒便使儿子石虎和疾陆眷结为兄弟，自己宴请末柸，认他做干儿子，放他回去。末柸感激涕零，在路上三次向南跪拜。段部与石勒和好后，王浚在军事上就再也没有优势了。他的爱将祁弘也在此前于一场大雾中与石勒军遭遇时为石部所杀，至此他连可用之将也没有了。
王浚仍不醒悟，他根据一些莫明其妙的“谶”（预言），自以为命里该当皇帝。他与幕僚商议，头脑清醒的都劝他不可以走这条路。建兴元年（３１３年），刘亮、王抟、高柔都因反对他称帝被杀。有一个不做官的名士霍原，只因被问称帝事时不肯回答，便被他加上一个“通盗”的罪名杀了。从事韩咸据亲身见闻，称赞慕容廆能够招贤纳士，用意在希望王浚能效学慕容廆的长处，王浚却认为他意在讥刺，大为光火，也把他杀了。王浚任用的都是些贪财苛刻的小人，如枣嵩、朱硕之流。民谣说：“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人枣郎。”（丘伯，朱硕字）百姓苦于苛政，很多人逃投鲜卑，王浚的日子不会很多了。
石勒想一举消灭王浚。张宾献计：先卑辞厚礼，诈称要降，然后出其不意，突袭蓟城。建兴元年十二月，石勒派人多带珍宝，上“表”给王浚，自称本是“小胡”，乱世聚众，但求保全性命；中间说如今中原无主，“殿下”是北方望族，“为帝王者，非公复谁！”最后表示愿意归降，“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希望王浚对自己“视之如子”。这一番甜言蜜语正投合王浚的心思，他竟不防其中有诈，信以为真。
建兴二年（３１４年）二月，石勒从襄国出兵。三月，兵到易水，守将飞报王浚，准备抵抗。王浚大怒，说：“石公来，正是要奉戴我，敢说打的立斩！”部下谁都不敢再说抵抗。初三清晨，兵到城下，喊守门官开门，长驱进城，大肆劫掠。石勒进府登堂，王浚方知不好，却已被拿下。他大骂胡奴骗人，反被石勒训了一顿：“位居高官，手握强兵，而坐观本朝倾覆，不肯救援，乃欲自尊为天子，不是凶逆，又是什么？”石勒骂得句句在理。王浚最后在襄国被祈了脑袋，年六十三岁。石勒在蓟城只住了两天，一把火烧掉宫室，仍回襄国而去。
再说刘琨。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东北）人，惠帝初年，他与兄刘舆均名列于贾谧的“二十四友”之中（参见第二篇），是个有名的文士。他曾与祖逖同任司州主簿，都有英气，曾同被共寝，交情很深。有一次，半夜听见鸡啼，祖逖推醒刘琨，说：“此非恶声也。”两人就起身舞剑（史籍只说“因起舞”，当指舞剑）。平日里两人谈论时事，颇多感慨，都想在“四海鼎沸，豪杰并起”的时代有一番作为。但是论两人的才干，刘琨似乎不及祖逖。祖逖北伐，至少能够在淮北打开局面，使石勒不能南侵。刘琨做并州刺史，却始终不能挽救危局，终于以身殉国。这与他所处环境有关，然而与策略的不尽妥善，也是有关系的。
刘琨上任时，在路上上表，报告目睹的情况，“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见《晋书》卷六十二本传）简直是一字一泪。
他到了晋阳，剪除荆棘，收葬枯骨，安抚百姓，随时抗击来犯的胡骑。形势实在紧张，战场往往就在城门口，农民下田，随身必须带着武器，准备战斗。经过了一年光景，流亡的百姓逐渐回来，四下又听得见鸡犬之声了。
但刘琨没有把晋阳建设成一个强大的战斗堡垒。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他本人有关。
他是从金谷园里走出来的贵人，习于奢华，嗜好声色，到了晋阳，尽管自觉抑制，有时仍不免故态复萌。徐润擅长音乐，能投其所好，刘琨就用他做晋阳令，此人据说败坏过不少事情。护军令狐盛为人正直，看不得这种小人，劝刘琨不要用他，刘琨不听。徐润倒打一耙，向刘琨进谗，说令狐盛即将劝刘琨称帝。刘琨一怒之下，不把事情调查清楚，就把令狐盛杀了。我们须知，一个领袖人物，第一要紧的事是知人用人，刘琨不能知人用人，自然办不好晋阳的事。他的老母在令狐盛事件上倒看得很深，她对儿子说：“你不能驾驭豪杰，而一味铲除比你自己高明的人，想以防后患，如何成得事业。照这样下去，我也将不免于大祸。”刘琨却听不进去。令狐盛一死，他的儿子令狐泥逃出去投奔刘聪，把晋阳的虚实完全透露出去，成为晋阳的大患。
在晋阳的元气稍有恢复之时，士大夫和普通百姓投奔刘琨的着实不少。刘琨长于招抚，但不善于发挥人们的才干，很多人到了晋阳，很快就失望而去。有时一天来了几千人，而同时离晋阳而去的竟也有数千人。由此可知，刘琨不是没有人可用，而是不能得人心，得不到人心，力量就强大不起来。我们看永嘉年间（３０７～３１２年）的形势，刘聪建都晋南的平阳，屡次发兵进攻洛阳、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