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濡《南北朝文评注读本》录江山渊评语，民国初年上海文明书局版）李密后来做过汉中太守，又因故罢官。他是入以文名，如果没有这篇文章，就不见得会为后入熟知。
西晋初年，还有许多在其他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高平（今山东巨野南）人王叔和，名熙，魏时做过太医令。他所撰著的《脉经》，是中医学的经典之一。
皇甫谧字士安（２１５～２８２年），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人，号玄晏先生。他著有《针灸甲乙经》，是最早的针灸专著。他还撰有《帝王世纪》，是一部古史专著，然其内容不太可靠，后人信以为真，每加引用，就不免要以讹传讹了。
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裴秀、裴頠父子，他俩都是大学者。裴秀字季彦（２２４～２７１年），西晋开国后，历任尚书令，司空。他研治地理学，主持撰成历史地图集《禹贡疆域图》。在编制过程中，他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个原则，即：分率（按比例表达区域面积大小）、准望（确定各地的坐标方位）、道里（明晰各地间的距离）、高下、方邪、迂直。这是一套完整的制图理论。《禹贡疆域图》虽已亡佚，但这套理论却留传了下来，也为后人所师法、借鉴。
他的儿子裴頠，字逸民（２６７～３００年），反对崇尚虚无的风气，著有《崇有论》（见《晋书》本传）。王衍、乐广同他辩论，都驳不倒他。他在政治上也有建树，可惜在三十四岁的盛年，便在政争中被杀害了。其事另见第五篇。
灭吴大将之一的杜预，字元凯（２２２ ～２８５年初[太康五年闰十二月]）、是研究《左传》的专家，晋武帝曾问他：“卿有何癖？”他答道：“臣有《左传》癖。”他著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长期保持着对《左传》注释的权威地位。清代学者对群经都有胜过前人的新注，但于《左传》独付阙如。而仪征刘文淇与其子及孙，三世续撰《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也只写到襄公，没有能够完成。现有惟一完整的新注，是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才由杨伯峻先生以其《春秋左传注》而告成。究其原因，《左传》字数达二十万左右，比群经都多，注释的工作特别繁重。杜预在治军从政之暇，竟能完成此书，实在是不容易的。我们现在虽可以很容易地指出他的某些不当之处，如他据《司马法》，认为春秋时车一乘，始终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类的误断，但对于一千七八百年前的古人，是绝不可以苛求的。
杜预还主持过黄河孟津处的建桥工程。当时有人认为，自殷周以来，历代都曾有建都于此的，而从来没人造桥，此举一定难以成功。可他说：“古人云‘造舟为梁’，就是河桥。”后来他果然造成了河桥。还有，古人多厚葬，密县邢山上有郑大夫祭仲或子产的古墓，他议论说，此墓的寝宫塞其后而空其前，这是表示中无随葬珍宝，故而无人盗掘。由此他遗嘱子孙，令其照此办理，以利身后。他的识见，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一般人士。
魏末参与灭亡蜀汉的卫瓘，还有他的儿子卫恒、侄女卫铄，都以书法著名。卫瓘字伯玉（２２０～２９１年），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人，善草书。卫恒字巨山（？～２９１年），草、章草、隶、散隶，四体皆工，并著有《四体书势》。他们父子都在政争中被贾后杀害。卫铄（２７２～３４９年）嫁与江州刺史李矩，世称卫夫人，是“书圣”王羲之的老师。
三 徙戎论
早在曹魏后期，对于少数民族大量迁入内地的情况，就已有人表示担忧，怕会发生变乱。嘉平三年（２５１年），邓艾就说：匈奴部落日益强盛，不可不防。又说对杂居汉人中的羌胡，应予逐步迁往塞外。司马师对他的主张很赞赏，但是并没有付诸实施。而邓艾本人，为了与蜀将姜维争夺少数民族，更不得不招抚了几万鲜卑人，把他们安置在雍、凉一带（今陕、甘、宁及青海东北部），与汉人杂居。
西晋初年，西北各少数族人与统治者的矛盾日益激化，先后爆发了鲜卑以秃发树机能和氐以齐万年为首的反抗运动。于是，郭钦、江统又相继上疏，再次提出要把内地少数族人迁往塞外的主张。
郭钦是在武帝太康元年（２８０年）灭吴后率先提出这一主张的。他是西河郡（治今山西汾阳）人，这一带匈奴族的人很多。他见树机能在凉州闹了多年，就担心当地的匈奴人会继之而起，于是上疏，说：如果匈奴族也造起反来，胡骑从平阳、上党（今山西省南部和东南部）出发，不出三天，就可以到达孟津，直逼洛阳。因此他主张在灭吴之后，乘国威极盛之时，把杂居内地的胡人迁往塞外。但武帝没有听从。
江统的《徙戎论》，是在惠帝元康九年（２９９年）齐万年的反抗运动刚刚结束时提出来的。他的迁胡之论，比郭钦要系统得多。他认为戎狄“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弱则畏服，强则侵叛”。他着重论述关中的氐、羌和并州的匈奴，追溯各族迁居内地的经过，强调如让各少数族人“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那一旦起兵造反，必然“为祸滋蔓，暴害不测”。他力主把他们迁往塞外，不可“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
这一次，朝廷也未予采纳。
五年以后，匈奴左贤王刘渊起兵，建国称汉。再后来，鲜卑、氐、羌、羯各族也纷纷起兵，陆续建立了十多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这个名称其实不很确切，习称的十六国，其中前凉、西凉、北燕三国是汉人政权；十六国以外，还有汉人冉闵的冉魏，氐族的仇池杨氏，鲜卑族的段氏、宇文氏、西燕，丁零族的翟氏，都曾割据一方，虽时间长短不一，但毕竟是造成那一时期长久分裂的因素。旧时颇多议论，认为晋朝政府当初如采纳郭钦、江统的主张，后来就不致有如上之乱。那么，这个观点对不对呢？
郭钦、江统的主张，是以秃发树机能和齐万年为首的两次事变为背景的。所以，要回答上述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先把两次事变的真相讲清楚，真相既明，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晋武帝泰始五年（２６９年），朝廷从雍、凉、梁三州析出部分地区，建置秦州，治所冀县（今甘肃甘谷县东），目的是加强对有大量鲜卑族人居民地区的统治。秃发树机能起兵不是在这一年，就是在下一年。我们只知道，他在泰始六年六月，便在万斛堆（约在今宁夏固原附近）之战中打败过晋军，还杀死秦州的第一任刺史胡烈。七年四月，他又在青山（今甘肃环县西）攻杀凉州刺史牵弘。晋大司马陈骞对这两人的失败早有预见。他曾对武帝说两人“勇而无谋，非绥边之材，将为国耻”。他们对少数民族究竟做了什么，史书上没有明说，但“二人果失羌、戎之和”，这八个字却很能够说明问题（引文均见《晋书·陈赛传》与《通鉴》卷七九）。自邓艾把所招鲜卑人安置在雍、凉一带以来，至此已历多年，若不是晋官“失羌、戎之和”，变乱是不会发生的。
树机能之乱愈演愈烈，武帝甚至一度想派“重臣”贾充出镇秦、凉（见第一篇），只是因贾充与皇室联姻而作罢。咸宁三年（２７７年），晋文鸯曾一度击败树机能，招降二十余万人，但是乱根却未铲除。四年，凉州刺史杨欣在武威与其部将交战，兵败而死。五年正月，武帝得知武威陷落后叹道：“谁能为我讨此虏者？”
问题似乎严重之至，堂堂中原政府，似乎找不出一个能够对付树机能的良将。然而，良将就在武帝的身边。宿卫殿中的司马督马隆挺身而出，道：“陛下若能用臣，臣能平定此虏。”司马督一官地位不算高，马隆其人更是新近由兖州推举上来的武士。但就是马隆，却早就说过：“杨欣失羌、戎之和必败。”在朝中众臣谁也不肯站出来的时候，他又自愿挑起这副重担。武帝问他准备怎么办。马隆只说：“陛下如要用臣，就让臣自行作主。”武帝又问他有什么具体要求，他答以“请让臣招募三千勇士”。
武帝大概是认为不妨一试，就应允了，任命他做武威太守，让他招兵。公卿大臣都不赞成，认为现有的军队很多，不必再行招募，马隆之言，不可采纳。幸而武帝不听，马隆才得放手干将起来。他立下标准，凡拉得开１２０斤的大弓，能挽九石之重的重弩，就予录取。这是相当高的标准，当时的斤约相当于２５０克，１２０斤约相当于３０公斤；一石为１２０斤，九石即相当于２７０公斤。最终马隆录取了三千五百人。之后，马隆又到武库挑选兵器。武库令不让他挑，双方争吵起来，御史中丞不问情由就弹劾马隆。幸而马隆是“通天”的，他向武帝陈情，说：“臣要带将士到战场上拼命，没有好的兵器，怎么能打胜仗。武库令给臣的是魏朝留下来的旧兵器，柄都快烂了，根本不能使用，如何可以拿去杀贼！”武帝听他讲得有理，立即命令让他自己挑选，并且预先发了三年的军费。
马隆带起了这支队伍。深入河西后，他见山路狭隘，即令选便于在狭路上行驶的车辆。车上装上木屋，兵士利用木屋防御箭石。这支队伍一面走，一面打，进展很快，当年十二月，就攻克武威，杀死树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