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答道：“臣在南方也设有等候陛下的座位。”一边的贾充见他嘴硬，就想给他一点颜色，出语道：“听说您在南方凿人的眼睛，剥人的头皮，这算是什么刑罚？”他料想这下打到了暴君孙皓的痛处，使他无话可答。不料孙皓面不改色，冷冷地答道：“臣下如是犯了弑君之罪，就必受这种刑罚。”这一下反倒戳到了贾充的痛处。谁叫他是杀害魏主高贵乡公曹髦的元凶呢！他满面羞惭，再也开不出口了。
太康三年（２８２年），贾充亡故，时年六十六岁。他再也不能做坏事了，但他的党羽荀勖、冯紞，还有外戚杨骏等人，却是依然如故，一直做将下去。
还在贾充未死之时，一次武帝忽然问张华：“后事可以付托给谁？”武帝其时不过三十七岁，他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史无明文，后人不得而知。当时张华回答：“明德至亲，莫如齐王。”齐王就是武帝的胞弟司马仪。武帝知道父亲当年考虑过要立故为晋王世子，一向把他看作是眼中钉，所以哪里听得进张华的话。荀勖、冯紞因伐吴一事，一直记恨张华，这时就乘机说坏话，武帝就任张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把他派到北方边疆去任职。不久，武帝听了另一些人的话，又想调张华进京。这时，冯紞便在武帝面前用钟会灭蜀后又谋反的故事影射张华，说对于统兵的功臣，不宜过于信任。武帝耳根最软，听了这话，调张华进京后，先给他做无关紧要的太常（管祭祀的官），继又免去职务，只给他保留一个徒具尊位的侯爵名号。
不仅如此。荀勖、冯紞还图谋要把司马攸赶出洛阳。荀勖对武帝说：“现在内外百官都归心齐王，陛下万岁后，太子肯定做不成皇帝。臣言是否属实，陛下只要下诏命齐王就国（到封地），届时满朝都会表示反对，那就看得出了。”
武帝依言一试，反应果然强烈，于是他当真把齐王看作威胁皇权的大敌，非要把他赶走不可。在这情势下，太康四年（２８３年）三月，齐王愤怨发病，呕血而死。
太康十年（２８９年）十一月，时任尚书令的荀勖也死了。其时，沉溺酒色的武帝患病很重，侍中、车骑将军杨骏在宫中侍疾。太熙元年（２９０年）四月，他的女儿杨皇后（这是惠帝生母杨后的堂妹，第一个杨后临终时要求立她为后）召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进宫，口宣帝旨，令二人写下诏书，任命杨骏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从此内外大权完全集中到了杨骏一人的手中。这是杨皇后在武帝时常神智不清的情况下求旨骗来的。七天以后，武帝驾崩，时年五十五岁。
平心而论，晋武帝还是有些可以称道之处的。他有时能听些逆耳之言。有一次，他问司隶校尉（京师地区的行政长官）刘毅：“朕可与汉朝哪一个皇帝相比？”刘毅不假思索地答道：“桓、灵。”武帝大为惊奇，说：“何至于此？”刘毅答道：“桓、灵卖官的钱进国库，陛下卖官的钱进私家，两相作比，恐怕你还不如桓、灵。”刘毅的话十分尖锐，武帝却并未动怒，大笑道：“桓、灵时没有人说这话，如今朕有直臣，远胜于彼了。”听得进逆言是好的，但遗憾的是听了不改。晋武帝就是这样的人。
晋朝开国，对魏时制度很少改变，只有封国一事，与魏时大不相同。晋武帝时，君臣上下都认为，曹魏宗室没有实力，是势孤而亡，因此应当大封诸王。分封王国以郡为领地，封地有两万户的为大国，设上、中、下三军，兵士五千人；一万户的为次国，设上、下二军，兵士三千人；五千户的为小国，兵士五百人。王国有了兵力，内战便容易打起来，矫正一种流弊而又生出另一种流弊，这是一项极端错误的决策。
政争和内战的种子都播下了。这一群开国君臣的作为，是不能算及格的。
在本篇里还应该交待两事。
一是西晋统一时有多少人口。按照史籍的记载，有２４５９８４０户、１６１６３８６３人。这是一个偏少的数字，如吴国投降时的户口数是５２．３万户、吏３．２万、兵２３万、男女口２３０万。难道四川以东的长江以南地区只有不满三百万人口？显然，私家占有的人口、官吏兵士的家属、流亡的人口，还有山区的少数民族等，都不在上述数字之内。据葛剑雄教授的研究，当时全国约有三千万人，这应该是一个接近真实的数字（见葛著《中国人口发展史》第１３２页，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二是灭吴后颁布的“户调式”。《晋书·食货志》所记是：丁男每年输绢三两、绵三斤；女及次丁男（十三至十五岁，六十一至六十五岁）为户者输半。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不课。宗室官吏以贵贱占田，最高五十顷，每减一品田减五顷，九品十顷。此外还可以“荫”人为食客、佃客，一、二品可以有佃客五十户，三品十户，递减到九品只限一户。
这里需要说明的有几点。一是何谓“占田”？对此古今解释很多，我认为唐长孺教授的解释最为妥当。唐先生认为占田制没有授田、还田的内容，只是“空洞的准许人民有权占有法令上所规定的田亩；……至于占得到占不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二是何谓“课田”？唐先生接着上文说：“课田是督课耕田之意。一般人民自十六岁至六十岁，不论你是否自己有田，政府一定要你耕种五十亩（丁女则二十亩）……占田规定七十亩，政府并不要求你全部耕种，但至少要有五十亩田不被荒废。……没有田的呢，可以垦荒，可以去‘占’。”（见唐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的《西晋田制试释》，１９５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三是《食货志》所载只有输绢和绵的内容，没有缴粮的田租，那肯定是记载得不完整。在上举唐先生的著作中，他还引了《初学记》卷二七引《晋故事》的话云：“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疋，绵三斤。”至于其他对官僚贵族占有田地人口的限制，历代都不会严格执行，所以我也不想多引唐著再作解释了。
二 魏晋之际的才人名士
魏晋南北朝在文化史上富有异彩。这个时期起于汉末的建安年间（１９６～２１９年）。黎东方先生在《细说三国》中就介绍了自建安至曹魏时的许多名人，但是对在曹魏时已经卓有成就的晋初名士，有些却不曾涉及。其中如“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他俩都死于魏末，史籍上却把他们称作晋人（传见《晋书》）。我在本书中不得不补上几笔，所以，本篇的题目用了“魏晋之际”的字样。
“竹林七贤”是指嵇康（２２３～２６２年）、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年）、阮咸（阮籍的侄子）、山涛（２０５～２８３年）、向秀（约２２７～２７２年）、王戎（２３４～３０５年）、刘伶七人。《三国志·王粲等传》裴注所引《魏氏春秋》以及《世说新语》、《晋书》嵇康等传，都说他们七人常在竹林相聚酣谈，问学议政，意气相投，因此才留下了这个美名。
他们作竹林之会的时候，当在公元２５０年前后的几年中，如再早则王戎的年龄太小，再晚，稽康就和山涛绝交了。史书说他们都是不拘泥礼法、脱略形迹、喜读《老》、《庄》的人，但详察各人生平，他们的志趣其实并不完全相同。
嵇康字叔夜，是曹氏的女婿，做过中散大夫。他对司马昭专擅魏政，抱坚决反对的态度。亲司马氏的山涛要推荐他代自己做吏部郎，他大为光火，写信与其绝交。他在信中自称不堪流俗，“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是影射意图取代曹魏的司马昭，结果被强加一项“想帮助毋丘俭造反”的罪名给杀了（毋丘俭于魏正元二年[２５５年]在寿春起兵反司马氏，兵败而死）。
阮籍字嗣宗，他与嵇康同志，但是表现得不太露骨：他爱饮酒，司马昭想为儿子司马炎娶他的女儿，他就连续大醉六十天，不给司马昭以开口的机会。他听说步兵校尉衙门里的厨师善于酿酒，就要求去那里做步兵校尉。邻家有个美女，常当垆沽酒。他到她的店里喝酒，喝醉了，便躺在她的旁边睡觉，他自己不以为意，也不管那女人的丈夫是否在意。其实，他的“纵情、败礼”，都是做给司马昭看的，以示自己嗜酒如命，无所作为。但有两件事，却最能说明他的内心。一是他不允许儿子阮浑跟着去“通达、不饰小节”，说：“仲容（阮咸的字）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二是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强烈地同时又隐晦曲折地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近代诗学大师黄节在所著《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的《自叙》中说：“若自绝于礼法，则以礼法已为奸人假窃，不如绝之。其视富贵有同盗贼，志在济世，而迹落穷途；情伤一时，而心存百代。”这是真正了解阮籍的话。
向秀字子期，和嵇康友善。嵇康会打铁，向秀常做他的助手。嵇康死后，向秀到洛阳做了个闲官。司马昭看到他，冷言问道：“听说足下有高隐之志，怎么会来到此地？”向秀只得说：“以为巢父、许由等，对尧不够了解，不值得模仿。”这是把司马昭捧作尧，他听了自然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