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江河”或作“山河”)周顗人在建业,心却飞到了洛阳。众人听了,都相对流泪。王导不哭,他正色道:“我辈应当共同努力为国效劳,克复神州,何至于像楚囚一般,相向哭泣呢!”楚囚原指春秋时被俘到晋国的楚人钟仪,后来用以指处境窘迫的人。的确。在国事艰难的时候,重要的是振奋精神,在战略上蔑视困难,去打开局面。如果只是相对哭泣,一筹莫展,在意志上先垮了,怎么能战胜困难呢!王导的精神境界显然高出众人,所以有做一时领袖人物的资格。当时众人听了,都揩干了眼泪,向他谢过。
愍帝在长安即位后,因其名司马业,故为避讳,建业这个地名从此改为建康。上文提到,愍帝曾命琅邪王睿大举北伐,琅邪王不曾应命,只因祖逖的要求,让他独自率领部曲渡江北上。单看这件事情,似乎琅邪王睿和王导都不想“克复神州”。然而他们当时的处境实在是难,大举北伐是不可能的。
难在哪里?一是力量单薄,二是内部还有矛盾。王导努力争取南方士族的合作,但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真正合作。特别是过江的北方人增多后,这不可能不引起一部分南方人的疑虑,因此,愍帝建兴元年(313年),发生了周玘危害执政的事件。
义兴(今江苏宜兴)周氏是势力强大的大姓。周玘的父亲周处因梁王司马彤公报私仇,以孤军御强敌,战死沙场,已见前篇。周玘在西晋屡次不应州郡征召,应该是与父亲的死有关系。他在地方上声望极高。石冰、陈敏之外,还有一个侠持孙皓的儿子孙充造反的钱璯,都被他用乡里义兵平定,号为“三定江南”。他打完了仗,便解散部队,从他的行为看,他的目的只在安定乡土,不大像是为晋室办事。建兴元年,他正在做吴兴太守,自以为“失职”(不执掌朝政),又与琅邪王的亲信刁协有矛盾,就阴谋联络一部分人,要杀死执政的宫员,改用南方人士。琅邪王睿发觉密谋后,不采取公开镇压的办法,只先调他做南郡太守,等他动身后,再改任军咨祭酒,即抽掉实权,给一个闲官。他知道密谋泄露,忧愤而死,临终还对儿子周勰说:“杀我的是诸伧子,能报此仇,才好算我的儿子。”琅邪王和王导明知他要造反,但是仍然谥他为“忠烈”。他们只希望事情就此收场,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
周勰念念不忘父亲的遗言,指使吴兴功曹(太守的属员,相当于总务长)徐馥诈传叔父丞相从事中郎(丞相的幕僚)周札的命令,起兵讨伐王导、刁协。江东的土豪知道了,都愿意参加。建兴三年(315年)正月,徐馥杀死吴兴太守袁琇,发动事变。徐馥家里本来有部曲(私兵),加上响应的土豪,集结了好几千人。吴国末代皇帝孙皓的族人孙弼也在广德(今属安徽,离宜兴、湖州都不远)起兵,与他呼应。他们打算拥周札为主。周札这时因病正在义兴家里,得讯大惊,连忙去告诉义兴太守孔侃。周勰见叔父反对,没有敢发动。徐馥集结的本是乌合之众,他们见情况不妙,便倒戈杀掉徐馥。孙弼也被地方官镇压杀死。事变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是周氏族人周续又在家乡阳羡(今宜兴荆溪南)起兵。建康得讯,琅邪王想要讨伐,王导以为少发兵不能平定叛乱,多发兵则京师空虚。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命周续的族兄周莚只带一百名力士,回乡去平乱。周莚日夜赶路,到了家乡,遇见周续,只说同去见太守有话说。到了府里,周莚喝令郡吏吴曾,就在座上把周续杀死。一场事变,就此结束。
事后,晋政府对周勰并不追究,后来还让他做过临淮太守。司马氏和中原大族要做到同江东大族合作,实在不容易啊!处境如此,他们只能集中精力来稳定东南地区,除此以外,实在是别无他法。
而琅邪王本人,至少在东晋草创时期,只能以王导为主要依靠对象。大兴元年(318年),他即皇帝位时,命王导到御座上同坐。王导当然不肯。元帝(从这儿起,应该改口叫他元帝了)其实也是故作姿态。然而,他非依靠王导不可,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清楚。
晋元帝必须依靠王导,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王导的堂兄王敦是个实力派。王敦字处仲,曾被东海王越任为扬州刺史。元帝到江南后,扬州刺史刘陶死了,元帝就使王敦再担任这个职务。他和王导,一个做地方官,一个掌朝政。元帝仗着他们,巩固了统治,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元帝在建康立定脚跟已经很不容易,要把号令发到扬州(即今苏皖南部、上海市、浙江省)以外的地方并使之生效,自然更加困难。永嘉五年(311年),江州(今江西、福建二省和湘、鄂各一部分)刺史华轶就以没有看到来自洛阳的诏书为理由,不服从琅邪王的命令。这个问题闹到不得不用武力解决的地步。扬州刺史王敦做了讨伐华轶的主将。他攻杀华轶,又督率陶侃、周访等平定杜弢,稳定了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都稳定了,琅邪王睿管辖的地区就大体土与孙吴的疆域相同。元帝即位,加王敦江州牧。大兴元年(318年),任他为荆州牧,因王敦不肯接受,改为荆州刺史(刺史和牧都是州官,但牧比刺史为尊)。从此他坐镇荆州,掌握长江上游地区的军政大权,“王与马,共天下”的情况因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后情况又有变化。元帝对王导逐渐产生了猜忌的心理,对王敦更是疑虑重重,而王敦本人也成为跋扈的大军阀,这是后话。但是无论如何,在江东草创之初,王导和王敦都功不可没。王导更是奠定东晋立国基础的大功臣,他忠贞不贰,经历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始终是朝廷重臣。他在成帝咸康五年(339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王导自然是司马氏的忠臣,但是我们评价王导,绝不能局限于这个方面。我们必须知道,东晋立国实质上是两汉魏晋以来的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东晋和继续它的宋、齐、梁、陈四代,共计两百六十二年。尽管这五个朝代都是局处江东,然而中原人士都视之为文化正统所在。两个半世纪以后,中原的元气恢复了,民族融合了,于是南北一统,又揭开中华文明史的新的一页。历来史家往往从王导不曾恢复中原、不能阻止王敦叛乱等问题着眼,贬低王导的功绩。他们都没有抓住王导的主要贡献。陈寅格先生独具只眼,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中说:“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笔者认为陈先生是说得对的。
十一 刘琨之死
西晋时的北方重镇,以蓟、邺、晋阳最为紧要。蓟(今北京城西南)控扼东北,与鲜卑的宇文、慕容、段等部都是近邻。邺的位置虽在内地,但系曹魏旧都,是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位于山西高原的中心,北面有鲜卑拓跋氏的部落,肘腋之下又有匈奴五部,地位的重要,自然更不待言。晋朝要保持黄河以北地区的统治,必须牢牢地控制这三大重镇。
西晋晚年,邺首遭破坏。惠帝永兴元年(304年),王浚用鲜卑、乌桓等众打破邺,已见第五篇。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越使兄弟东燕王腾从晋阳移镇邺城,另任刘琨做并州刺史。这时匈奴刘渊在离石建国已有两年左右。并州郡县常遭匈奴骑兵攻击掳掠,人心恐慌,加以这年饥荒严重,将校官吏和一部分居民,都要跟着东燕王腾东迁。刘琨刚到晋东南的上党,东燕王腾就带着一万多将校官吏及百姓出井陉往河北平原粮食较多的地方去了。他们此行有个叫法,叫做“乞活”。并州没有走掉的人不满两万户,到处都有盗匪胡骑的踪迹,新官哪里能够从容上任!刘琨在上党招兵,编成一支五百人(一作千余人)的小部队,边打边走,到了晋阳。这时的晋阳已经被旧官抛弃了不少日子,官署多被烧毁,居民寥寥无几,根本不像一个军事重镇的样子。刘琨招抚流散,形势才逐渐稳定下来。
东燕王到了邺,朝廷改封他为新蔡王。他在邺不满半年,汲桑、石勒就打破了城子,他轻骑逃走,仍被抓住杀死。汲桑、石勒火烧邺宫,杀吏民一万多人,大掠而去。这座重镇事实上从此归于废弃。以后朝廷虽又派了征北将军和郁来守。永嘉二年(308年),他一见王弥、石勒打来,便把城子丢掉走了。
晋朝在黄河以北地区的残余力量只剩下了幽州王浚和并州刘琨。他们两人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王浚利令智昏,不度德,不量力,妄想乘乱割据,自以为汉高祖、魏武帝不足与自己相比,终于为石勒所灭,遗臭万年;刘琨艰难苦斗,誓与刘聪、石勒势不两立,虽终于为鲜卑段匹磾所害,毕竟博得了流芳百世的名声。
先说王浚。
王浚字彭祖,太原晋阳人。太原王氏是北方大族之一。他的父亲王沈颇有文才,很为曹魏高贵乡公曹髦所尊重信任。当年曹髦要率领宿卫去杀司马昭,先和他商量。他就去告诉司马昭。当时的舆论都说他不忠于君。但是他在晋朝算是一名开国元勋。他的儿子在仕途上自然升迁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