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这种向权奸屈节的话，嵇康、阮籍是不肯说的。向秀注过《庄子》，后来郭象以向注为基础，撰成新注（一说郭象窃取向注，只补了未完成的《秋水》、《至乐》两篇）。郭象字子玄（？～３１２年），做过东海王司马越的主簿（秘书），是个很喜欢卖弄权威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爱读《庄子》，似乎很矛盾，然而这种情况，历史上并不少见。
刘伶字伯伦，是个放浪形骸的人。他写过一篇《酒德颂》，和阮咸是七贤中比较次要的人物。
山涛和王戎的人生道路与嵇康、阮籍截然相反，都在晋朝做了大官。
山涛字巨源，与嵇康、阮籍等都爱好《老》、《庄》，但为人处世则与他们不同。他和司马懿的妻子有中表之亲，魏末虽很受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信任，但又不失为一正派人物。在晋初，他做冀州刺史，能够搜访贤才；后来做吏部尚书，对所举荐的人物，“各为题目”（分别作出品评），再为上奏，他的评语，当时号称“山公启事”。嵇康写信与他绝交，后在得罪临刑时，却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你不要怕没人照应。”可见嵇康对山涛的为人是肯定的。
王戎字溶仲。幼时有胆有识。六七岁时见猛兽在笼中吼叫，别人都害怕逃开，他却神色自若，站着不动。有一次，他与同伴在路边玩要时，见李树结满了果实，同伴都奔过去，想摘来吃，只有他不为所动，说：“树在路边，结了果实，却没有被人摘光，那一定是苦李。”后来一尝，果然如此。阮籍认识他的父亲王浑（这个王浑不是灭吴的大将王浑）。王戎十五岁时，阮籍便发觉他谈吐非凡。见识会在他父亲之上，从此就与之结为忘年交。但王戎实在是个清谈家。他做官没有政绩，领吏部时不选拔寒门素族的人才；拜了司徒，却把事务都交给属员经办，自己不管不问。他在政争剧烈的时候，与时浮沉，只求保全性命。但平时，他孳孳为利，到处购置田园、水碓，还常执牙筹，亲自算账。有件事最为后人不齿。他家种养的李子品质优良，因怕人家得到种籽，所以出售之前，要把果核挖掉。清谈家好说虚无，但对钱财都看得重而且实。这王戎是十足的伪君子。
王戎是琅邪临沂人。临沂王氏是北方著名大族。他的堂兄弟王衍（２５６～３１１年〕，字夷甫，更是负有盛名的清谈家，和乐广（字彦辅，？～３０４年）是晋初名士的领袖。
清谈风气是从曹魏正始年间（２４０～２４９年）开始的。之前，汉末清议着重于品评人物，至何晏、王弼等才转而谈玄，即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立论率以“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为宗旨。针对汉代儒生墨守成规的迂腐学风，“三玄”清谈确有顿开风气的作用，但是发展到崇尚虚无，把世事都看作俗务，那就太过分了。其实，当初何晏谈玄，并未荒于政事。他做吏部尚书，任用的官吏都能称职，但因为是司马懿的政敌，才被说得一无是处。到了王衍手里，他虽身居高位，却不能匡正时弊，只是一味地执玉柄麈尾，口谈玄言，其“不以经国，而思自全之计”（《晋书》本传语），这就不免要受人指责了。对此，本篇不拟具体多讲，只说他的末日一节，就可以见其为人了。永嘉五年（３１１年），他以太尉为大臣之首，送东海王越之丧东还，在途被汉将石勒所俘。这时他就对石勒说：“晋朝祸败，与己无关。本人不喜为官，不豫世事”。他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并且进一步劝石勒做皇帝，想以此保全自己，结果却被石勒骂了一顿。不知石勒为何觉得对这批人不可以动刀，他是令人在夜里推墙砸死他们的。
乐广与他不同，无论做什么官，在职时似无作为，离职后却常受人挂念。当时有些名士，如王澄、胡毋辅之等，为了表示通达，有时把衣服都脱光。乐广听了觉得可笑，只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必如此！”他官至尚书令，由于是成都王司马颖的岳父，后在政争中忧虑而死。
魏晋之际的文学有很高的成就，如阮籍的《咏怀诗》已见上述。西晋初年，三张、二傅、二陆、二潘、一左都是杰出的文士，均属文学史上之“太康时代”的中坚人物。三张是张华、张载、张协；二傅是傅玄、傅咸；二潘是潘安、潘尼；二陆是陆机、陆云；一左是左思。
张华字茂先（２３２～３００年），他的事功已见前篇，这里只说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这主要有两条。一是因身居高位面能奖掖文士，对太康时代的文学繁荣起过促进作用。二是写了一部《博物志》。这部书内容庞杂，涉及山川地理的知识，也有神话故事的材料，鲁迅把它归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之内（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他写的诗赋，在当时很有名气，但近人已不大读了。其余二张，张载字孟阳，他的兄弟张协字景阳，留传的作品都不多，近人对他们也比较陌生，可以从略。
傅玄字休奕（２１７～２７８年），他在世的年代稍早，但文学史却常把他写进太康时代。他做过司隶校尉，写的诗清新隽永，而见识更有可取。他不赞成清谈虚无，主张无鬼论，认为人死之后，不会有什么魂魄。这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傅咸字长虞（２３９～２９４年），是傅玄的儿子，也做过司隶校尉。他的诗并不好，但为人疾恶如仇，曾弹劾过好几个大官，如王戎就曾被他劾奏，外戚杨骏对他也很头疼。
陆机字士衡（２６１～３０３年），弟陆云字士龙（２６２～３０３年），二陆是孙吴名将陆逊的孙子。他们的父亲陆抗在吴末镇守江陵时，与晋襄阳守将羊祜既对峙抗衡，又互相尊重，至今还传为美谈。陆家是吴郡吴人，因陆逊初封华亭侯，华亭在今上海市松江区，所以今人又说陆家是上海人。吴国亡后，机、云兄弟在华亭住了几年。其间，陆机在这里作有《辩亡论》，论孙权之所以得、孙皓之所以亡，以及其祖与父的功业，同时对江东的土地之肥美、人才之优秀及江山之险要等，也都讲得清晰透彻，是一篇极精彩的文章。
太康末年，机、云二人到了洛阳。张华久闻二陆之名，见了面就高兴得像是碰到了老朋友。范阳人卢志却当着许多人的面问陆机：“陆逊、陆抗和你是什么关系？”当面直呼人家的祖、父之名，在古时是极为无礼的举动。陆机当即回敬他道：“同你与卢毓、卢珽一样。”卢志听了，做声不得。事后，陆云对兄长说：“异国路远，也许他真的不了解，何必叫他当场下不了台。”陆机说：“祖父和父亲的威名远播四海，怎么能说不了解！”世人以这事为根据，认为陆机的才识在陆云之上。
二陆声名虽高，然诗篇只以辞藻华丽见长，佳作不多。但是陆机的文章实在是好。除《辩亡论》外，如《豪士赋序》（刺齐王司马冏矜功自伐之作），《吊魏武帝序》等，都是历代传诵不衰之作。文字骈散结合，极一唱三叹之妙，陆机还有一篇《文赋》，是文学批评的早期著作。
二陆于晋初不甘寂寞，屡有建功立业之心，结果为奸人所谗，都遭冤杀，详见第五篇。
二潘中的潘安，字安仁（２４７一３００年），少时因姿容秀美，出行时，妇女掷果满车。他官至给事黄门侍郎，人称“潘黄门”。他工于叙哀，所作《悼亡诗》有“情文相生，如闻呜咽”之誉（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语，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赵王司马伦得势时，他被司马伦的亲信诬为与石祟谋乱面遇害。他的侄子潘尼，字正叔，诗文也有名气，但其实并没有精采的作品。
左思字太冲（约２５０～约３０５年），是有名的《三都赋》的作者。“三都”者，魏、蜀、吴的都城。他构思这篇大文章，下的功夫很大。如他对蜀中情况不太了解，就特地找人请教。他在家中到处放上纸笔，连厕所也不例外，只要想到好句子，便马上写出来。他用了十年时间，才把这篇文章写好。完成后，洛阳人争相传抄，纸张因而涨价。“洛阳纸贵”一语便由此而来。其实这种文章一味堆砌，并没有多少艺术价值。不过，相比其文，他的诗却写得极好，其《咏史诗》就堪称杰作。
在诸王争权的初期，左思因谢绝齐王司马冏任之为记室（秘书）的成命，从而没有被卷入政争的漩涡，得以善终。
左思的妹子左芬也有文名。晋武帝曾把她选入宫中，选拜修仪，后为贵嫔。左思貌丑口讷，左芬也不漂亮，她在宫里，实际上是个女秘书。
晋初能文善诗的人有许多，笔者不可能悉为列举，但还有两位，却决计不可省略，他们就是蜀中学者谯周的弟子陈寿、李密。
陈寿字承祚（２３３～２９７年），他入晋后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一是编成《蜀相诸葛亮集》；另一件是编撰了《三国志》。《三国志》虽稍简略，但仍不失为一部上乘史著，至今还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一道，同享“前四史”的美誉。
李密字令伯（２２４～２８７年），晋初，他因祖母年老须奉侍，不肯从命入朝，写了一篇《陈情表》。这是一篇为历代传诵的不朽之作。有人评道：“语浅而情深，事曲而笔达，一字一句皆由心曲中流出而来，墨痕泪渍，狼藉行间，千载读之，亦且感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