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费我思：直译为“恩惠”，即乐意效劳的意思。
还是小丑父亲的影响，格洛丽亚想着。她肯定在哪里见过这个广告语，费我思不是一个家政公司吗？格洛丽亚在她家附近见过这个家政公司的粉红色货车，去年帕姆家的清洁工得了膀胱脱垂，帕姆就靠他们打扫卫生。格洛丽亚从来都是自己打扫屋子，她喜欢打扫。做这些有用的事情能让日子过得很充实。
“是啊，当然。”塔蒂亚娜耸耸肩说，“如果你想让他们打扫屋子，他们会做的。”她听起来感觉很阴郁的口音似乎赋予了“打扫屋子”这个词以全新的含义，就好像“打扫屋子”这种活动不是要把屋子弄干净，而是要把屋子弄脏（如果还不至于说是弄得阴森恐怖）一样。
原本偎依在塔蒂亚娜胸脯边上的那张卡片还留有她身上的温度，这让格洛丽亚想起了捡鸡蛋这回事。她母亲在后院里养了鸡，她从那几只鸡的屁股下面掏出鸡蛋来，那时候战争已经过去好久了，其实没有必要再做这些事了。塔蒂亚娜把钱塞进了她的文胸。格洛丽亚也常常把贵重物品放在内衣的铠甲里携带，她坚信即使再嚣张的抢匪也不敢侵犯她那绝经期后老太所穿着的黛安芬“多琳”系列42E文胸所筑起的坚实堡垒。
他们一起走到这家医院的门口，路上经过一家商店，格洛丽亚买了一杯牛奶、一本邮票和一本杂志。要是这房子后面还有洗车行，她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
这幢大楼正面的出口像是隔绝两个不同气压环境的气闸室，人们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或是打着电话，或是等着出租车和来接自己的人，或者只是跑出来喘口气，也不知他们到医院来是迎生、送死还是进行常规治疗。几个穿着病号服的病人趿着拖鞋，透过被雨点沾湿了的玻璃墙，忧闷地注视着外面的世界。而玻璃墙的另一面，抽着烟的人也正同样忧闷地注视着里面的世界。
从温室般的医院里走出来，发觉外面很冷。
塔蒂亚娜发着抖，格洛丽亚便将自己丹尼马克牌的绿色长大衣借给她穿。没有了长大衣，格洛丽亚同其他中年妇女没有任何区别，而穿上长大衣的塔蒂亚娜则焕发出一种奇异的似乎不属于丹尼马克牌衣服的光彩。她噼里啪啦地嚼着口香糖，时不时地抽口烟，一边还用手机打着电话，说的是俄语，语速快极了。格洛丽亚不禁对她肃然起敬。
塔蒂亚娜比她自己的女儿要有意思多了。
“这件事肯定让你觉得很意外。”塔蒂亚娜打完了电话，回过头来对她说。
“嗯，是啊，”格洛丽亚说，“可以这么说。
我以前一直猜他会去高尔夫球场，看来他并没去过那里。”塔蒂亚娜拍拍她的肩膀，说：“别担心，格洛丽亚，他很快就会好的。”
“你这么觉得？”塔蒂亚娜像占卜师那样凝神看向远处，说道：“相信我。”她又发起抖来，这次似乎跟气温没有关系。她说：“我现在得走了。”她一抖身脱下了格洛丽亚的丹尼马克大衣，那姿势优雅极了，甚至有些夸张的舞台感。格洛丽亚想知道她以前是不是学过芭蕾，不过她摇了摇头，一边将大衣还给格洛丽亚，一边说道：“高空秋千。”格洛丽亚最后看到塔蒂亚娜时，她正钻进一辆之前悄悄停在路边的汽车，那车子的窗玻璃上贴着黑膜。格洛丽亚开始还以为那是格雷厄姆的车，不过她马上意识到他此刻身在何处。
9
那个对马丁嫣然一笑的护士在候诊室里找到了他。她在他边上坐下，马丁这时候还以为她要告诉他保罗·布拉德利已经死亡的消息。既然他管上了这事，好像就对他负有责任了，他是不是应该接手安排他的葬礼呢？“还要等一小会，”她说，“我们现在就等医生回来了，医生回来说可以，他大概就能出院了。”
“出院？”马丁惊讶极了，他还记得保罗·布拉德利在救护车里的样子，流了那么多血，他裹着的那条襁褓般的毯子血迹斑斑，就像裹尸布一样。他以为他还挣扎在昏迷的边缘。
“他头部的伤伤得并不深，头骨没有破裂。
我们没有理由不让他回家，只要你能整晚陪在他身边看护着他。曾经昏迷过的病人我们都会这么要求，不管昏迷的时间有多短。”她一直冲着他笑，于是他说：“是的。好的，没问题。谢谢你——？”
“萨拉。”
“萨拉。谢谢你，萨拉。”她好像非常年轻，身材娇小，简直是整洁的化身，金黄色的头发一丝不乱地梳成像芭蕾舞演员那样紧密的发髻。
“他说你是个英雄。”她说。
“没这回事。”萨拉笑了，可是他没怎么看清楚她是不是在笑。她的头歪向一侧，像只小麻雀。
“你看起来很面熟。”她说。
“是吗？”他知道自己长了张容易被人忘记的脸。他是个容易被人忘记的人，任何见到他本人的人都会对他感到失望。
“哦，你真矮！”去年图书见面会后的提问时间，有个女人大声说道。
“难道不是吗？”她转向会场里的其他听众寻求认同，大家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所有人都点着头看着他笑，好像他一下子变成了个小孩。可他身高五英尺八，真的不算矮。
难道是他写的东西看起来像是矮男人写的吗？矮男人写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呢？他还没在书的护封上放过照片，他猜这是因为出版商们觉得放了他的照片对书的销售并没有什么帮助。
“哦，不是的，”梅拉妮说，“这是为了让你保持神秘感。”他最近那本书出版的时候，他们忽然改变了主意，找了个著名摄影师来为他拍照，想要抓出他身上“更有感觉”的东西。（更准确地说是“让他性感起来”，马丁在一封他们写的邮件里看到了这句话，那封邮件错误地被转发给了他，或者说他希望这是个错误。）那个摄影师，一个女人，向他推荐了布莱克福德池塘作为拍摄地点，她想要在冬季萧瑟的树木旁拍些情调忧郁的黑白照片。
“想想悲伤的事。”她启发他说。
旁边刚巧有个妈妈带着她的小孩子们正在喂鸭子和天鹅，他们张大了好奇的眼睛注视着他们。马丁的悲伤并不是说来就来的，只有当意外出现的情境叩开了他心灵的闸门，悲伤才能够汩汩流出，那样的情境可能是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公益广告中的死猫形象，可能是老纪录片里展现的成堆的眼镜和公文包①，也可能是海顿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的演奏。伤感的，可怕的和崇高的情境都能在他身上产生催泪的效果。
①指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场景，死难者的眼镜和公文包被纳粹扔在一处，分别积成一堆。现在建立在原址上的博物馆展示了这些遗迹，还有死难者的鞋子堆，甚至是头发堆。
“想想你自己生活里的伤心事，”著名的摄影师劝诱着他，“比方说，你告别教士生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一定很难受吧？”听到这话，马丁终于反常地发火了：“我干不了这个。”
“对你来说太难了吗？”摄影师点着头问，半遮半掩地露出同情的神色。最后拍成的照片让他看起来像是个有礼貌的郊区连环杀手，于是那次出版的书的护封上还是没有他的照片。
“你要变得潇洒一点，马丁，”梅拉妮说。
“跟你说这个也算是我的工作。”她又说。
他皱着眉头说：“是这样吗？”潇洒的人能够让人过目不忘，而他不行，不管是他的名字还是他的人，都是那么容易让人忘记。对这世界而言，他不是潇洒的，是消失的。
“准确说也不是面熟，”萨拉说道，“我肯定在哪里见过你。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个作家。”他说完之后马上就后悔了。
这种话听起来总像是在炫耀（尽管成为作家这件事本身并不能说跟傲慢有什么关联）。而且这句话永远会把他带向对话的死胡同，沿着一条一成不变的轨道。
“真的吗？你是作家啊？你都写些什么呢？”
“小说。”
“什么类型的小说啊？”
“罪案小说。”
“真的吗？你从哪里得到灵感呢？”马丁觉得这最后的问题实在太大了，涉及到神经科学和生存现状，已经超出他所能回答的范围，可他还总得去回答。
“哦，你知道，”这段时间他找到了比较模糊的答法，“这不一定啊。”（“你想得太多了，马丁，”他的中国针灸师陈明说，“这没什么好处。”）“真的吗？”萨拉说，似乎用她涉世未深的头脑努力想象着成为一个作家的全部意义。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作家是个光彩照人的职业，可是对马丁来说，他实在看不出日复一日地独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作有什么光彩照人的地方，总得控制自己别发疯倒是真的。
“温情的罪案小说，”马丁说，“你知道，再没有比这更糟糕更血腥的了。就像马普尔小姐碰上了芬利博士①。”他也觉得自己这些话听起来很像是在为他写的那些小说开解。这两个人物也不知道她听说过没有，也许都没听说过。
①芬利博士：苏格兰作家A·J·克罗宁的侦探小说人物。
“主人公叫做尼娜·赖利，”他不得不继续说下去，“她从她叔叔那里继承了一家侦探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