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在现在发生呢？世界一片宁静，可预见的未来一帆风顺。如果这是我自找的，那么我道歉，她想……或者她是在祈祷。收回去吧，请收回去。
“我打开冰箱，”哈维说，“看看里面，发现一盘蒙着莎纶布的辣味烤蛋。我很高兴——早上七点我竟然就想吃午餐了！”
他笑了。珍妮特——珍克斯——却低头看着水池里的小锅，和忘在里面的那颗煮得很老的鸡蛋。其他的鸡蛋都已经剥好皮，一切为二，挖出了蛋黄。它们放在滤水架旁的一只碗里，旁边放着一罐蛋黄酱。她是打算午餐做辣味烤蛋的，再配上一盘蔬菜沙拉。
“我不想往下听。”她说，但声音低得连自己都听不见。她还曾经参加过戏剧俱乐部，现在她的声音却连厨房那边都传不过去。胸腔里的肌肉感觉很松弛无力，要是哈维再试着去打网球的话，也会对自己的腿有同样的感觉。
“我想，就吃一个吧，”哈维说，“但又接着想，还是算了吧，她会冲我吼的。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我赶紧冲过去接，生怕铃声把你吵醒了。可怕的在后面。你想听吗？”
不，她站在水池边想，我不想听可怕的那部分。但与此同时，她又的确想听，每个人都想，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疯子，她的母亲确实曾说过，把梦说出来就不会成真，意思就是应该把噩梦告诉别人，美梦留给自己，就像把掉下的牙齿藏到枕头下一样。
他们有三个女儿，一个就住在同一条路上。快乐的离婚妇女詹娜，和布什双胞胎女儿中的一个同名，不知道她有多讨厌这个巧合，所以现在坚持要所有人都叫她简。三个女儿，意味着枕头下的许多颗牙齿，意味着数不尽的操劳和操心，长大些还要警惕她们不要被陌生男人用糖果和顺风车骗走。哦，她多希望母亲是对的，说出噩梦就像把木棍钉进吸血鬼的心脏。
“我拿起听筒，”哈维说，“是特丽莎打来的。”特丽莎是他们的大女儿，在开始对男孩们感兴趣之前崇拜霍迪尼和百仕通①（①哈利·霍迪尼，美国著名的魔术师、逃亡特技专家。百仕通，全球领先的投资管理和金融咨询公司。）。“她叫了一声‘爸爸，就不说话了，但我知道是特丽莎。你也知道，我们总能听得出来。”
是的。她知道，总能听得出来。只要说一个字，就能听出是自己的孩子，至少在她们长大、属于别人之前是这样。
“我说，‘嗨，特丽莎，怎么这么早打电话，宝贝儿？你妈还睡着呢。’一开始，电话那头没有回音，我还以为断线了呢，接着却听到了低声抽泣和说话的声音。话不成句，都是断断续续的，好像是她想说话，却没有力气或无法呼吸。我是从那时开始害怕的。”
好吧，他可真迟钝，对不对？因为珍妮特——她是莎拉·劳伦斯学院的珍克斯，戏剧俱乐部的珍克斯，高超的法式接吻高手珍克斯，喜欢抽吉泰恩①同时假装喜欢喝龙舌兰酒的珍克斯——珍妮特早就开始害怕了，甚至在哈维提到弗兰克，弗莱德曼那辆沃尔沃一侧的凹痕前就开始害怕了。
①吉泰恩，一种味道浓烈的黑色卷烟。
她想起了不到一周前和汉娜通的那个最终又发展到老年痴呆的电话。汉娜在城里，珍妮特窝在起居室靠窗的椅子上，看着韦斯特波特镇属于他们的那一亩三分地和所有蓬勃生长、美得让她双眼湿润的植物。对话发展到老年痴呆之前，她们谈到了露西和弗兰克，弗莱德曼，那句话是谁说的来着？她们俩不知谁说了一句：“如果他继续喝了酒开车，也不知道谁会被他撞死。”
“然后，特丽莎说了个什么词，听上去像‘酒渣’什么的，但在梦里，我知道她是在……吞音？……是那么说吗？省掉第一个音节，她真正想说的是‘警察’。我问她警察怎么了，她到底想说什么，然后坐了下来，就在这里。”
他指了指被他们称为电话专座的那把椅子。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又说了些不成句的话，听也听不懂。我想，她这点最让我抓狂，还和以前一样大惊小怪。但就在那时，她十分清楚地说了个词‘号码，。我明白了——就像我知道她刚才想说的是‘警察’一样——她想告诉我，警察没有我们的号码，所以才给她打电话。”
珍妮特呆呆地点点头。两年前，记者们不停地就安然破产一事打电话采访哈维，尤其是在晚餐时间，他们不堪其扰，决定把自家的号码从黄页上去掉。并不是因为他跟安然有什么关系，而是大型能源公司恰好在他的专业领域内。
几年前，他甚至参与了一个项目，为总统提供政策参考。当时是克林顿执政，而那时的世界（按照她谦卑的看法）是个稍微美好、稍微安全点的所在。尽管哈维身上有很多让她不喜欢的地方，但她确信一点，他的诚实守信是安然那帮蛀虫加起来都比不过的。或许她有时会觉得老实人无趣，可她知道他的可贵。
警察们不是有办法找到不在黄页上的电话号码吗？但也许如果他们急着调查案件或通知什么人时就会用这样更省力的方法。况且，梦又不需要讲逻辑，不是吗？梦，毕竟是来自潜意识里的诗歌。
而现在，她再也无法忍受一动不动地呆站着，于是便走到厨房门边，看着明亮的六月天和苏文路。对她而言，眼前的一切就是美国梦的微缩版本，多么宁静的早晨，露珠还在草叶上闪光。可她的心却在狂跳，汗水沿着脸颊往下淌，她想对他说停下，不能把这个梦说出来，不能把这个噩梦说出来。她必须提醒他，詹娜——也就是简——就住在路那头。
她在村里的音像店里工作，周末的晚上常在高尔德酒吧和像弗兰克·弗莱德曼这样的人一起喝酒，消磨时光，也不管他老得足可以做她爸爸了。毫无疑问，年龄上的差距正是这种交往的魅力之一。
“都是些含糊的、半个半个的词，”哈维说，“她没办法说清楚。然后，我听到了‘死了，’立刻就知道说的是我们的一个女儿。我就是知道。不是特丽莎，因为打电话的是特丽莎，那么剩下詹娜，或者是斯蒂芬妮。我很害怕，甚至坐在那儿开始想宁愿是哪个呢，就像他妈的该死的‘苏菲的选择’。我开始冲她喊：‘告诉我是哪一个！告诉我是哪一个！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是哪一个！’但那时，真实的世界开始浮现……我一直觉得是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存在的……”
哈维短促地笑了一声。在清晨明亮的阳光下，珍妮特看见弗兰克·弗莱德曼那辆沃尔沃的凹痕中央是红色的，红色的中心有一个深色的污点，也许是泥，或者是头发也说不定。她仿佛看到凌晨两点，弗兰克沿着路缘弯弯扭扭地开着车，醉得连车道都没上，更不用说把车开进车库了——别的不说，单是车库门那么窄就很麻烦。
她看到他低着头跌跌撞撞地朝家里走去，鼻孔里喘着粗气。
“那时，我意识到身在床上，还听到根本不像自己的低声叫喊，而且没有一个词能听清。听上去像是‘过-斯-纳-克，过-斯-纳-克。过-斯-纳-克，瑞-斯！’”
告诉我是哪一个。告诉我是哪一个，特丽莎。
哈维陷入了沉默，思考着，琢磨着。微尘绕着他的脑袋飞舞，阳光照耀下的T恤亮得让人无法凝视；那是件洗衣液的广告衫。
“我躺在那儿，等着你进来看看出了什么事，”他终于开口说，“我躺在那儿，浑身鸡皮疙瘩，不停地颤抖，一边告诉自己那只是个梦，就像你对我说的一样。但同时，我又觉得那个梦无比真实。不可思议的真实，又很可怕。”
他不说话了，像是在考虑接下来说什么，又像是不确定妻子是否还在听。他的珍克斯此时满脑子想的却是别的东西。她正聚集所有意志力试图说服自己，刚刚看到的那块红色不是血，而是沃尔沃的内层油漆，刮擦之后露了出来。她的潜意识拼了命要把“内层油漆”这个词抛出来。
“真是神奇，对不对，想象可以那么真切？”他开口道，“那样的梦就像是一个诗人——最伟大的一类——对自己诗歌的要求。每个细节都那么清晰明确。”
他再次陷入了沉默。此时的厨房属于阳光和飞舞的微尘，外面的世界仿佛停滞了。珍妮特看着街对面的沃尔沃；它似乎在她的眼中跳动起来，像砖块一样沉重。而当电话铃声响起来时，要是她还能够自由呼吸，她会大叫起来；要是她还能抬起双手，她会捂住耳朵。她听见响第二声时，哈维起身走到电话机旁，接着是第三声。
一定是打错了，她想。必须是打错了，因为只要把梦说出来，就不会成真。
哈维说：“喂？”
休息站
他猜想，在杰克逊维尔和萨拉索塔之间的某处，他像电话亭里的克拉克·肯特①一样来了个文学意义上的变身。只是他记不起具体的地点和方式，这就说明其过程并无戏剧性。那么，它还有意义吗？
①“超人”在生活中叫克拉克·肯特，总在电话亭中换装变身。
有时，他告诉自己，答案是否定的，这整套里克·哈丁／约翰·戴克斯特拉的转换不过是假的，纯粹文字游戏。就像阿奇博尔德·布洛格特——他的本名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扮演卡里·格兰特，或是伊万·亨特——其出生时的名字是萨尔瓦托雷·某某某——以埃德·麦克贝恩的身份写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