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代青年人中间,谁也记不得在他和女人的最初接触中有多少值得他怀着真正出自肺腑的喜悦留恋的插曲。因为除了那种迫使他们不得不始终小心谨慎和藏藏掖掖的社会压力之外,当时还有另一种给心灵蒙上阴影的因素,即使是在最充满深情的时刻也摆脱不掉这种阴影,即害怕传染上性病。在这一点上,当时的青年和今天的青年相比,也要吃亏得多。因为不要忘记性传染病在四十年前流行的程度要比今天严重一百倍,而更主要的是,要比今天危险和可怕一百倍。这是由于当时的医院对性传染病实际上是束手无策,没有像今天这样一种又快又干脆的科学治疗方法。今天,性传染病已不当一回事。中小型大学的校医院用保尔·埃里希①的疗法常常只需几个星期就把性传染病治愈了,以致一个教授无法给他的大学生们看一种刚传染上梅毒的初期病症。但在当时,根据军方和大城市的统计,十个年轻人中至少有一两个成为性传染病的牺牲品而丧命,因此不断有人提醒青年人要注意这种危险,当你在维也纳沿街行走时,每隔六七家门面,就会看到这样的招牌:“皮肤病和性病专科医师”。再说,不光是害怕传染上性病,更令人害怕的是当时那种望而生畏和有失人格尊严的治疗方法；今
天世界上的人已不再知道那种治疗方法了:一个传染上梅毒的患者得把整个
身体让人用水银涂上好几个星期；其副作用则是牙齿脱落、身体其他各部位
受到损害。一个偶然沾上了这种恶疾的不幸牺牲者感到不仅自己的心灵而且身体也大大受到法污。再则,纵然经过这样可怕的治疗之后,患者也不能一辈子肯定,可怕的病毒是否就不会从包囊中随时复发,以致由于脊椎麻痹而全身瘫痪,前额后面的大脑软化。所以,当时有许多年轻人一旦发现自己被诊断患有梅毒,就立刻拿起手枪自杀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认为,让自己和自己的近亲被人怀疑患有不治之症而讨嫌,在感情上是无法忍受的。不仅如此,一种始终只能在暗地里过的性生活还会带来其他种种忧虑。当我今天细细回忆过去时,我几乎不知道在我青年时代的同伴中有哪一个不是带着苍白的面容和惘然若失的目光突然而来的,其中有一个是因为得了梅毒,或者
说他怕自己已经得了梅毒；第二个是因为要让女方堕胎而受到敲榨勒索；第
三个是想背着家里去治病,但又没有钱,第四个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为了
一个女招待推给他的孩子支付赡养费；第五个是因为他的钱包在一家妓院里
被窃但又不敢去告发。总而言之,在那个假道德的时代,青年们的生活比那些御用文人所写的小说和戏剧要戏剧性得多,另一方面也要不干不净得多,紧张得多,同时也令人沮丧得多。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就青年人的性爱而言,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自由和幸福；而那种性爱却是他们的年龄所决定的。
这一切之所以必须在一幅忠实反映时代风貌的画面中反复强调,是因为当我今天和第一次大战后的年轻人聊天时,我几乎经常不得不强迫他们相信,我们当时的青年人和他们这一代青年人相比,根本不能说是幸运的。当然,从公民的意义上讲,我们比今大的一代青年享有更多的自由。今天的一代青年得被迫去服兵役、服劳役,目的无非是为了让许多国家的群众服从某种意识形态,而主要是听凭那种愚蠢的世界政治的专横摆布。而我们当时却能不受干扰地献身于自己的艺术和各种精神爱好,使私生活更加个性化。我们生活得更富有世界主义,全世界都向我们开放。我们不需要护照和通行证就能到处旅行,想上哪里就上哪里。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思想、出身、种族和宗教信仰。我丝毫不否认,我们事实上享有比今天多得多的个人自由。我们不仅热爱个人自由,而且充分利用这种个人自由。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①所说的:“我们一会儿缺酒,一会儿缺酒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两全俱美的事是很少有的。当社会风尚给人以自由时,国家却要去束缚他。当国家给人以自由时,社会风尚却要想法去奴役他。我们确曾有过较好的生活①保尔·埃里希(paul Ehrlic,一八五四—一九一五),德国著名医生和化学家,由于发明治疗梅毒的药品“六○六”而闻名于世。
①弗里德里希·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一八一三——一八六三),著名德语作家。
和见过较多的世面。但是今天的青年生活得更丰富,而且更有意识地在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今天的年轻人,从自己的中学、大学走出来时,总是昂着头,带着愉快的面容,兴高采烈,小伙子和姑娘们能相处在一起,在学习中结成自由的无忧无虑的友谊,而没有虚假的羞涩腼腆。他们一起运动、一起游戏、一起滑雪,象古希腊罗马时代似的在游泳池里自由自在地比赛,男女两人乘着小轿车穿过田野,他们像兄弟姐妹似的过着各种各样健康而又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有任何内在和外界的压力,每当我看到这种情景时,我总觉得,我们和他们之间不是相隔四十年而是一千年；当时我们为了表达爱情和接受爱情,总得找个隐蔽的角落。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有利于青年一代的社会风尚的变革有多么巨大!他们在爱情和生活方面重又得到了那么多的自由!并且在这种新自由中身心都变得非常健康!我觉得,自从允许妇女们举止风度可以自由随便以来,她们漂亮多了,走起路来挺胸直腰,眼睛显得更加有神,谈话也不再那样装腔作势。这新的一代青年摆脱了父母、姑姨和教师们的监督,早已不知道那些曾妨碍我们发展的各种阻力、畏惧和紧张情绪。
他们平时除了对自己和对良心负责以外,无需向任何人汇报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是他们所具有的另一种自信心。他们再也不知道我们当年为了干一件男女之间违禁的事而必须采取拐弯抹角和偷愉摸摸的伎俩,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干那种违禁之事乃是他们的权利。他们热情洋溢、生气勃勃、以那种和他们年龄相当的漫不经心和无忧无虑态度,幸福地享受着青春年华。不过我觉得,这种幸福之中的最大幸福,是他们不必在别人面前撒谎,而是可以把自己的自然感情和欲望诚实地披露,不必自欺欺人。今天的年轻人可以一辈子无忧无虑地生活,心中没有我们当年青年人畏俱的各种精神压力。由于认识到男女相爱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我们当年在爱情中觉得特别珍惜和诱人的那挡子事,他们可能觉得无所谓；在他们身上没有那种羞涩和腼腆的神秘阻力,没有那种合情脉脉之中的多愁善感,他们甚至根本不会料到,正是那种对忌讳之事所抱的恐惧才神秘地增加了享乐的趣味。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一切和下面这样一种拯救人的转变相比较,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今天的青年没有那种战战兢兢和沮丧消沉的情绪,而是充分享有我们当年不曾有的东西:无拘无束的感情和自信。
人生大学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令人厌烦的中学生活在上个世纪的最后
一年结束。我们勉勉强强通过了毕业考试——因为我们对于数学、物理以及那些经院式的烦琐课程又究竟知道些什么呢?可校长却为此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向我们这群身穿庄重黑礼服的毕业生表示他的祝贺,说我们现在已长大成人,今后应兢兢业业为祖国增光。随着毕业,同学之间长达八年之久的友谊也就烟消云散了。从那以后我只再度相逢过少数几个在中学时代风雨同舟的伙伴。我们大多数人进了大学。那些不得不寻找职业和工作的人只好用羡慕的目光看我们。
因为在那已经消逝的时代,奥地利的大学还有着一种具有浪漫色彩的特殊荣耀,当上一名大学生,就会享有某些特权,从而使年纪轻轻的大学生们觉得自己要比他们所有的同龄人都优越得多。对于这种古老的离奇现象,在德语国家之外大概是很少有人了解的,因此需要对这种离奇现象的荒诞性似不合时宜性作一番解释。我们奥地利的大学大多创建于中世纪,在那个时候从事学术生涯,是被视为一种不同寻常的事。为了吸引年轻人上大学,就得给他们一定的特权。中世纪的大学生是不受一般法庭制裁的,警察也不能到大学里来搜捕人或找麻烦。大学生穿的是特制的服装。他们有权与人决斗而不受惩罚。人们承认他们是一个有着自己习俗或者说恶习的帮派。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生活的逐渐民主化,当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其他种种帮派和行会日趋式微而解体时,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学者们也早已在全欧失去了这种特权地位。然而唯有德国和这个操德语的奥地利,等级观念依然一直凌驾于民主之上。大学生们顽固地抱着这些早已失去任何意义的特权不放,甚至还想把特权扩大,使之形成一种大学生们的特殊惯例。一个操德语的大学生觉得自己除了享有公民的和一般的荣誉之外,首先应该享有一种大学生的特殊“荣誉”。因此,要是谁侮辱了他,谁就必须答应“决斗”。也就是说,非用武器决一雌雄不可,如果那人证明自己也“有权进行决斗”的话。所谓“有权进行决斗”,根据这种自鸣得意的说法本身,显然不是指某个商人或者某个银行家,而是指只有受过大学教育和有学位的人或者军官才能享有这种和一个嘴上无毛的愚蠢年轻人进行击剑的特殊“荣誉”,这种“荣誉”在几百万人中间也难得有第二个人能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