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课堂里的五位演员没有一个是真正登上舞台成为演员的。在《潘神》和《艺术之页》上登过名字的那几个诗人,也在锋芒初露之后当上了庸庸碌碌的律师和官员；也许他们今天会对自己当年的雄心壮志,忧伤地或自嘲地付之一笑。
我是所有那些人中间唯一在自己身上保持了创作热情的人,并使这种热情成为我一生中的核心与本性。但是,我今天仍以感激的心情怀念着那些同窗!他们曾给予我多少帮助呵!那种热烈的讨论、那种你追我赶的劲头、那种相互的表扬和批评,曾是怎样早早地锻炼了我的手和脑筋,使我的精神世界大大开阔。我们大家是怎样轻松愉快地摆脱学校的无聊和单调的呵!今天,每当我听到舒伯特的那首不朽之歌:“你,述人的艺术,总是在那无比空虚的时刻,使我们沉湎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时,往事又历历在目,我仿佛看见我们耷拉着双肩坐在可怜的冷板凳上,然后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兴奋地闪动着炯炯发亮的眼睛,评论和朗诵着诗歌,兴致之高早已把狭隘的小天地忘得一干二净,真的“沉湎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当然,这种对艺术的偏狂,这种对“美”的近乎荒唐的过分推崇,只有牺牲了我们那个年龄的通常兴趣才能得以实现。当我今天问自己,当年我们
是怎样找到阅读所有那些书籍的时间的——因为我们白天都已被上学的时间
一八八八年成为新闻记者,一八九二年创办自己的政治周刊《未来》(die Zukunft),独家经营并作为个人的战斗喉舌。
①品达(Pindar,约公元前五一八——四四二),古希腊会唱琴歌的职业诗人。
和必要的起居用餐树间挤满,我这才明白,那是以大大损失我们的睡眠,从而也损害了我们精神焕发的身体为代价的。虽然我每天早晨必须在七点起床,但是我却从未在深夜一两点钟以前把我的读物释手,而且从那时起就永远养成了一种坏习惯:即便到了深夜,我还要看一两小时的书。所以我当时每天早晨都是在最后一分钟匆匆忙忙赴往学校,两眼惺忪,脸洗得十分马虎,
一边疾步走路一边嚼着抹了黄油的面包片；我今天不记得有哪一天不足这样
的,我们这一群小学究,看上去全都脸若菜色,骨瘦如柴,就像没有成熟的水果,此外,衣着也不修边幅——这些都毫不奇怪。因为我们把零用钱的每个赫勒①都用在看戏、听音乐会和购买图书上了,再说,我们也并不在乎要让年轻的姑娘们喜欢我们；我们只是想要给高级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觉得和年轻的姑娘们一起散步是浪费时间,因为我们在学问上非常傲慢,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女性在智力上就是差,我们不愿意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化在肤浅的闲扯上。我们对一切体育运动都不闻不问,甚至瞧不起。要让今天的年轻人理解这一点可能很不容易。诚然,体育运动的浪潮在上个世纪还没有从英国冲击到我们欧洲大陆。当时,还没有这样的体育场:当一个拳击手用拳头向另一个拳击手的下颚频频猛击时,上万的观众会兴奋得狂呼乱叫。报纸还没有派出自己的记者,让他们用通栏的篇幅像荷马史诗似的报道一场曲棍球比赛。在我们那个时代,摔跤、体育协会、举重纪录,这一切还都是郊外发生的事。参加者乃是屠夫和搬运夫之流。只有那种比较高雅、比较贵族气的赛跑运动,才一年有几次把所谓“上流社会”的人吸引到赛跑场上,但也不是我们这些把任何体力活动视为纯粹浪费时间的人。当我十三岁开始感染到那种对学问和文学的爱好时,我也就停止了滑冰、把父母给我用来学习跳舞的钱全用来买书。我到了十八岁还不会游泳、不会跳舞、不会打网球。一直到今天我既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开汽车。在体育运动方面任何一个十岁的男孩都可以讥笑我。即使到了今天的一九四一年,我还不大分得清棒球和足球、曲棍球和马球。每张报纸的体育部分,我觉得都像是用中国字写的,一点也弄不明白。我对所有那些体育运动的成绩——速度和评分的记录,就像哪位波斯的沙阿①一样不开窍,有一次,有人鼓动那位沙阿去参加一次跑马大赛,他却以东方人的智慧说道:“干吗?我本来就知道总有一匹马比另一匹跑得快,哪一匹跑得快,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也同样轻视锻炼自己的身体,觉得这是白白浪费时间。唯有下棋尚得我们几分垂青,因为它需要动脑筋。而更为荒谬的是:虽然我们觉得自己正在成为诗人或者有潜力成为诗人,但是我们却很少关心自己周围的大自然。在我头二十年的生涯中,我几乎没有好好看一看维也纳周围的美丽风光。当最美、最热的夏天来临时,城里空空荡荡,却使我们更加迷恋这座城市,因为我们可以乘此机会在咖啡馆里读到更多的报章杂志,到手得快,种类也丰富。后来,我曾用了好几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来弥补我身体上的那种不可避免的笨拙,来调整那种幼稚的贪多求快的过度紧张的生活。不过,总的说来,我对我中学时代的那种狂热,对那种只用眼睛和脑子的生活从未后悔过。它曾把一种我永远不愿失去的求知热情注入我的血液之中。我在以后所读的书和所学到的一切,都是建立在那几年的坚实的基础之上。一个人的肌肉缺乏殷炼,以后还是可以补①赫勒(Heller),奥地利货币名,等于百分之一克朗。
①沙阿,古时波斯国王的称呼。
偿的,而智力的飞跃,即心灵中那种内在理解力则不同,它只能在形成时的决定性的那几年里进行锻炼,只有早早学会把自己的心灵大大敞开的人,以后才能够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心中。
我们青年时代所经历的,正是在艺术方面酝酿着的一些新事物,即一些
比我们的父母和周围的人所曾满足过的更为热烈、更成问题、更有诱惑力的
事物。但是,由于被生活中的这一部分内容所深深吸引,我们没有注意到美学领域里的这种转变只不过是许许多多意义更为深远的变化的波及和先兆。
这些变化将动摇和最终毁灭我们父辈们的太平世界。一场令人瞩目的社会结构大变革已开始在我们这个昏昏欲睡的古老的奥地利酝酿。几十年来,心甘情愿和一声不吭地把统治地位让给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突然变得不再安分守己。他们组织起来,要求得到自己的权利。正是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政治如同疾风暴雨冲进平静、安逸的生活。这新的世纪要求有一种新的制度、一个新的时代。
在奥地利的各种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首先兴起的是社会主义运动。
在此之前,被我们错误地称为“普遍”的选举权,实际上只是赋予交纳了一定税款的有产阶级。然而,从这个阶级中挑选出来的律师们以及农场主们却真诚地相信,自己在国会里是“民众”的代表和发言人。他们为自己是受过教育的人,甚至大部分是受过高等学府教育的人而无比自傲。
他们讲究尊严、体面、高雅的谈吐,因此国会开会时就像一家高级俱乐部的晚间讨论会。这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出于自己对自由主义的信仰,真诚地相信通过宽容和理性必然会使世界进步,他们主张用小小的妥协和逐渐的改善,来促进全体子民们的福利,并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但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仅仅代表大城市里五万或十万生活富裕的人,而并不代表全州儿十万和几百万人。在此期间,机器生产也起到了作用,它把以往分散的工人集中到工业中来。在一位俊杰——维克托·阿德勒①博士的领导下,奥地利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旨在实现无产阶级的各种要求；无产阶级要求有真正普遍和人人平等的选举权。可是,这种选举权刚一实行,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刚一被迫实行,人们就立刻发现,备受推崇的自由主义是何等的脆弱。随着自由主义的消失,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和睦相处也就不复存在。现在处处是激烈的利害冲突。斗争开始了。
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使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发生决定性
转折的那一天。工人们为了第一次显示自己的力量和人众势大,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宣布五月一日是劳功人民的节日,并决定在普拉特绿化区游行,而且游行队伍要进入那条主要的林荫大道,如果在平时,那条美丽、宽阔的栗子树大道上只有贵族和富裕市民的马车和华丽车辆在巡礼。善良的自由派市民们一听到工人们的这一宣布,吓得目瞪口呆。社会党人这个词,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是带着一股血腥气和恐怖主义的味道的,就像以前听到雅各宾派和以后听到布尔什维克这个同一样。人们乍一听,根本不可能相信,这群从郊区来的赤色分子在进入市区时会不焚烧房屋,不抢劫商店和干出一切可以想象的暴行。城里一片惊慌。全城和郊区的警察都被派到普拉特大街上值勤。军队处于戒备状态。没有一辆私人的华丽马车或出租马车敢驶近普拉①维克托·阿德勒(Viktor Adlet,一八五二——一九一八),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建人。
特地区。商人们早已拉下店铺的铁制护窗板。我记得,父母们严厉禁止我们这些孩子在维也纳将会看到一片火海的那一天上街。可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工人们带着自己的妻小,列成四人一排的整齐队伍,十分守纪律地走迸普拉特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