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男子的流行打扮是:让人无法稍微松动一下的、笔直的硬高领,燕尾很长的黑札服和会使人联想到烟囱的大礼帽,这已经够可笑的了；可是从前的一位“女士”的打扮才令人喷饭呢!穿着那身打扮是既繁琐又费劲,一举一动都极不自然!腰间紧系着一件用鲸鱼须骨制成的紧胸衣,活像马蜂的细腰；下身又穿着鼓起的一口大钟似的肥大裙子；颈脖上的衣领扣得又紧又高,直至下颚；双脚完全是盖严的；梳成无数小曲鬈、螺鬟和辫子的头发高高耸起,上面是珠光宝气、摇摇晃晃的头饰；即便是最热的夏天,双手也都捂在手套里。这种在今天早已成为历史人物的“女士”虽然香气扑鼻、戴着各种首饰、满身是精细的花边、褶裥、流苏,但仍然是一个值得怜悯和不能自理的不幸之人。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凡是打扮成这种像骑士一般全副武装的女人,再也不可能生气勃勃、轻盈而自由地行动；有了这样一副穿戴,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态,以及全身装模作样产生的效果,都显得矫揉造作、极不自然,且不说社交方面的教育,光是这一身“女士”穿戴:这类夜礼眼的穿上和脱下,程序就十分繁琐,没有别人帮助是根本不可能的。首先,得把背后的无数搭扣从腰身到颈脖全部扣上；
让侍女用尽全身力气把紧胸衣系上；让每天来伺候的女理发师用不计其数的
发针、发夹、梳子、烫发钳、卷发筒把长长的头发烫成寒曲、梳刷整齐、做
成高耸的发型——我想提醒今天的年轻人注意:三十年前,除了几十名俄罗斯女大学生外,欧洲每一个妇女的头发都长到齐腰的地方——然后,再给“女士”像洋葱皮似的一层一层地穿上衬裙、紧身内衣、上衣和短上衣,一直把她打扮到自己身上的最后一点女人气息完全消失为止。然而,这种毫无意义的事,实际上是有它心照不宣的含义的:一个女人的线条应该通过这样的加工处理完全掩饰起来,以致一个新郎在婚礼的宴会上也无法预料自己身旁的未来生活伴侣究竟是长得挺直还是佝偻,长得丰腴还是瘦瘪,长的是长腿还是弓形腿；那个“讲究道德”的时代根本不认为这种旨在达到欺骗和适应普
遍理想美的目的而对头发、胸脯以及身体其他各部位进行人为的矫饰是不允
许的。一个女人愈想成为一个“女士”,就愈不应该让别人看出她的自然形态。其实,带着这种明显目的的社会风尚,无非是为那个时代的总的道德倾向效劳,因为那个时代主要关心的是,掩盖和隐藏性爱。
但是,那种智慧的道德风向完全忘记了:一旦把魔鬼关在门外,十之八九,魔鬼会被迫从烟囱或者后门进来。用我们今天比较不受拘束的目光来看,那种服饰无非是要把露在外面的皮肤和真实的身材竭力掩盖起来,我们根本看不出其中有什么美德,恰恰相反,我们只看到那种时尚挑逗地突出了异性的存在,使人感到很不自在。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名青年男子和一个年轻妇女,如果两人都身材修长、留着短发、面部没有胡须,从外貌上一看,就觉得他们结为朋友很般配,可是在从前那个时代,异性之间要尽可能保持距离。男人们为了好看,蓄着长长的胡须,或者至少要不时捻捻一撮很浓的小胡子,作为男性的明显点缀。而女人则用那件紧胸衣把女性最主要的特征——胸脯炫耀地让人看得一目了然。此外,在举止仪态方面也特别强调所谓坚强的男性和软弱的女性,要求男子豪爽、好斗、有骑士风度,要求女人腼腆、温柔、小心谨慎,要求男子像猎手,女人像猎物,而不是两者毫无差别。
由于仪表上的这种人为的南辕北辙,那种内在的异性吸引力,即性爱也必然更加强烈。所以,当时那个社会由于采取这种违反心理的对性保持缄默和掩盖的方法,恰恰使自己走向反面。它唯恐在生活、文学、艺术、穿着方面出现有伤风化的事,到处去防范能引起位兴奋的刺激,反而使自己的念头始终围绕着不道德的勾当转。它到处寻找那些可能会出格的事,反而使自己一直处于窥探色情的状态；在当年那个世界看来,“正派作风”始终处在发发可危之中:每一个姿态、每一句话,都会有失体面。也许,今天的人尚能理解:一个女子在运动或者打球时只穿一条裤子,在那个时代简直是犯罪；可是又怎能理解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老古板呢?——一个女子在当时根本不可以把“裤子”这个词说出口。如果她不得已要提到这样一件有引起性感之虞的东西,譬如说,男人的裤子,那么她必须另找一个词来代替,清白纯洁的“下装”这样一个词,或者用那个为了忌讳而专门发明的词:“难以启齿之物”。
在当时,几个身分地位相当而性别不同的年轻人想在无人监视下举行一次郊游,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可能会“发生那种事”。这样一种聚会,只有当监护人——母亲们或者家庭女教师——寸步不离地伴随着年轻人,才会许可。纵然在最炎热的夏天,年轻的姑娘们想穿着露出双脚的衣服或者甚至裸出双臂打网球,将被看作是骇人听闻的丑事；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女子在社交场合交叉着双脚,将被认为是大失体统的事,因为这样一来她的裙边底下的节骨就会露出来；即使是那些自然的要素,如阳光、水、空气,也不能去触及一个女人的皮肤。妇女们在辽阔的大海上,也得穿咸着沉重的服饰,步履艰难地行走；在寄宿学校和修道院里的年轻姑娘们,必须从脖子到脚跟全部捂得严严实实,为的是要忘却自己还有肉体,甚至在室内洗澡还要穿着白色的长衬衣。当妇女们作为年迈的老太太死去时,除了她们的接生婆、丈夫和洗尸体的人以外,从来就没有人见过她们的肩膀线条或膝盖——这绝不是传奇或夸张。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一切固然像是童话或者是滑稽的夸张。然而在当时,从社会的最高阶层一直到普通的黎民百姓,都得了严重的真正神经官能症,害怕任何的肉体和自然。要不然,今天的人怎么还能想象下面这样的事呢?——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当第一批妇女勇敢地骑上自行车或者甚至象男子一样两腿跨鞍站立踩蹬犄马时,农民们会向她们大扔石块；当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维
也纳的几家报纸曾连篇累犊地讨论那件大大有伤风化的革新:皇家歌剧院的
芭蕾舞女演员们不穿针织长袜跳舞。当伊莎多拉·邓肯①第一次身穿古希腊式短袖齐膝白色长衣,赤着双脚而不象通常那样穿着绸缎小鞋舞蹈时,简直成了轰动一时的头号新闻。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这样一个时代长大成人并目睹世事的年轻人,一旦发现那件为了偷偷地掩盖一切的体面小大衣竟有许多破绽、裂缝和漏洞时,他们一定会觉得,为那种始终受到威胁的体统而惶惶不可终日是多么可笑。因为最终还是避免不了在五十个中学生中就有一个在昏暗的小胡同里遇见自己的老师干着有伤风化的勾当,或者在家属中愉听到某个张三李四干了见不得人的坏事,尽管他们在我们面前装行非常一本正经。事实上,那种遮遮掩掩的笨拙伎俩只能引起我们更强烈的好奇心并使之达到难忍的程度。而且由于人们不愿让那自然的本能自由地、公开地流露,这种好奇心在大城市里便替自己找到了地下的和大多不甚干净的发泄渠道。
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感觉到,由于那种对青年人的性的压抑,隐藏的性兴奋便以一种幼稚的、无济于事的方式宣泄。几乎没有一座栅栏或者一个厕所没有涂上下流的字画的；在游泳池里用来隔开女于游泳区的木板壁上,没有一堵不被人捅破几个木材节孔的。那些在今天由于道德风尚听其自然而早已衰落的行当,在当时却悄悄地十分兴隆,其中主要是裸体人像摄影。任何一家酒肆饭馆,都有小贩在桌子底下向青少年兜售裸体照片。还有那种“地下”出版色情文学的行当,印行最最粗制滥造的书籍:书中语言十分蹩脚,印刷纸张质量低劣,但销路却非常好,那些“淫秽下流”的杂志也无不都是如此,
书刊中令人作呕的色情描写今天已找不到类似的例子——这是因为严肃文学
不得不始终坚持理想主义的说教和采取小心翼翼的态度。为这种时代的理想效劳的,还有以表现高贵思想和雪白的纯洁为宗旨的皇家剧院,但除此以外也有一些专门演出最粗俗下流的滑稽戏的剧场和歌舞场。凡是受到压抑的东西,总要到处为自己寻找迂回曲折的出路。所以,说到底,迂腐地不给予任何关于性的启蒙和不准许与异性无拘无束相处的那一代人,实际上要比我们今天享有高度恋爱自由的青年一代好色得多。因为只有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只有遭到禁止的东西才会使人如痴若狂地想得到它；耳闻目睹得愈是少,在梦幻中想得愈是多；一个人的肉体接触空气、光线、太阳愈是少,性欲积郁得愈是多。总而言之,加在我们青年人身上的那种社会压力,无非是引起我们内心对各有关当局的不信任和怨怒罢了,而并没有提高什么道德品质。从我们春情萌发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本能地感觉到,那种不诚实的道德观念想以掩盖和缄默,从我们身上夺走理该属于我们年龄的东西,为了一种早已变得虚伪的习俗。牺牲我们希望坦诚的意志。
甚至可以说,那种一方面在私下为性的存在和性的自然宣泄创造各种条件、另一方面又在公开场合对此讳莫如深的“社会道德”,只不过是在进行两面三刀的欺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