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剧院是唯一真正具有高尚情趣的“宫廷侍臣”。观众从皇家演员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榜样:一个人该怎样穿着打扮,怎样走进房间,怎样谈吐,一个有高尚趣味的男人可以说哪些言辞而又必须避免哪些话。舞台不仅仅是使人娱乐的场所,而是一本教人正确发音、学习优雅风度的有声有色的教科书。就连那些和皇家剧院稍稍沾点边的人,也都好象头上有了圣像光环似的,散射出令人敬畏的光辉。在维也纳大街上,总理或者最有钱的巨富豪绅可以四处行走,而不会有人回头仰望；但是,一个皇家男演员或者一个歌剧女演员在街上走过,每一个女售货员和每一个马车夫都会认出他们。当我们这些男孩亲眼看到那些演员中的一个(他们的照片和签名人人都收集)从自己的身边走过以后,我们就会洋洋得意地互相说个没完。这种近乎宗教式的崇拜甚至会涉及到他周围的人。索嫩塔尔②的理发师,约瑟夫·凯恩茨③的马车夫都是人们暗暗羡慕的体面人物。年轻的公子哥以穿着和演员一样款式的服装为荣。一位著名演员的诞辰纪念或葬礼成了压倒一切政治事件的大事。每一位维也纳作家的最大梦想就是能使自己的作品在城堡剧院演出,因为这意味着他从此一生高贵和享受一系列的荣誉,例如,他终生都不再需要购买入场券,他会收到参加一切公演的请柬；他可能成为某个皇室成员的宾客。我今天还记得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这样一种澄重礼遇。有一天上午,城堡剧院的经理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在事先表示祝贺之后告诉我说,我的剧本城堡剧院已经接受；当我晚间回家时,我在自己的寓所见到他留下的名片:他对我——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已进行了正式的回访。而我,作为皇家剧院的一名作者,一举成了一位“上流人物”,以致他需要像对待一位皇家学院院长那样来对待我。至于皇家剧院发生的事,则和每一个人都间接有关,甚至会涉及到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例如,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在我少年时代发生过的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我们家的厨娘噙着眼泪跌跌撞撞走进房间,对我们讲:她刚才听人说夏洛特·沃尔特(城堡剧院最著名的女演员)死了。这种极度的悲伤自然会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这个半文盲的老厨娘从未去过那高贵的城堡剧院,也根本没有在舞台上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见过夏洛特·沃尔特。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维也纳,一位全国闻名的女演员是属于全城的集体财富,所以她的死也会使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觉得是一种莫大的不幸。任何一个受人爱戴的歌唱家或者艺术家的去世,都会顿时成为全国的哀痛。我还记得,当曾首演过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的“老”城堡剧院拆毁时,维也纳整个社交界象参加葬礼似的、神情严肃而又激动地聚集在剧院的大厅里,帷幕刚刚落下,全部拥上了舞台,为的是至少能捡到一块舞台地板的碎片——他们喜爱的艺术家们曾在这地板上演出过——作为珍贵的纪念品带回家去。而且几十年以后还可以看到这些不会闪光的木片在数十户市民家中被保存在精致的小盆子里,就像神圣的十字架的碎片被保存在教堂里一样。而当那座被称为伯森道尔夫音乐厅的建筑拆毁时,我们自己的举动也不见得理智多少。那座专供演奏室内音乐用的小小①维也纳城堡剧院(Wiener Burgtheater),建于十九世纪,是维也纳国家剧院,译皇家剧院。
②阿道夫·冯·索嫩塔尔(Adolf von Sonnenthal),奥地利著名男演员。
③约瑟夫·凯恩茨(Josef Kainz),奥地利著名男演员。
的音乐厅原本是一座完全不起眼的非艺术性建筑物——它早年是利希腊施泰因侯爵的骑术学校,后来改建时也只不过在四壁镶上木板,以适应音乐的需要,一点都不富丽堂皇,但它却像一把古老的小提琴似的扣人心弦,对音乐爱好者来说它是一块圣地,用为肖邦、勃拉姆斯、李斯特、鲁宾斯坦都在那里举行过音乐会,许多著名的四重奏都在那里首演。而现在,它却要为一幢新的实用建筑而让路,这对我们在那里度过了难忘时刻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当贝多芬乐曲(由红玫瑰四重奏小组演奏,表演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出色)的最后旋律渐渐消失时,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座位。我们喝采、鼓掌,一些妇女激动得啜泣起来。谁也不愿相信这是最后的告别。大厅里的灯光熄灭了,为的是把我们赶走。可是在那四五百名音乐迷中没有一人离开自己的座位,我们在那里呆了半小时、一小时,仿佛我们用那种行动能够迫使那座古老的神圣大厅得到拯救似的。而我们当大学生的时候,又是怎样为了反对拆毁贝多芬临终的寓所而用请愿书、游行和文章进行斗争的呵!在维也纳,这类具有历史意义的每一幢房屋的拆除,就象从我们身上夺取了一部分灵魂。
这种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遍及维也纳的社会各阶层。由于近百年的传统,维也纳本身原是一座社会、阶层分明而又相处非常融洽(正如我以上所述)的城市。社会舆论还始终受皇家控制。所以,皇家的城堡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而且也是哈布斯堡帝国超越民族的文化中心。在城堡周围是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的大贵族的府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第二道围墙。在这道围墙外面则是由较小的贵族、高级官吏、工业家和“名门世家”组成的“上流社会”,再外面才是小市民阶级和无产阶级。
所有这些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社会圈子里,甚至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区域。大贵族住在城市核心区的自己府第里,外交使团住在第三区,工商界人士住在环城大道附近,小市民阶级住在第二区到第九区的内城区,最外面一层住着无产阶级。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在城堡剧院和盛大的节日里彼此交往。譬如说,在普拉特绿化区①举行鲜花彩车游行时,十万人会热情地向坐在华丽的马车里的“一万名上流人物”喝采三次。在维也纳,凡事都可成为庆祝的理由,让位给色彩和音乐,如宗教游行、基督圣体节、军事检阅、“皇家音乐节”等,无不都是如此。纵使出殡,也是热热闹闹。任何一个讲究礼俗的维也纳人都追求“壮观的葬礼”、豪华的排场和众多的送葬人；甚至可以说,一个真正维也纳人的辞世,对他人来说是一次大饱眼福的盛会。正是在这种对一切声色和节日气氛的爱好之中,在这种对演戏似的生活(生活的表演形式和反映形式；也不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中)的乐趣之中,维也纳全城的人都是一致的。
维也纳人的这种对“戏剧的癖好”,如果按戏迷们的可怜的生活条件来说,有时真可谓达到荒唐的程度,从而很可能遭到讥笑；和刚毅的邻邦——德意志帝国相比,我们奥地利对政治淡漠,经济落后,事实上,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过分讲究享受。不过,这种对艺术的过分重视倒使我们在文化方面有了与众不同之处:首先,我们对每一种艺术都抱十分崇敬的态度,其次,经过几个世纪的艺术熏陶,我们有了一种无与伦比的鉴赏力,而且,正是由于这种鉴赏力,反过来又使我们最终在一切文化领域内达到超群的水平。艺①普拉特(Prater),位于维也纳第二区内的多瑙河畔的绿化区。
术家总是在他备受尊重的地方感到最舒畅和最受鼓舞。艺术总是在它成为一件全民族生活大事的地方达到它的顶峰。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罗马吸引了大批画家并把他们培养成为巨匠一样——因为每个画家都感到自己必须在全体市民面前与别的画家进行竞争和不断超越自己的水平——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们也都明白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的重要性。在维也纳歌剧院,在城堡剧院里,容不得一点疏忽任何一个错音符都会被立刻发现,一旦进入合唱声部的时间不合拍或音符缩短,都会受到指责。而且这种监督不仅仅来自首演时的专业评论家们,而是来自每天每日的全体观众。他们的耳朵是敏锐的,通过不断的比较更是越来越尖。由于政治、行政管理和社会风纪方面一切都相当安定顺当,所以在这些方面有点“马虎”,维也纳人都能包涵,有点违反常规,都能宽容谅解,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艺术方面出现的差错却从不含糊,因为这关系到本城的荣誉。每一个歌唱家、每一个演员、每一个音乐家,都必须始终竭尽全力,不然就会被淘汰。能在维也纳成为明星是非常了不起的,但要始终保持明星的地位却不容易；任何松懈都不能原谅。在维也纳的每一位艺术家都清楚这种从不间断、毫不留情的监督,从而迫使自己锲而不舍,这样也就使整个艺术水平达到卓绝的程度。我们每一个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已习惯于在自己的生活中用严格、苛刻的标准要求艺术家的每一次演出。一个当年曾十分熟悉古斯塔夫·马勒尔①领导的歌剧院里一切铁的纪律和曾把交响乐团里团员们的干劲和缜密联系起来视为理所当然的人,在今天也是很难对一次戏剧或音乐的演出感到完全满意的。不过,我们这样也就学会了对自己的每一件艺术品提出严格的要求。当时所达到的水平一直是我们的表率,在一个正在成为艺术家的人看来,那种水平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城市具备。然而,那种关于正确节奏和情绪高昂的知识却又是家喻户晓的,因为即使是一个坐在“酒馆”里的小市民也会要求乐队演奏出高水平的音乐,就像他要求掌柜给他上好的葡萄酒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