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岁月中的每个小时都是和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远远超出了自己狭隘的生活小圈子,分享着时代与历史的苦难和欢乐,而从前的他们只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小圈子。因此,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纵然是我们同类中最微不足道的人,也要比我们祖先中最睿智的圣贤了解现实胜千倍。不过,我们却没有从中占到什么便宜,而是完全为此付出了代价。
上个世纪的学校
我在国民小学毕业以后被送进中学,这只不过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每户有钱人家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都精心培养“受过教育”的儿子,要他们学习法语、英语,让他们熟悉音乐,并先后让家庭女教师和家庭男教师管教他们的礼貌举止。然而,在那“开明”的自由主义时代,只有所谓“高等学府”的教育,即进入大学,才完全有真正的价值。因此,每个“上流”
家庭都追慕在自己的儿子中至少有一个在名字前冠有博士学衔。但这条通往大学的道路却是相当漫长和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愉快。因为在此之前必须坐在硬板凳上念完五年国民小学和八年中学,每天要坐五至六小时,课余时间则完全被作业占满,而且还要接受除了学校课程以外的“常规教育”,即,除了学习古典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外还要学习“活”的语言——法语、英语、意大利语,也就是说,除了几何、物理和学校规定的其他课程以外还要学习五种语言。学习负担重得不能再重,几乎没有进行体育锻炼和散步的时间,更谈不上消遣和娱乐。
我今天还依稀记得,我们七岁的时候非得学会和合唱一首什么“愉快、幸福的童年”的歌。那首简单朴素的小歌的乐曲今天还在我的耳际回响,但它的歌词我当时就唱不利索,更没有作为一种信念进入我的心坎。因为老实说,我对从小学到中学的整个生活始终感到无聊和厌倦,一年比一年感到不耐烦。盼望尽早摆脱那种枯燥乏味的求学生活。我记不得在当时那种单调枯燥、缺乏温暖、毫无生气的学校生活中曾有过什么“愉快”和“幸福”。学校生活彻底破坏了我们一生中最美好、最无拘无束的时代。甚至可以坦白地说,当我看到本世纪的儿童比我们当时幸福、自由、独立得多时,我还真有点妒忌哩。当我看到今天的儿童无拘无束和几乎是平等地与自己的老师闲聊时,当我看到他们不像我们似的始终怀着一种隔阂的感觉而是毫无畏惧地奔向学校时,当我看到他们可以在学校和在家里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愿望和年轻、好奇的心灵中的爱好时,我还总觉得有点难以置信。——他们是自由、独立、自然的人,而在我们那个时候,当我们还未踏进那幢可憎的学校大楼以前,我们就得全身紧缩,免得撞上那无形的架轭。学校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强迫、荒漠、无聊,是一处不得不在那里死记硬背那些仔细划分好了的“毫无知识价值的科学”的场所。我们从那些经院式或者装成经院式的内容中感觉到,它们和现实,和我们个人兴趣毫无关系。那是一种无精打采、百无聊赖的学习,不是为生活而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是旧教育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学习。而唯一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就是我永远离开学校的那一天——我得为它感谢学校。
这倒并不是我们奥地利的学校本身不好。恰恰相反,所谓“教学计划”
是根据近一百年的经验认真制订的,倘若教学方法生动活泼,也确实能够奠定一个富有成效的相当广博的学习基础。但是正因为刻板的计划性和干巴巴的教条,使得我们的课死气沉沉和枯燥透顶。上课成了一种冷冰冰的学习器械,从来不依靠个人进行调节,而仅仅象一具标有“良好、及格、不及格”
刻度的自动装置,以此来表示学生适应教学计划的“要求”达到了什么程度。
然而,恰恰是这种索然无味、缺乏个性、对人漠不关心、兵营似的生活,无意之中使我们不胜痛苦。我们必须学习规定的课程,而且凡是学过的东西都要考试。在八年之中没有一个教师问过我们一次,我们自己希望学些什么,更没有鼓励的意思,而这正是每个年轻人所悄悄盼望的。
这种死气沉沉的样子从我们学校那幢搂房的外表上就可以看出。那是一幢典型的实用建筑,是五十年前用低廉的造价,马马虎虎仓促建造起来的。
阴冷的走廊粉刷得十分糟糕,低矮的教室里没有一幅画或者其他使人赏心悦目的装饰。整幢楼房都能闻到厕所的气味。兵营似的学校里使用的是一些旅馆里的旧家具,这些家具以前已经有无数人使用过,而且说不定以后还会有无数人同样漫不经心地或者凑凑合合地使用下去。一直到今天我还不能忘记楼房里那股子在奥地利的所有官署办公室里比比皆有的霉味,我们当时有人把它称为“国库”味,凡是堆满积物、供暖过分和空气从不流通的房间都有那种霉味,它先沾染一个人的衣服,然后再沾染他的心灵。学生们象被判处
在橹舰上划桨的囚犯似的两人一排地坐在一张低矮的长板凳上——长板凳矮
得足以使人变成佝偻——一直坐到骨头疼痛。到了冬季,没有灯罩的煤气灯发出蓝幽幽的火光,在我们的书本上闪烁；到了夏季,所有的窗户都被经心地遮上了窗帘,为的是不让学生看到那一角蓝色的天空而思想开小差。上个世纪还没有发现:正在发育的青少年是需要空气和活动的。因此,以为在硬板凳上坐了四五个小时以后只要在阴冷、狭窄的过道里休息十分钟就够了。
我们一星期两次被带给体操房,在那里的木板地上毫无目的地来回踏步走。
体操房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每踏一步,尘土扬起一米高。而这样一来,也就算是考虑到了卫生保健措施；国家也就算对我们尽到了“智育基于体育”
的“责任”。许多年以后,当我路过那幢暗淡、凋敝的楼房时,我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总算不必再跨进那间我青年时代的牢房了。而当那所显赫的学校举行五十周年校庆时,我作为以前的高材生受到邀请,要我在部长和市长面前致贺辞,但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对那所学校没有什么可感激的,所以,任何一句感谢之类的话也无非是谎言而已。
不过,那种令人沮丧的学校生活也不能怪我们的老师。对于他们,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他们既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他们是条条框框的奴隶,束缚于官署规定的教学计划,他们也象我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当中午学校的钟声一响,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获得了自由,欢愉之情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过了好几年,他们也还只知道我们中间极少数几个人的名字。而且,就当时的教学方法而言,他们除了批改出“学生”在上次作业中有多少错误以外,再也没有什么要关心的了。他们高高地坐在讲坛上,我们坐在台底下；他们提问,我们回答,除此以外,我们之前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在师生之间,在讲坛和课椅之间,在可以看得见的高高在上和可以看得见的眼皮底下之间,隔着那堵看不见的“权威”之墙,它阻碍着任何的接触。一个教员理应把学生当作一个希望对他自己的特殊个性有深入了解的人来看待,或者甚至象今天司空见惯的那样,有责任为学生写出“报告”,即把他观察到的学生的情况写出来,但在当时,这些是大大超出他的权限和能力的。更何况,私人谈话还会降低他的权威性,因为这样谈话很容易使我们这些“学生”和身为“前辈”的他平起平坐。我觉得,最能说明我们和教员之间在思想感情上毫不沾边的一点是,我早已把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和面貌忘得一干二净。在我的记忆中,只清清楚楚保留着那座讲坛和那本我们始终想偷看一下的班级记事簿的形象,因为里面记着我们的分数。我今天还记得那本教员们主要用来评分的小小的红笔记本,记得那支用来记分的黑短铅笔,记得自己那些被教员用红墨水批改过的练习簿,但是我怎么也记不得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脸——也许因为我们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或者从不认真地看过他们一眼。
对学校的这种反感并不是一种个人的成见；我记不得在我的同学中有谁
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不反感的,它压抑和磨平了我们最好的志趣。不过,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对我们它少年的教育采用这样一种冷漠无情的方法,并不是出于国家主管部门的疏忽,而是包藏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秘而不宣的既定意图。我们面临的世界,或者说,主宰我们命运的世界,它把自己的一切想法都集中在追求一个太平盛肚的偶像上,它对青年一代是不喜欢的,说得更透彻一点,它对青年一代始终抱着怀疑。对自己有条不紊的“进步”和秩序感到沾沾自喜的市民社会宣称,在一切生活领域中从容不迫和中庸节制是人的唯一能见成效的品德,所以,任何要把我们引导向前的急躁都应该避免。奥地利是由一位自发苍苍的皇帝统治着和由年迈的大臣们管理着的一个古老的国家,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国家,它只希望能防止各种激烈的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的安然无恙的地位。而年轻人的天性,就是要不断进行迅速、激烈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