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他们注意得十分严密的话,那么他们也一定会同样发现,在我们拉丁文语法书的封皮里夹着里尔克的诗。而我们的数学练习本则用来抄录借来的书籍中那些最优美的诗歌。我们每天都会想出新的花招,利用学校里无聊的上课时间,看我们自己的读物。当教员在讲台上念他的破讲稿——关于席勒的《论质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时,我们就在课桌底下看尼采和斯特林堡的作品,他们两人的名字是台上那位迂腐的老先生从未听说过的。我们渴望着要了解和认识在艺术和科学的所有领域里发生的一切。下午,我们混在大学生中间,到大学里去听课。我们参观各种艺术展览会,走进解剖学的课堂去看尸体解剖。
我们用好奇的鼻孔闻嗅一切。我们偷偷溜迸交响乐队的排练场；到旧书店去翻阅古书；每天去浏览一遍书店里的陈列品,以便立刻获悉从昨天以来又出现了什么新书。而最主要的事是看书。凡是能到手的书,我们什么都看。我们从各公共图书馆借书,同时把我们能借到的书互相传阅。但是,使我们了解一切新鲜事物的最好的教育场所,则始终是咖啡馆。
为了明白这一点,必须知道维也纳的咖啡馆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设施,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种类似的设施与之相比较。它实际上是一种只要花一杯咖啡钱人人都可以进去的民主俱乐部。每一位顾客只要花上这么一点钱就可以在里面坐上几小时,可以在里面讨论、写作、玩牌、阅读自己的邮件,而最主要的是可以在里面免费阅读无数的报刊。在一家较好的维也纳咖啡馆里,摆着维也纳所有的报纸,不仅有维也纳本地的报纸,而且还有全德国的报纸,
以及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美国的报纸；再加上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学
艺术杂志,如《法国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新观察》(Neue Rundschau)、《创作室》(Siudio)、《伯林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一手材料——从每一册新出版的书、从每一场演出中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并且把各种报纸上的评论进行比较。一个奥地利人能够在咖啡馆里十分广泛地了解到世界上发生的一切,而且能够随时和朋友们进行讨论,也许再也没有比这更能使他头脑灵活和掌握国际动态的了。我们每天坐在咖啡馆里几个小时,可是什么都知道,因为我们依靠的:是趣味相投的集体力量,不是用两只眼睛去注视全球的艺术动态,而是用二十只和四十只眼睛。这一个人疏忽的事,另一个人就会提醒他。由于我们幼稚地爱炫耀自己,简直就象在运功场上争夺荣誉似地竭力要用最新的知识来超过别人,所以实际上我们始终是竞相要爆出耸人听闻的消息。譬如说,当我们在讨论当时被人贬滴的尼采时,突然会从我们中间冒出一个人,带着故作姿态的高人一筹的神气说:“不过就自我主义思想而言,齐克加德①还超过他呢。”
于是我们立刻就会变得不安起来。“某某知道而我们不知道的齐克加德是谁呢?”第二天我们就会拥进图书馆,去找这位不知所踪的丹麦哲学家的著作。
因为我们觉得别人知道的新鲜事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自我贬低。我们的热情所在,正是要去发现和预先知道那些尚未为人广泛涉及的最近、最新、最
怪、最不寻常的事——首先是我们一本正经的日报的官方文学批评尚未涉及
的事——(这种热情在我个人身上曾持续了许多年).我们的特殊爱好,就
是要去认识那些尚未得到普遍承认的事、那些难以理解、异想天开、新鲜和
激进的事。因此,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远离人世,隐藏得那么好,以致我们竞赛似的集体好奇心无法把它从隐藏之处发现。譬如说,斯蒂芬·格奥尔格②或者里尔克,他们在我们的中学时代总共已出版了两百或者三百册书,可是其中顶多只有三册或四册书到了维也纳,没有一个书商在自己的仓库里备有①索伦·齐克加德(S(ren Kierkegaard,一八一三——一八五五),一译克尔凯戈尔,丹麦神学家和哲学家,存在主义先驱。
②斯蒂芹·格奥尔洛(Stefan George,一八六八——一九三三),德国诗人,十九世纪末二十肚纪初德国“为艺术而艺术”文学潮流的主要代表。
他们的书,官方的批评家中没有一个人曾提到过里尔克的名字。但是我们的鲁德尔却通过自己意志的奇迹知道他的每一节和每一行诗。实际上,我们这
些尚须整天蹲在中学课堂里、嘴上无毛、尚未完全长高的小伙子是每一位年
轻诗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读者。我们既好奇又会鉴赏,且有倾心喜爱的热情。
因为我们那股狂热劲是无限的。有好几年时间,我们这些半成年的男孩子在学校里、在上学和放学回家的路上、在咖啡馆和剧院、在散步的时候,除了讨论书籍、绘画、音乐、哲学以外,没有于别的。无论是男演员还是指挥家,谁经常登台；谁出版了一本书或者在报纸上写了文章,都象星辰一般出现在我们的天空里。多年以后,当我在巴尔扎克的书中读到这样一句描述他青年时代的话:“我总以为名人就像上帝一样,他们不像平常人那样说话、走路、吃饭。”我简直大吃一惊,因为他所描述的和我们的感觉一模一样:当我们在街上看到古斯塔夫·马勒尔时,就像个人获得了伟大胜利,第二天早晨就会得意洋洋地向同学们报告。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有一次被介绍给约翰内斯·勃拉姆斯,他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我简直受宠若惊,神魂颠倒了好几天。虽然我这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一点也不清楚勃拉姆斯的成就何在,但是仅凭他所享的荣誉之高、影响之大这一点,就足以使人倾倒。当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戏剧准备在城堡剧院首演,在开始排练之前,我们全班的同学就会激动好几个星期。我们悄悄地溜到演员和无台词的小角色的身旁,为
的是能在他人之前先了解到情节的发展和演员的阵容；我们到城堡剧院理发
师那里去理发,仅仅是为了探听到一些关于沃尔特或者索嫩塔尔的秘闻(我并不羞于在这里写出我们当年那些荒唐事).如果在低年级中有一个学生是歌剧院的某位灯光监督的外甥,那么他就会得到我们这些高年级学生的特别宠爱和各种各样的笼络,因为我们通过他有时候就能偷偷溜到舞台上去看排练——而踏上那舞台时的诚惶诚恐的心情,比维吉尔①登上神圣的天国时还要厉害。对我们说来,演员的声望所具的威力,真可谓无边无沿,即便中间转了七八个弯,仍然会使我们肃然起敬；某个贫穷的小老太婆在我们看来就象一个超脱肚俗之人,那仅仅因为她是弗朗茨·舒伯特的外孙女。纵然是约瑟夫·凯恩茨的一个男仆,一旦被我们在街上看见,也会怀着敬意注目而视,只因为他有这样的幸运:可以呆在这样一位最受爱戴、最富天才的演员身边。
我今天当然清楚地知道,在这种盲目的狂热之中包含着多少荒唐行为；我们象猴儿似的互相模仿着演员们的举动,想着法儿要压他人一头,其中又包含着多少幼稚的虚荣心。我们洋洋得意地觉得自己通过艺术活动已凌驾于周围不懂艺术的亲戚和老师之上。不过,时至今比我还始终感到惊讶: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当年凭借过分的文学热情知道了多少事呵!我们通过不断的讨论和分析竞这么早就具备了批判鉴别的能力!我十七岁时就不仅知道波德莱尔或者沃尔特·惠特曼的每一首诗,而且还能背诵重要的名篇。我觉得在我以后的全部岁月中再也没有象我在中学和大学时代那样读得勤奋。不言而喻,那些通常要在十年以后才会受到人们重视的作品的名字,在我们的头脑里却是十分熟悉,包括那些生命十分短暂的作品,因为我们以莫大的热情搜①普布利乌斯·维吉尔。马洛(Publius Vetgilius Mato),古罗马诗人,但丁在《神曲》中以维吉尔为他的老师和引路人,历经地狱、炼狱,天国。
罗一切。有一次,我告诉我尊敬的朋友保尔·瓦莱里①,我和他的文学作品打交道已经有多少年头了,我说,我在三十年前就已经读过和喜爱他的诗歌。
瓦莱里善意地笑着对我说:“您别瞎说了,老伙计!我的诗一九一六年才出版。”可是当我分毫不差地向他描述了我们于一八九八年在维也纳第一次看到他的诗的那本文学小刊物的颜色和开本时,他不胜奇怪,说:“可是那本刊物在巴黎也几乎没有人知道,您们在维也纳又怎么能搞到呢?”我只能这
样回答他:“正如您作为一个中学生能在自己的省会读到马拉梅②的那些在当
时文学界鲜为人知的诗歌一样。“他赞同地说:”是呀,年轻人总能替自己发现自己想要的诗人,因为他们要从中发现自己。“事实上,在那股风尚未越过边界来到奥地利以前,我们就已闻到了风向,因为我们从来都是带着灵敏的鼻孔生活。我们能够找到新的知识,因为我们想要新的知识,因为我们
如饥似渴地在寻找那些属于我们和只属于我们——而不是属于我们父亲那一
辈和我们周围的人——的东西。青年就象某些动物那样对气候的变化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所以我们青年一代比我们的教师和大学里的师生更早地感觉到:随着旧世纪的结束,某些艺术见解也将告结束,一场革命或者至少是价值观念的改变业已开始,而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