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在自己的钮扣眼里插了一朵红色的了香花——党的标记。他们一边列队前进一边唱着国际歌。不过,当孩子们第一次走进那“诺贝尔林荫大道”的美丽的绿茵地时,却唱起无忧无虑的校园歌曲。没有人遭骂,没有人挨打,也没有人挥舞拳头。警察和士兵都向他们发出友好的笑声。
由于这种无可指摘的态度,后来资产阶级也就不好再把工人们斥之为一群“革命的歹徒”。最后,互相作了让步——就像在古老和明智的奥地利通常处理的那样；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今天这种用棍棒殴打和彻底灭绝的制度,纵然在那些党魁们身上也还保持着(虽已褪色的)人性的理想。
当这种红色丁香花的党徽刚露面不久,突然之间,又有人往钮扣眼里插上了另一种花——白色丁香花,它是基督社会党党员的标记(当时人们还选用花卉作为党的徽记,而不选用翻口靴子、短剑和骷髅,这在今天看来,岂不令人感动?).基督社会党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原本只是作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种有机联系的对抗运动,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它也同样是机器战胜手工的一种产物,因为机器生产一方面把大批群众集中到工厂,使工人们有了势力,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机器生产又威胁着小手工业。
大商店和大规模生产,使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企业的师傅们面临着破产。卡尔·卢埃格尔博士——一位受人欢迎、机灵能干的领袖人物,利用这种不满和忧虑,提出了“必须帮助小人物”的口号,他把全体小市民和恼怒的小资
产阶级吸引到自己身边；因为他们对自己将从有产者降为无产者的恐惧远远
超过对有钱人物的嫉妒。正是这个优心仲仲的社会阶层,后来成为希特勒周围的第一批广大群众。从某种意义上讲,卡尔·卢埃格尔是希特勒的榜样,是他教会了希特勒随心所欲地利用反犹太主义的口号。这一口号为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树立了一个可见的敌人,同时却又悄悄转移了他们对大地主和封建华贵的仇恨。但是这两个人物又有所不同,这也正反映了我们今天的政治已变得彻底的庸俗和野蛮,反映了我们这个世纪的可怕的倒退。卡尔·卢埃格尔留着金黄色的柔软的络腮胡子,仪表堂堂,在维也纳的老百姓中间被称为“漂亮的卡尔”,他受过高等教育,而且不愧为在精神文化高于一切的时代上的学。他擅长言词,性格爽气而诙谐,即使是在最激烈的演说中——或者说在那个时代被人视为是激烈的演说——也从未失去过应有的风度,他虽拥
有一把刮刀———把可以干出杀人祭神的野蛮行径的机械的切削刀——但他
却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它。他对自己的对手始终保持某种君子的雅量,他的私生活是简朴和无可争辩的,他的排犹主义的政治立场从未妨碍他一如既往地对自己从前的犹太朋友怀有善意和多加关照。当他领导的运动终于征服了维
也纳市议会和他本人被任命为市长以后(对排犹主义倾向抱有反感的弗朗
茨·约瑟夫皇帝曾两度拒绝批准这一任命),他一直秉公处事,政绩是无可指摘的,甚至可以说是民主的表率。在这个排犹主义政党取得胜利以前一度胆战心惊的犹太人,继续生活得像从前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受到尊重。
仇恨的毒素和互相灭绝的意志还没有侵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之中。
但这时又出现了第三种花——蓝色的矢车菊花,它是俾斯麦最喜爱的花和德意志民族党的标志,该党是一个具有激烈变革意识的政党(只不过当时人们没有明白这一点),它的目标是,用猛烈的冲击彻底摧毁奥地利君主国,建立一个在普鲁士和新教领导下的大德意志国家(比希特勒还要早的梦想).当时,基督社会党的势力是在维也纳和农村地区,社会党扎根于工业中心,而德意志民族党的党员几乎全部在波希米亚和阿尔卑斯山的边缘地区,按人数而论,势力微弱,但他们用疯狂的挑衅和无度的野蛮作风补偿了这种不起眼的地位。该党的若干名议员是奥地利国会的耻辱(从旧的意义上说)和暴政的代表。希特勒——一个同样出生在奥地利边区的人,在他们身上找到了自己思想和策略的衣钵。他接过格奥尔格。舍纳雷尔①的“脱离罗马!”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当时讲德语的数千名德意志民族党党员忠实遵循的——,从天主教皈依新教,为的是要激怒皇帝和天主教教士们；希特勒从他那里搬来了反犹太主义的种族理论,那位了不起的鼻祖曾声称:“犹太种族是最下流肮脏的”。而最主要的是,希特勒从他那里学会了使用一支肆无忌惮、大打出手的冲锋队,从而也就学会了这样一个原理:用一小群人的恐怖行为来吓住另一些数量比他们多得多但又老实和比较能忍气吞声的大多数人。希特勒的冲锋队员用橡皮根冲击会场,在夜里袭击对手并把他们打倒在地,从而为国家社会主义效劳,舍纳雷尔则利用奥地利的大学生联合会会员为德意志民族党出力。那帮大学生在大学豁免权的庇护下,开创了史无前例的殴打恐怖手段。每当他们采取一次政治行动时,他们总是把自己像军人似的组织起来,高呼口号和吹着口哨,列队游行而过。那帮大学生把自己编成所谓“大学生团”,脸上带着击剑留下的伤痕,经常聚众酗酒闹事,大学的讲堂由他们统治着,只因为他们不像别的大学生仅仅戴着袖章和学生帽,而是手中拿着粗硬的棍棒,到处寻衅。他们一会儿殴打斯拉夫族大学生,一会儿猛揍犹太族大学生,一会儿又围攻信仰天主教的大学生,一会儿大打意大利大学生,并把那些手无寸铁的人赶出大学。只要那帮子大学生出来“闲逛”一趟(他们把每星期六的这种逞凶示威称为“闲逛”),必然会发生流血事件。由于大学仍然享有古老的特权:警察不得进入讲堂。所以警察不得不束手无策地在外面眼睁睁地看着那帮无赖学生闹腾；警察能够尽力的,仅仅限于当流血受伤的人被那帮民族主义的流氓从楼梯口扔到街上以后,接着把这些人抬走。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党虽然人数极少,却善于虚张声势,每逢这个党想贯彻什么意图时,总是把那帮子大学生当作冲锋队,当巴德尼伯爵①在皇帝
和帝国议会的赞同下决定颁布一项语言法令时——他原以为这项法令将会在
奥地利的各族人民间建立一种和平,看来还会延长皇朝几十年的寿命——,那一小撮被煽动起来的大学生团的年轻团员们,占领了环城大道,于是不得不出动骑兵,用军刀和枪击来镇压。但是,在那非常讲人道和软弱得可悲的自由主义时代。人们既憎恶任何的暴力骚动,又十分害怕任何的流血事件,①格奥尔格·合纳雷尔(Georg sch(nrer,一八四二——一九二一),奥地利大庄园主和政治家,俾斯麦的崇拜者,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党的激进领袖,主张把讲德语的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主张“脱离罗马”
皈依新教,两度当选为奥地利国会议员,并从经济上的排犹主义走向种族上的反犹主义。他的思想对奥地利的激进的农民和资产阶级以及希特勒都有影响。
①卡西米尔,费利克斯·巴德尼伯爵(Kasimir Felix Graf Badeni,一八四六——一九○九),奥地利政治家,一八八八———八九五年任加利曾(Galizien)总督,一八九五——一八九七年任奥地利总理兼内政大臣。
一八九七年巴德尼向帝国议会提出语言法令,规定奥地利帝国的所有官员都要通晓捷克语,这一法令遭到操德语的议员们的激烈反对,甚至在维也纳和别的城市发生了街头抗议示威,动乱不断加剧,终于导致奥地利皇帝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下令议会暂停,免去巴德尼的职务。
以致政府只好在德意志民族党的暴力行动面前退却:总理下野,完全合法的语言法令被撤销。在政治生活中采用野蛮的暴力行动,第一次显示出它的成功。曾由那容让的时代千方百计弥合起来的各民族和各阶级之间隐藏的隔阂和缝隙,一下子全破裂了,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深壑。事实上,在新世纪之前的那最后十年里,一场全面的内战已在奥地利拉开序幕。
然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学的志趣之中,对祖国的这些危险变化很少注意,在我们眼里只有书籍和绘画。我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丝毫不感兴趣。那种刺耳的不断争吵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当全城的人为了选举而兴奋激动时,我们却向图书馆走去,当群众举行暴动时,我们正在写作和讨论诗文。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着火的信号,而是象古时的伯沙撒国王①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着各种珍贵的艺术佳肴,没有警惕地朝前看一眼,一直到几十年以后,当屋顶和墙垣倒塌到我们头顶上时,我们才认识到,墙基早已挖空,认识到: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个人自由也已在欧洲开始没落。
①伯沙撒(Belsazar),巴比伦的最后一个国王,卒于公元前五三八年。
情窦初开
在那八年中学期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发生了一件纯粹属于个人的
事:我们从十岁的孩子渐渐长大成为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具有男性特征
的年轻小伙子,那种自然的本能开始要求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