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父亲一起被关在克里特的迷宫里,父子两人身上装着用羽毛和蜡制的双翼逃出克里特。他由于忘记父亲的嘱咐飞近太阳,蜡翼遇热融化,坠海而死。
难,我仍然不能完全违背我青年时代的信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挫折,总有一天会重新好起来。今天,我们怀着偶然若失、一筹莫展的心情,象半个瞎子似的在恐怖的深渊中摸索,但我依然从这深渊里不断仰望曾经照耀过我童年的昔日星辰,并且用继承下来的信念: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倒退有朝一日终将成为仅仅是永远前进的节奏中的一种间歇——来安慰自己。
在巨大的风暴早已将世界击得粉碎的今天,我们终于明白那个太平世界无非是梦幻中的一座宫殿。然而,我的父母生活在那座梦幻中的官殿里,就好象住在一幢石头房子里一样。从未有过什么风暴或者仅仅是一股强烈的穿堂风闯入过他们温馨、舒适的生活；虽然他们当时还拥有一种预防风云的特殊手段:即他们是有钱的人,他们正在渐渐变得富有,甚至会变得非常有钱,这在那个时代是抵挡不测风云的可靠窗户和墙壁。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那种所谓“上流犹太资产阶级”的典型,这个阶级曾对维也纳文化作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而所得到的报答,却是自己被彻底消灭,所以我在这里叙述我的父母的那种悠闲安适和不事声张的生活,其实讲的并不是个人的私事,因为在那个一切价值都有保障的世纪里,在维也纳有一万或者两万个像我父母那样生活的家庭。
我父亲的祖籍是摩拉维亚①。在那方圆不大的乡村地区居住着犹太人的世族。他们和当地的农民和小市民相处得非常融洽,所以他们完全没有那种受压抑的心情,但也没有东方犹太人——加利西亚②犹太人的那种随时都会显露出来的急躁。由于生活在农村,他们体魄强壮,就象当地的农民穿越日野一般,迈着稳健、从容的步伐走自己的路。他们早就不是正统的宗教信徒,而是时代的宗教——“进步”的热烈追随者；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时期,他们选出了自己的在国会里最受尊敬的议员。当他们从自己的故乡迁居到维也纳以后,就以惊人的速度使自己适应了更高的文化生活,他们个人的发迹都是和时代的普遍繁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我们的家庭是十分典型的。我的祖父曾经销过手工纺织品。然后,奥地利的工业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开始景气。从英国进口的织布机械和纺纱机器由于使用合理而使纺织品的价格和老式手工织布机的产品相比大大降低。是犹太人率先以他们天才的商业观察力和全球目光认识到在奥地利实行工业化生产的必要性,唯有工业化才能获得厚利。他们用极少的资本建立起那些临时匆匆搭造的、最初只是以水力为动力的工厂,那些工厂以后就逐渐发展成为控制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强大的波希米亚纺织工业中心。如果说我祖父兄是一个经营成品中间贸易的早期典型代表,那么我父亲已决心跨入一个新的时代,他三十岁时在波希米亚北部创办了一家小织布作坊,然后经过多年经营,小心谨慎地把它渐渐扩大成为一家规模相当大的企业。
但是,尽管当时经济景气得十分诱人,我父亲仍然采取那种小心谨慎的扩大方式,那完全是一种时代意识。再说,它也特别符合我父亲的那种克制而绝不贪婪的性格。他牢记他那个时代的信条:“稳妥第一”。他觉得拥有一家依靠自己的资本而“扎扎实实”——那个时代最爱说的词——的企业,比通过银行贷款或者什么抵押而扩建成一家大规模的企业更为重要。在他毕①摩拉维亚,捷克斯洛伐克中部摩拉瓦河流域一带的旧名,当时属奥地利。
②加利西亚(Galicia),东欧喀尔巴阡山区的历史地区名,在今波兰东南部和乌克兰西部。
生的时间里,从未有人在一张债据上、一张期票上见到过他的名字,而他在自己的银行里——毫无疑问是在最可靠的信贷银行:罗思柴尔德银行里始终处在贷方的地位,这是他一生的唯一骄傲。他讨厌任何投机买卖,哪怕要冒一点点风险也不干。他一生从未参与过一笔不了解的交易。当他渐渐地有钱和愈来愈有钱时,他也从不把它归功于大胆的投机或者特别有远见的行动,而是把它归功于自己适应了那个小心谨慎的时代最普遍的方法,即始终只用收入的极小一部分来作开销,而把逐年递增的巨额款项用来补充资本。我父亲像他同辈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如果看到一个人把自己收入的一半无忧无虑地花尽,而不“想一想以后”——这也是那个太平年代常说的一句话——就会把他视为一个靠不住的败家子。其实,对一个有钱的人来说,用这种变利为本的不断积累而使自己富起来,在那经济腾飞的时代仅仅是一种保守的生财之道,因为当时国家还没有想到要从巨额收益中多征收百分之几的税,而国家有价证券和工业股票在当时却能带来很高的利息。不过,这种保守的生财之道也是值得的,因为当时还不象以后通货膨胀时期那样,克勤克俭的人会遭到偷盗,规矩正派的人会遇到诈骗,当时,恰恰是最有耐心的人、不搞投机的人得利最多。我父亲由于顺应了他那个时代的这种一般方法,因而在他五十岁时,纵然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巨富了。但是,跟这种财产的骤增相比,我们家庭的生活开销依然是非常节俭的。我们只是逐渐替自己添置一些方便生活的小设备。我们从一幢较小的住宅迁居到一幢较大的寓所。我们只是在春天的时候,到了下午才租一辆出租马车。我们外出旅行时坐的是二等车厢。我父亲到五十岁时才第一次享受了一回豪华生活:和我母亲乘车到尼斯①去度了一个月的冬天。总的说来,持家的基本原则始终是:量入为出,而不是寅吃卯粮。我父亲即便成了百万富翁以后,他从未吸过一支进口雪茄,而只吸普通国产的特拉布柯牌雪茄——就象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只吸他的廉价的弗吉尼亚雪茄一样。而且在他玩牌的时候总是只下少量的赌注。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这种克制的作风,坚持过一种既舒适又不惹人注意的生活。虽然他比自己的大多数同行体面得多、有教养得多——他钢琴弹得非常出色,书法清丽,会说法语和英语一但他却坚决拒绝任何的荣誉和荣誉职位,在他一生中从未追求或者接受过任何头衔和身分,而象他这样的大工业家是完全可以经常授予那些头衔的。他从未向人要求过什么,也从未向人说过一声“请求您”或者“必须道谢”这一类话,这种藏于内心的自豪感对他来说比任何外表都显得更为重要。
大概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必然会出现一个和自己父亲的性格相同的时期。我父亲不愿抛头露面而愿意静悄悄地独自生活的那种个性,现在开始在我身上变得一年比一年明显,尽管它和我的职业原是十分矛盾的,因为我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宣扬自己的名字和让自己抛头露面。不过,出于同我父亲一样的那种内在自豪,我也一贯拒绝任何形式上的荣誉,我从未接受过一枚勋章、一个头衔,或担任过某个协会的会长。我也从未当过什么研究院院士、理事,或者某个评奖委员会的委员；我觉得,就是坐在一张盛宴的餐桌旁也是受罪,一想到要给某人致祝酒辞,我在说第一句话以前嘴唇就已发干。我知道,在一个只有通过手腕和逃避才能保持住自己自由的世界里,在一个如歌德老人明智地所说“勋章和头衔能使人在倾轧中免遭挨打”的世界①尼斯(Nice),法国南海岸疗养胜地和旅游中心。
里,这种迂腐拘谨是多么不合时宜。不过,既然这是父亲遗传给我的性格,是他留在我身上的一种内在自豪,我也就无法违抗；因为我之所以今天在内心还感到自由——我觉得这也许是我今天唯一可靠的财产——应该归功于这种性格。
我的母亲却是另一种出身,她出身在一个国际性的大家族。娘家姓布雷陶厄尔。她诞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所以意大利语就象德语一样,她从小就会说。每当她和我的外祖母或者同她的姐妹说些不该让女佣们听懂的话时,她就改用意大利语。我从孩提时候起就已熟悉意式烩饭和当时还十分稀罕的洋蓟,以及其他南式风味菜。所以我后来每当去意大利时,下车伊始,就有归家之感。不过,我母亲一家并不是意大利人,而是一个有意成为国际性的大家族；最初开设银行的布雷陶厄尔家族(以犹太人大银行世家①为榜样,但规模自然要小得多)很早就从霍海内姆斯——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分散到世界各地,一部分迁到圣加伦,另一部分迁到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祖父到了意大利,还有一个舅舅到了纽约。这种国际性的联系使他们显得更加体面,视野更为宽广,同时也使他们感到某种家族的骄傲。在这个家族里不再有小商人、掮客:而只有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医生。每个人都会说好几种语言。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在我巴黎姨妈家的餐桌上他们是怎样轻松自如地从一种语言换到另一种语言。这是一个十分关心“自重”的家族。每当较穷的亲戚中有一个年轻姑娘到了待嫁之年,整个家族就为她筹措好一大笔丰厚的嫁奁,目的仅仅是为了防止她“低就”成婚。我父亲身为大工业家虽然备受尊敬,但是我母亲却从来不能容忍把我父亲的亲戚和她的亲戚相提并论,尽管她和我父亲的结合是非常美满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