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普拉特绿化区的居民们也都清楚地知道哪支军乐队演奏得“最带动”,不论他们是“德国的音乐大师”还是匈牙利人；仿佛往在维也纳的人都从那空气中获得了音乐节奏感似的。所以,正如我们这些作家们在一篇特别讲究的散文中表现出那种优美的音乐性一样,其他人则在社交场合和日常生活中充满温文尔雅的礼节意识。在所谓“上流”社会里,一个没有艺术感和不崇尚礼仪的维也纳人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纵然在下层社会,一个最贫穷的人也具有某种对美的本能要求,这是那种自然景色和人生物乐趣对他的生活熏陶所致。如果住在维也纳的人没有那样一种对文化的热爱,没有那样一种对安逸舒适生活的享受意识和审美意识,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维也纳人。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适应这样的民族环境,或者说,适应这块自己居住的土地,不仅是对外的一种保护措施,而且也是一种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
他们要求有自己的祖国,渴望安宁、养息、太平,渴望消除外来陌生的感觉,这就促使他们热忱地把自己和周围环境的文化联系起来。除了十五世纪的西班牙以外,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样一种联系方面比奥地利显得更出色和更有成效。自从犹太人在这座皇帝的京城定居两百多年以来,他们在这里遇到①古斯塔夫·马勒尔(GustavMahler),奥地利晚期浪漫派作曲家和杰出指挥家,一八九七——一九○七年任维也纳皇家歌剧院院长。
的是逍遥自在、爱好和睦相处的人民,虽然这些人看上去不太讲究繁文缛节,但在内心同样蕴藏着那种追求精神和美的价值的深刻本能,正如犹太人认为这些价值对自己十分重要一样。甚至可以说,犹太人在维也纳碰到了更多的际遇: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一项使命。在上个世纪的奥地利,艺术曾一度失去了自己传统的老保护人和赞助者,即皇室和贵族。在十八世纪的时候,玛丽亚·特蕾西亚①曾让格鲁党来指导她女儿们的音乐,约瑟夫二世②曾作为一个行家和莫扎特讨论过莫扎特的歌剧,利奥波德二世③自己就作过曲；但后来的皇帝——弗朗茨二世④和费迪南一世①对艺术方面的事就已不再有丝毫兴趣了,而我们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②,在他八十年的生涯中除了阅览军队的花名册以外就从未读过一本书或者仅仅在手里拿过一本书。他甚至还流露出对音乐的反感。同样,大贵族也都放弃了从前那种赞助的态度。以前,埃斯特哈齐侯爵府曾把海顿留在家里奉为宾客；洛布科维茨侯爵府、金斯基家族③、瓦尔德施泰因家族④曾竞相争取在自己的府邸首演贝多芬的作
品,伯爵夫人图恩还恳求这位伟大的精灵(贝多芬)不要把歌剧《菲岱里奥》⑤从歌剧院的保留节目中撤销。——然而这样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即使象瓦格纳、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或者胡戈·沃尔夫⑥这样的人,也部已得不到他们的一丁点儿资助。于是,市民阶层⑦为了把交响音乐会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为了让画家和雕塑家能够维持生计,不得不出来代替他们进行支持。而犹太市民阶层的自豪和抱负,恰恰是他们在维护维也纳古老灿烂文化的光荣时站在最前列。他们一向热爱这座城市,并且一心一意地在这里居住,但是他们觉得只有通过自己对维也纳艺术的热爱,才真正算是成了维也纳人,才不愧于这一片故土。本来,他们在公共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皇室的煊赫使任何个人的私人财富显得黯然失色。领导国家的高位都是世袭的,外交界是属于贵族的,军队和高级官吏的职务均为名门世家所把持；而犹太人也从未有过想钻进这种特权阶层的奢望,他们彬彬有礼地尊重这种传统的特权,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譬如说,我今天还清楚记得,我父亲一生部不愿到扎赫尔大饭店去用餐,况且并不是为了节约——因为和其他几家大饭店相比,价格也只是略微贵一些——,而是出于那种天生的敬而远之的感情:他觉得和一位施瓦岑贝格亲王或者洛布科维茨侯爵邻桌是尴尬和不得体的,在维也纳,唯有对艺术,所有的人才感到有同样的权利,因为①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奥地利女皇,一七四五——一七六五年在位。
②约瑟夫二世,奥地利皇帝,一七六五——一七九○年在位。
③利奥波德二世,奥地利皇帝,一七九○——一七九二年在位。
④弗朗茨二世,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一七九二——一八○六在位),一八○四——一八三五年为奥地利皇帝。
①费迪南一世,奥地利皇帝,一八三五至一八四八年在位。
②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一八四八年后为奥地利皇帝,一八六七年后兼匈牙利国王。
③金斯基家族(Kinskye),波希米亚贵族世家,一六七六年起承袭奥地利伯爵封位,一七四六年起承袭侯爵封位,家族成员多在奥地利外交界。
④瓦尔德施泰因家族(Waldsteins),波希米亚贵族世家。
⑤《菲岱里奥》(Fidelio),贝多芬作三幕歌剧。
⑥胡戈·沃尔夫(Hugo Wolf,一八六○——一九○三),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⑦市民阶层(Burgertum),在德语中是指除了贵族和僧侣以外居住在城市里的一切人。
对维也纳艺术的爱护被视为是一种共同的义务,而犹太族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帮助和促进,对维也纳文化所作的贡献,则是不可估量的。他们是真正的观众、听众和读者。他们光顾剧院和音乐会,购买图书和绘画,参观各种展览。他们受传统束缚较少,思路灵活,成了各种场合一切新事物的促进者和先驱战士。十九世纪艺术珍品的巨大搜集收藏工作几乎都由他们完成,艺术方面的一切尝试几乎只有通过他们才有可能得以进行；如果没有犹太资产阶级这种坚持不懈激励一切的兴趣,而仅仅依靠朝廷、贵族和那些宁愿赛马和打猎但不愿促进艺术的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们的冷漠态度,那么维也纳在艺术方面也就会落后于柏林,就象奥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后于德国一样。谁想在维也纳作一点艺术方面的创祈,谁从外地来到维也纳作客,想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知音,那么他就得指望这样的犹太资产阶级。记得在反犹太主义时期,曾经有过这样一次唯一的尝试:想在维也纳创立一家所谓“民族剧院”,可是这家剧院既找不到编剧,也找不到演员和魂众,不到儿个月的工夫,这家“民族剧院”也就惨淡地垮台了,然而恰恰是通过这样一个具体事例第一次揭开了这样的内情:被世界人民称颂为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的十分之九,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促成、哺育、甚至是由他们自己创造的文化。
因为正是在十九世纪的末年,维也纳的犹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变得相当活跃——而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当时正面临着艺术方面的可悲没落——诚然,这种艺术绝不可能是以一种犹太人特有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移花接木的奇迹,表现出最强烈的奥地利和维也纳的特点。在音乐创作方面,戈德马克①、古斯塔夫·马勒尔和勋柏格②成了国际性的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③、莱奥·法尔④、卡尔曼⑤使圆舞曲和轻歌剧的传统获得新的繁荣。霍夫曼斯塔尔、阿图尔·施尼茨勒、贝尔一霍夫曼①、彼得·阿尔滕贝格②等人使维也纳文学达到欧洲的水平,这是格里尔帕策③和施蒂弗特④所代表的维也纳文学从未达到过①卡尔·戈德马克(Karl Goldmark,一八三○——一九一五),奥地利著名作曲家,祖籍匈牙利,著名代表作有歌剧《示巴王后》、交响乐《乡村婚礼》、交响序曲《沙恭达罗》等。
②阿诺尔德·勋柏格(ArnoldSch6nberg,一八七四——一九五一),奥地利作曲家和音乐理比家,十二音体系写作法的奠基人。
③奥斯卡·施特劳斯(Oscar Strauss,一八七○——一九五四),奥地利作曲家,以创作轻歌剧和喜歌剧的乐曲闻名于世。曾于一九三八年经巴黎前往纽约和好莱坞,一九四八年重返维也纳。
④莱奥·法尔(LeoFal1,一八七三———九二五),奥地利作曲家,新轻歌剧作曲家的重要代表之一。
⑤埃梅里希·卡尔曼(Emmerich K(im(n,一八八二,——一九五三),匈牙利作曲家,世界著名轻歌剧作曲家。
①里夏德·贝尔一霍夫曼(Ricliard Beer-Hofmann,一八六六——一九四五),奥地利作家,曾攻读法学,霍夫曼斯塔尔的朋友,一九三八年流亡瑞士,后移居美国,犹太复国运动的参加者,主要作品有未完成的戏剧三部曲《大卫王的冒险故事》。
②彼得·阿尔膝贝格(Peter Altenberg,一人五九——一九一九),奥地利散文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维也纳负有盛名。
③弗朗茨·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一七九一——一八七二),十九世纪奥地利著名剧作家,人道主义者,深得歌德和拜伦的赞赏,代表作有“命运悲剧”《太祖母》、爱情悲剧《萨福》等。
④阿达尔贝尔特·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一八○五——一八六八),奥地利小说家,早期受德国浪漫派影响,日后倾向古典主义,擅长写中短篇小说,用文笔优美而获较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