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它一方面对年轻的男人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向他们使眼色,怂恿他们“变得滑头一些”——正如当时人们在家庭隐语中怀着善意的戏谑所说的那样,而另一方面它对妇女则忧心忡忡地紧闭双眼,装成①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一八七八——一九二七),美国著名女舞蹈家,一九○○年后成为在欧洲的芭蕾舞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主张舞蹈摆脱学院式芭蕾的束缚,倡导“自然”的表演和形体美的和谐。
她本人始终赤着双脚,身穿短袖自羊毛齐膝长衣跳舞,因大反当时的芭蕾传统而名噪一时。
瞎子。甚至社会习俗,也仅仅不得不默认:一个男人有性欲冲动和可以有性欲冲动。但是,如果老老实实地承认:一个女人也同样可能被性欲征服；造物为了自身永存的目的也同样需要阴性这一极,这就触犯了“女人圣洁”的观念。在弗洛伊德以前的时代,一个女人在被男人引起性的要求之前——毫无疑问,只有在正式的婚姻生活中才许可——自己是不能有任何肉体要求的。这种定约曾被当成公理贯彻。可是,即使在那些讲究道德的时代,空气中也总是充满各种危险的能引起性爱的传染物——维也纳尤甚,因此,一个出身上流家庭的姑娘,从她出生一直到她和丈夫一起离开婚礼圣坛的那一天止,必须生活在一种经过彻底消毒的气氛之中。为了保护年轻的姑娘们,绝不让她们独处须臾。她们都由一位家庭女教师看管着,绝不让她们在无人保护的情况下离家门一步,无论是上学还是去上舞蹈课和音乐课,都有人接送。
她们读的每一本书都经过检查。而最主要的是,让年轻的姑娘们整天忙个不停,使她们无暇产生可能有的危险念头。她们得练习钢琴,学习唱歌、绘画、外语、文化史和文学史。她们受到各种培养,甚至有点过分。但是,就在把她们培养成为非常有文化、非常有教养的同时,人们又不安地担心她们对于最最自然的事一窍不通,她们对于男女之间的事一无所知的程度是我们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一个上流家庭出身的年轻姑娘不许对男性的身体结构有任何的了解,不许知道孩子怎样来到人间,因为要让这位天使在结婚之前不仅自己的肉体没有被人接触过,而且她的心灵也要保持绝对的“纯洁”。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说,“受过良好教育”在当时完全成了对于生活无知的同义词；有时候,当年的妇女们对生活一辈子都是无知透顶。我有一个姨妈,曾发生过这样荒唐的事,时至今日还使我忍俊不禁。她在新婚之夜的凌晨一点钟突然回到父母的寓所,大吵大嚷,说什么她再也不愿见到那个和她结婚的下流男人,说他简直是个疯子和坏蛋,因为他一本正经地想扒下她的衣服,她费了好大的劲才使自己摆脱了那种显然是病态的要求。
当然,我也不能不指出:这种无知在另一方面又使当时的年轻姑娘们产生神秘的诱惑。羽毛未丰的小姐们预感到:在她们自己天地的左右和后边还有着另外一个她们什么也不知道和不许知道的世界。这就使得她们好奇、向往、热衷,和有一种身不由己的心绪纷乱。一旦有人在街上向她们打招呼,她们就脸红——今天还会有脸红的年轻姑娘么?当姑娘们单独在一起时,她们就嘀嘀咕咕、窃窃私语、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微醉了似的。她们怀着对那个和他们隔绝的未知世界的各种期待,对生活做着罗曼蒂克的梦想,但同时又羞于被人发现。她们的肉体渴望着那种连自己都不甚了然的温存抚爱。稍一想入非非,就会使她们的整个举止不断失态。她们走路的姿势也和今天的姑娘们不同,今天的姑娘们经过体育运动的锻炼,身体的动作和小伙子们一样的轻松自在,而在当时,只要看一个女子走上数百步路,就能从步履和姿态上分清她是年轻姑娘还是已婚妇女。她们比今天的姑娘们还要姑娘气十足,而不会象已婚妇女,从本质上来说,她们像是暖房里用人工加温培养起来的花朵；没有经过任何的风霜,非常娇滴:她们是用一种特定的教育和文化精心培养起来的产物。
而当时的社会就是要把年轻姑娘培养成这种样子:既有很好的教养,可又什么都不懂,既好奇又害羞,对男女之间的事愚昧无知,缺乏自信和不懂实际,由于那种脱离生活的教育,使她命中注定在以后的夫妻生活中任凭丈夫左右和摆布。当时的社会风尚似乎是要把一个姑娘作为它的最密而不宣的理想的标志,即把她作为女性的端庄、贞洁、超脱世俗的象征来加以保护。
可是当这样一个年轻姑娘一旦耽误了自己的光阴,到了二十五岁、三十岁还没有结婚,又是多么可悲呵!因为社会习俗冷酷地要求一个三十岁的姑娘为了“家庭”和“体统”始终保持那种和她的年龄早已不相称的、没有性经验、没有性要求的性盲状态,然而这副娴淑的形象以后往往会遭到可怕的丑化。
未婚姑娘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姑娘成了老处女,于是无聊的小报便向她们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谁今天翻开一本从前的《散页画报》①或当时的一份别的什么幽默刊物,他就会可怕地发现,每一期上都有对
老姑娘们的穷极无聊的嘲讽——那些老姑娘由于神经失常而已不知掩饰自己
的自然性爱要求。她们曾为了家庭和自己的好名声而不得不压抑自己内心的自然要求——对爱情和做母亲的要求,然而人们不但不体谅这种以牺牲自己的生活而造成的悲剧,反而以那种使我们今天感到厌恶的不通人情去嘲笑她们。一个以极不诚实的态度压制人的自然本性而犯了罪的社会,总是最最无情地反对那些泄露了它的秘密并公诸于世的人。
如果说,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凤尚想竭力维护这样一种假设,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只要她不结婚,她就不会有性欲和不许有性欲——不然,她就会成为一个“不道德的人”而被逐出家门——,但同时却又不得不承认一个青年男子身上有这种性欲冲动的存在。因为根据经验要想阻止已成年的青年男子过自己的性生活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不求奢望,但愿他们能在被奉为神圣的社会道德的大墙以外来满足自己不体面的享乐。象大城市一样,上面是豪华商店林立、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大街和优美的林荫道,地底下却隐藏着排泄污泥浊水的阴沟。青年人的全部性生活也应该在“社会”道德的表面下进行。而对青年人在这方面会遇到哪些危险和陷入哪些势力范围,则漠不关心。同样,学校和家庭也由于畏首畏尾而耽误了对青年男子进行这方面的启蒙教育。只是到了上世纪的最后几年,才间或有某些懂得未雨绸缪的父亲,或者像当时所说的那样,一些“思想开明”的父亲,在发现自己的儿子刚开始长出胡子的时候,就想着要帮他在这方面走上正道。于是家庭医生被请了来；医生便偶尔把那青年人请进房间,先慢条斯理地擦一会儿眼镜,然后开始作关于性病危险性的讲演,并劝告那青年人要节制性生活和不要忽略采取安全措施,其实,青年人到了那个年龄对此早已无师自通。另有一些父亲采用一种更为奇特的手段。他们聘一个漂亮的姑娘到家里来侍候,她的任务就是用实际行动向那个年轻公子教会这方面的事。因为那些父亲们觉得:让青年人在自己家里干泄欲的事,在外表上仍然可以保持礼仪,而且还可以防止青年人落入某个“骗子”之手,这岂不更好。但是社会各界却始终唾弃这样一种公开和直率的启蒙方法。
那么对资产阶级世界的一个年轻人来说,究竟有哪些泄欲的途径呢?这个问题在所谓下层社会的各个圈子里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在农村,一个长工在十七岁时就和一个侍女睡觉,而且一旦这种关系有了后代,往后也就无所谓了。在我们阿尔卑斯山的大多数村庄里,未婚同居生的孩子远远超过结婚生的孩子。在无产者中间,一个工人在他能结婚以前早已和一个女工同居多①《散页画报》(“Fliegende Blatter”),一八四四至一九四四年在墓尼黑由布劳恩和施奈德出版社(Verlag Braun＆Schneider)编辑出版的带有插图的幽默杂志。
次。在加利曾信奉正教的犹太人中间,一个几乎刚刚成年的十七岁小伙子就娶妻成亲,四十岁就能当爷爷。只是在我们资产阶级的社会圈子里才鄙夷这种解欲的方法——早婚,因为没有一个家庭的父亲愿意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一个二十二岁或二十岁的小伙子,认为如此“年轻”的丈夫尚欠成熟。这里也再次暴露了一种内在的虚伪,因为资产阶级的年历和自然的年历根本不一致。从身体的自然发育来看,十六、七岁已经成年；但对社会来说,年轻男子只有当他获得“社会地位”以后才算成年,而这在二十五六岁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在身体的实际成年和在社会上的成年之间产生了六年、八年或者十年的人为间隔。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年轻男于不得不自己为泄欲寻找“机会”或为寻求“风流”而操心。
但在这方面,当时的时代并没有给他提供太多的可能性。只有极少数特别富有的年轻人才可能享受这种奢侈:“赡养”一个“姘头”——也就是说,为她准备一套住宅和负担她的生活费。和一个已婚妇女发生关系——这是当时可以在长篇小说中描写的风流韵事的唯一文学典型,同样只有少数特别幸运的人才能够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