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们也就成了一种令人忧虑的因素,这种因素必须尽可能长时间地被排斥在外或者压制下去。所以国家根本没有打算要使我们学生时代的生活过得愉快。我们应该通过耐心的等待才能得到任何形式的升迁。由于这种不断的往后推移,因此年龄也就像今天一样完全要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那时候,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就像一个孩子似地被对待,如果当场抓住他在吸烟,就要受到惩罚,如果他因要解手而想要离开课椅,就得毕恭毕敬地先举手。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在那个时候,纵然是一个三十岁的男子汉,也还会被看作是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呢,而且即便到了四十岁,也还被认为不足以胜任一个负责的职位。所以,当有一次三十八岁的古斯塔夫·马勒尔被任命力皇家歌剧院院长时,好象发生了一桩惊人的意外事件:这样一个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竞托付给一个“如此年轻的人”
(他们完全忘记了莫扎特在三十六岁,舒伯特在三十一岁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作品)——维也纳全城的人都为之诧异,窃窃私语。这种不信任感——把每一个年轻人视为“不完全可靠”——在当时遍及所有的社会阶层。我父亲在他的商行里就从未接待过一个年轻人,而且谁不幸看上去显得特别年轻,那么他就得到处克服那种不信任感。于是,产生了一种今天几乎不能理解的风气:年轻,处处成为升迁的障碍；年老却成了有利条件。而在我们今天这个完全变了样的时代里,四十岁的人干事的时候,愿意让人看上去象是三十岁似的；六十岁的人愿意自己像四十岁似的。今天,到处推崇年轻、活力、干劲、自信；而在那个太平年代,任何一个想要进取的人,为了使自己显得年老一些而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打扮自己。报纸上宣传介绍怎样加速长胡须的方法。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医生都已蓄起大部胡须和戴上金丝边眼镜,尽管他们的眼睛根本没有这种需要,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给第一批病人留下“有经验”的印象。男人们都穿长长的黑色小礼服,步履从容稳重,而且可能的话,挺起一个微微凸出的圆肚子,以体现那种刻意追求的老成持重。有虚荣心的人,都竭力装作自己已脱离那种被人视为靠不住的青年时代,至少在外表上要这样。我们在中学六、七年级的时候就已不愿意再背中学生的书包,而愿意用公文包,为的是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学生。青年人的那种朝气、自信、大胆、好奇、欢乐——这一切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令人羡慕的素质,但在那个一味追求“持重”的时代,却被看作是靠不住的表现。
唯有了解这样一种特殊的观念,才会明白,国家就是要充分利用学校作为维护自己权威的工具。学校首先就得教育我们把现存的一切尊为完美无缺的,教师的看法是万无一失的,父亲的话是不可反驳的,国家的一切设施都是绝对有效和与世永存的。这种教育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应该让青年人太舒服。这一原则也在家庭中贯彻。在给予青年人某些权利之前,他们首先应该懂得自己要尽义务,而且主要是尽完全服从的义务。从一开始就应该让我们牢牢记住:我们在一生中尚未有任何的贡献,没有丝毫的经验,唯有对给予我们的一切永铭感激之情,而没有资格提什么问题或者什么要求。在我那个时代,从孩提时候起就对人采用吓唬的蠢办法。女仆和愚蠢的母亲们在孩子三四岁的时候就吓唬他们,说什么如果他们再闹的话,就去叫“警察”。
当我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如果我们拿着某一门副课的一个不好分数回家,我们就会受到恫吓,说再也不让我们上学了,送我们去学一门手艺——这在资产阶级世界里是最可怕的恫吓了,因为它意味着重新回到无产阶级的行列。而当年轻人怀着最真诚的学习目的,要求成年人解释一下重大的时代问题时,遇到的是盛气凌人的训斥:“这些事你还不懂呢。”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和国家机关,到处都采用这种手段,不厌其烦地一再提醒年轻人:他还没有“成熟”,还什么也不懂,他应该恭恭敬敬地听别人说话,而没有资格插嘴或反驳。正是出于这种想法,学校里的可怜虫——教员,便高高地坐在讲坛上,始终象一尊不可接近的泥菩萨。我们的全部心思也都应该局限在“教学计划”之内。至于我们在学校里是否觉得舒服,是无关紧要的。根据那个时代的意向,学校的真正使命与其说是引导我们向前,毋宁说是阻止我们向前,不是把我们培养成为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们尽可能百依百顺地去适应既定的社会结构,不是提高我们的能力,而是对我们的能力加以约束和消灭能力差异。
对青年一代的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更确切些说,这种非心理性的压力,只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不是使他们麻木不仁,就是使他们激奋勇进。不过,人们不妨去翻阅一下那些精神分析学家们的文献,看看这种荒唐的教育方法究竟产生了多少“自卑情绪”。要知道,这种所谓“自卑情结”
还恰恰是由那些本人经历过我们奥地利旧学校的人士所发现的呢。或许这不是偶然的吧。我个人也要归功于这种压力,是它使我很早就显露出对自由的酷爱,而其激烈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一代无法了解的；同时,我又对一切权威,对一切曾经伴随我一生的“教训口吻”的谈话深恶痛绝。对一切不容置疑的说教抱着绝然的反感,多少年来,简直成了我的一种本能。我早已忘记这种反感是从何产生的。不过我记得,当有一次演讲旅行时,有人为我选用了大学里的大讲堂。我突然发现,我必须从讲坛上向下说话,而坐在底下长椅上的听众,好像我们以前当学生似的老老实实地不许说一句话地坐在那里,我顿时感到一阵不快。我想起了在我整个中学年代那种高高在上、非同伴式的、权威性的夸夸其谈的说教是怎样使我受罪的。于是我感到一阵害怕,我怕从这高高在上的讲坛上说话,很可能就像当年我们的教员对我们说教似的,不得人心。正是由于这种思想顾虑,所以那次演讲也就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
在十四五岁以前,我们还觉得学校生活相当不错。我们开教员的玩笑,怀着新鲜的好奇心学习每一课书,但是以后学校就使我们愈来愈感到沉闷和心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不知不觉地出现了:我们这些十岁进入中学的男孩在八年中学的前四年就已在知识方面超过了中学的水平。我们凭直觉感受到,我们在中学已经没有什么正经的东西可学了,甚至在有些我们感兴趣的课程方面知道得比我们可怜的教员还要多。那些教员自从念完专业以后由于考虑个人利益再也没有翻过一本书。同时,我们也日益感觉到另一种矛盾现
象:我们在原先坐着埋头学习的课堂上已听不到什么新的内容或者我们觉得
有知识价值的东西；而在课堂外面却是一座令人产生无穷兴趣的城市,是一
座有剧院、博物馆、书店、大学、处处都有音乐、每日每时都会给人带来意
外快乐的城市。所以我们那种被压抑的求知欲、那种在学校里无法满足的对知识世界、艺术世界、人生享乐的好奇心,统统如饥似渴地转向学校以外发生的一切。起初,我们中间只有两三个人发现自己身上有这样一种对艺术、文学、音乐的兴趣,接着是十几个人,到最后,几乎是全体。
因为在青年人中间热情从来就是一种互相感染的现象。
它在一个班级里就像麻疹或者猩红热一样会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
身上。由于那些新参加的人都怀着天真的虚荣心,想尽快地使自己在知识方面拔尖,所以他们往往是互相促进。
至于他们那种热情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一般说来都是偶然的。如果在一个班级里出现了一个集邮者,那么他很快就会使十几个人同样入迷；如果有三个人对女舞蹈演员羡慕不已,那么每天就会有另外一些人站在歌剧院的舞台门旁。比我们年级晚三年的另一个班级,完全被足球所迷醉；在我们前面的那个班级是热衷于社会主义或者托尔斯泰。而我则偶然进入到一届对艺术发生狂热兴趣的班级,或许正是这件事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不过,就这种对戏剧、文学和艺术的热情本身而言,它在维也纳是完全自然的。维也纳的报纸为文化界发生的一切腾出特别的版面。一个人不论走到哪里,随时都会听到左右两边的成年人在谈论歌剧院和城堡剧院的事；所
有的证券交易所都陈列着著名演员的画像；体育运动当时被看作是粗野的
事,一个中学生羞于问津,而符合群众理想的电影又尚未发明。所以我们这种热情,即便在家里也不用担心遇到阻力,因为与打牌以及和姑娘们交朋友相反,戏剧和文学是属于“无害”的嗜好。再说,我父亲也像所有在维也纳的父辈们一样,他在青年时代也曾对戏剧如痴若狂,怀着和我们相类似的热情去观看里查德·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就像我们去观看里夏德·施特劳斯和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戏剧首场演出一样。对我们中学生来说,挤着去看每一场首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如果谁第二天早晨不能在学校里叙述首演的每一个细节,那么他在比他更幸运的同学们面前不知会感到怎样的羞辱呢。假如我们的教师不是完全漠不关心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发现,在
每一场盛大的首演以前的那个下午就会有三分之二的学生神秘地病了——因
为我们必须三点钟就去排队,以便买到我们唯一可能得到的站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