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把它记在我的账上。另外，你不但要向她提供食宿，还得提供帮助。她在得土安举目无亲，身上还背着一段极其不光彩的历史，所以你必须给她腾个地方。从现在开始她就得在这儿安家了，明白了吗？”
她无精打釆地回答：“明白，警察先生，像清水一样明明白白！”“好，那我就把她留给你了。如果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去哪儿找我。说实话，我也不想让她住在这里，因为我担心过不了多久她就让你给带坏了，但不管怎么说……”
胖女人打断了他的话，假装无辜又略带讽刺地说：“不管怎么说，现在我没什么可值得怀疑的，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对吗，警长先生？”
警长没有被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的故作滑稽蒙骗。
“我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都心存怀疑，坎德拉利亚，这样我才有饭吃！”
“您要是觉得我那么坏，干吗还把这光荣任务交给我呢？亲爱的警长先生！”
“我已经说过了，时局太坏，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安置她，你别以为我愿意把她送你这儿来。不管怎么说，人交给你了，你得给她找点差事干。我不认为短期内她能回西班牙去，但她必须得挣钱，因为还欠着一大笔债。看看能不能给她找个店员、理发店小工之类的活儿。总之，只要是个正经地方就行，你看着办吧。还有，我已经跟你说了一千遍，别再叫我‘亲爱的警长先生了’！”
她这时候才开始打量我，仿佛之前根本就没注意到我的存在。她用目光上上下下扫视着我，一点儿都没表现出好奇，似乎只是在估量这个从天而降的包袱有多重。然后她把目光投向警长，假装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放心吧，克拉乌迪奥先生，坎德拉利亚会对她负责的！我看看能把她安排在哪儿吧。不过您可以一百个放心，您也知道，包在我身上准没问题的！”
房东太太这番信誓旦旦的保证似乎并没有让警长信服，他还要进一步施加压力，进一步跟她讲条件，以确保我能在这里得到妥善的安置。他压低声音，竖起食指指着她的鼻子，这次的严肃让她再也不敢装疯卖傻。
“给我小心点儿，坎德拉利亚，你最好放聪明些。现在已经够乱了，除非不可抗力，我不想再有任何麻烦。你最好别想着把她卷入非法勾当。你们两个我谁都不信，所以我会派人严密监视。一旦发现有任何异常举动，就把你们带回警局，到时候没有人救得了你们，明白吗？”
我们两个人都低声回答：“明白了，先生。”
“好，那就这样吧。您好好养病，一旦身体允许了，就赶紧出来工作。”
他看着我，用眼神表示告辞，似乎犹豫了一下要不要伸出手来跟我告别。但最终还是没有伸手，只是用很简单的两个词结束了这次见面保重，再见。“然后就离开了屋子，一边步履轻快地下楼，一边用手抓住帽顶整理了一下帽子。我和胖房东站在门口，屏息静气目送他离去，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当我们听到他走完最后一级台阶，正要转身回屋的时候，他那充满威胁的声音再次在楼道中响起：
“我会把你们俩一起扔进牢房，到那时候上帝也别想替你们开脱！”“去死吧，浑蛋！”坎德拉利亚用她硕大的屁股狠狠地关上了门，然后看了看我，勉强笑笑，试图抚慰我的茫然。“这家伙就是个魔鬼，快把我逼疯了。不知道他哪来的神通，什么小动作都逃不过他的法眼，我就跟整天背着个讨债鬼似的。”
然后她重重叹了口气，硕大的胸部随着呼吸一起一伏，像两个鼓鼓囊囊的大气球挤在那件紧巴巴的棉质连衣裙里。
“好了，亲爱的，进来吧，你就在最里面的那些房间里找一间住下吧。唉，该死的暴动，把我们每个人都折腾得四脚朝天。街上到处是争吵，兵营里血流成河。看看什么时候能结束吧，好让我们回到正常的生活。现在我要出去一趟，有些小事要处理。你就在这里收拾收拾准备住下。吃饭的时候我会回来，到时候你再慢慢给我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用阿拉伯语大喊了几声，一个摩尔小姑娘用抹布擦着手匆匆忙忙地从厨房跑出来，看上去还不到十五岁。她们俩一起腾了个小屋子出来，换上床单。从这天晚上开始，这间连个通风口都没有的小屋就要成为我的栖身之地了。我将在这里安置下来，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待多久，也不知道未来会驶向何方。
坎德拉利亚·巴耶斯特罗，四十七岁，在得土安大家都叫她走私者坎德拉利亚。据她自已说，她挨过的打比瑞古拉雷斯兵营里的士兵还要多。大家都知道她是个寡妇，但是连她自己也无法确定她的丈夫是否真的死在西班牙了，或许七年前从马拉加寄来的那封声称她丈夫因肺炎死亡的通知信不过是一个卑鄙无耻的谎言，仅仅是为了甩掉她而不让任何人去找他。他们本来是安达卢西亚一个橄榄种植园里一贫如洗的临时工。
一九二六年里夫战争后，夫妻俩搬到了摩洛哥的西班牙保护区。他们做过各种各样的生意，但大多数利润微薄，而那一点儿可怜的收人也都被他拿到酒馆、妓院挥霍掉了。他们没有孩子，自从丈夫弗朗西斯科人间蒸发以后，她就孤身一人，而且因为同西班牙断了联系，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做各种走私生意了。最后坎德拉利亚决定租一栋房子，开一家低档客栈。但她并没有因此金盆洗手，但凡手中有点东西，就不停地倒买倒卖、交换、讨价还价。钱币、烟盒、印章、自来水笔、丝袜、钟表、打火机，所有的一切来历不明，去向也不明。
她的房子位于拉鲁内塔街，正好在摩尔人社区和西班牙人居住区之间。这里向每一位敲门求宿的人提供食宿，一视同仁。住客一般都穷困潦倒、穷途末路，但是她跟他们，跟任何能碰到的人都能搭上生意：卖给你东西，买你的东西；你欠我的，我欠你的；我让你五毛，你让我一块。她干起这些来十分小心谨慎。别看说话做事像母老虎，做起不明不白的生意时，那股麻利劲儿似乎能摧毁一切，但她可一点儿都不蠢。她很清楚，在巴斯盖斯警长眼皮底下最好别干什么出格的事。偶尔开开玩笑、嘲讽几句不要紧，但要真让他抓到什么非法勾当的把柄，麻烦就大了，不但手头的东西保不住，而且，用她自己的话说要是让他发现什么龌龊事，他能把我抓回去生生扔油锅里煎了。”
那个可爱的摩尔小姑娘帮我一起收拾房间。我们打开少得可怜的行李，把衣服挂到衣柜里。说是衣柜，其实不过是一个木框，用一块破破烂烂的布帘子挡着。一个衣柜，一个光秃秃的电灯泡，一张破旧的床和一块絮绒床垫就是这个房间里所有的家具了。一本不知何年何月的日历，上面印着夜莺的图案和西格罗理发店的宣传语，是四面石灰墙上唯一的装饰物，除此全是漏雨留下的斑驳印记。屋子一角有一个箱子，上面堆着些平时用不着的家什·。一个大草筐、有缺口的脸盆，两三个掉了漆的尿壶，一对锈迹斑斑的笼子。虽然环境很差，处处透出贫困，但很干净。那个黑眼睛的小女孩，一边帮我收拾着乱糟糟皱巴巴的衣服——这些衣服现在是我所有的财产了，一边用轻柔的嗓音不停地说：“小姐，您别担心，哈米拉帮你洗，哈米拉会帮小姐把衣服都熨平。”
事实上我还是没有力气。搬运行李，把东西都倒腾出来，已经让我体力不支了。我不得不找个地方靠着，以免再次晕倒，然后跌坐在床脚，闭上眼睛，用手蒙住脸，两肘支在膝盖上。几分钟以后眩晕过去了，我又回到了现实中。小姑娘哈米拉还在身边，忧心忡忡地看着我。看看四周，还是那个贫瘠又昏暗、老鼠洞一样的小屋，衣服皱皱巴巴地挂在衣架上，打开的行李散落在地上。明天仍是一处未知的悬崖，我带着几分宽慰想，尽管事情已经糟糕到不能再糟糕的地步，至少我有了一个容身之处。
不到一个小时，坎德拉利亚就回来了。在这之前和之后，为数不多的几个住客也陆续回来了，他们都在这里吃住。其中有一个生发剂推销员、一个邮电局的职员、一个退休教师、一对瘦得像金枪鱼干一样的老姐妹，还有一个胖胖的寡妇带着她的儿子。这个男孩正在变声期，嘴上的绒毛也已经很密了，但他们都叫他小巴格。当坎德拉利亚介绍我的时候，他们都很有礼貌地向我问好，然后静静地围坐在桌子旁边。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位置：坎德拉利亚坐在长桌的一头，好像在主持会议。其他人坐在两侧。女人们带着小巴格坐一边，男人们坐另一边。“你就坐在我对面吧！”坎德拉利亚对我说。然后她开始上菜，还不停地唠叨诸如肉价涨了许多，今年的瓜特别好特别甜之类的琐事。这些牢骚和评论并不是特意对着哪个人说的，但她极有热情，不停地东拉西扯，不管这些事多么无关紧要，也不管食客们多么心不在焉。没有人插嘴，所有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吃午餐，有节奏地拿着叉子在盘子和嘴之间移动。除了坎德拉利亚的絮叨、勺子跟瓷盘的磕碰声以及狼吞虎咽吃饭的声音，再也听不到别的动静。然后，她的一个疏忽让我忽然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没完没了地唠叨。就在她停下滔滔不绝的演讲、去厨房找哈米拉的时候，那对老姐妹找到了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