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德斯修女负责向我通报您的恢复情况。几天前我就想来找您了解情况，但是她们一直不允许，说您仍然严重贫血，还有其他一些症状。但无论如何您现在看上去已经好多了，因此他们允许我今天来探视，我想过不了几天您就可以出院了。”
“那……那我去哪儿？”我的焦虑跟恐惧不相上下。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独自面对未知的现实。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独自做过什么，一直以来都有人在我身边指引着我，开始是母亲，然后是伊格纳西奥，再后来是拉米罗。如果没有一只坚强有力的手紧紧地抓住我，没有人帮我抉择，没有人在身边让我信任和依赖，我简直就活不下去。
“这件事我正在想办法解决。”他说，“我会给您找个落脚的地。您可别认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您先不用担心，关于您的过去，我还有一些遗漏的信息需要补充。如果您觉得有力气，明天我再来找您，麻烦您详细叙述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细节能帮助我们解决您丈夫或是您男朋友给您带来的无尽麻烦。”
“我丈夫，我男朋友，或者随便我什么人，反正就是那个败类。”我接过话茬，做了个讽刺的鬼脸，既虚弱又苦涩。
“你们结婚了吗？”他问。
我摇了摇头。
“这对您来说是件好事。”他很干脆地下了结论，然后又看了看表，“好了，我不想让您太过劳累。”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我想今天的内容已经足够了。我明天再来，时间不定，到时咱们再继续。”
他向病房门口走去的时候，我细细打量着他。他走路很快，步伐坚定，很有节奏，一看就是个从来不愿意浪费时间的人。等我好了，迟早会弄清楚他是真的相信我是无辜的，还是只想尽快甩掉我和与我一起在最不合适的时候从天而降的麻烦。我没有力气继续想了，长时间的谈话和过度惊吓已经让我筋疲力尽，只想好好地睡一觉，把一切都忘掉。
巴斯盖斯警长第二天傍晚乂来了，大概七点，也可能是八点，因为暑气已经开始消散，日光也没有那么强烈了。一看到他从病房尽头的门口进来，我就用手肘支起上身，费力地拖着身子坐起来。他走到我身边，还坐在头一天那把椅子上。我甚至没有向他问好，只是清了清嗓子，准备向他叙述他希望了解的一切。
我跟克拉乌迪奥先生的第二次会面是在八月末的一个周五。紧接着的那个周一，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又来了，这回是来接我出院的。他已经为我找好了住处，并且负责帮我搬家。如果在其他情况下，这种绅士行为很有可能被理解成一种暧昧的情感，但是此时此地我们俩都十分清楚，为我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他的职责所在，为了不让我这个已经一团乱麻的案子变得更加复杂。
他到达的时候我已经穿戴整齐。衣服很不合身，因为我瘦了很多。我梳着一个平淡老气的发髻，半坐半倚地靠在已经整理好的病床床头。脚下的行李箱里装满了逃亡时的一点儿幸存物品。瘦骨嶙峋的手指交叉放在膝盖上，努力想积攒些力气。看到他来了，我试图站起来。但是他做了个手势示意我坐着，然后在我对面的床上坐下说：
“稍等，我们还需要谈一谈。”
他那双可以穿透一切的眼睛盯了我一会儿。这时我才发现，他既不是早生华发的年轻人，也不是动作灵活的老人，而是正值壮年。年龄在四十到五十之间，举止很有教养，但是在这份特殊职业的磨砺下又显得十分冷酷，仿佛身心都已经过千锤百炼，准备随时应付任何流氓恶棍。我暗想，在这种人的眼皮底下，在任何时候惹出任何麻烦都难逃他的法眼。
“您看，这不属于我们警察局正常的办案程序。但是鉴于目前的局势和您的实际状况，我给您破例。不过我希望您弄清楚您现在的真实处境。虽然就个人而言，我相信您不过是不慎受了恶人的蒙骗，但您究竟有没有罪，只能由法官说了算，而不是我。不过现在非常混乱，恐怕近期内没有哪个法院能开庭审理您的案子。如果我把您逮捕了扔进监狱，对谁都没有好处，而且天知道要关到什么时候。因此，就像我前几天跟您说的，我会给您一定的自由。但是，注意：只是有限且受控的行动自由。为了避免您产生逃走的念头，我暂时不会把护照还给您。另外，您要享受人身自由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一旦身体状况允许，就去找个正经的差事维持生计，而且要节衣缩食来偿还大陆酒店的债务。我已经以您的名义申请了一年的债务偿还宽限期，他们也同意了，所以您暂时可以松一口气。接下来就得努力挣钱了，您得准备好吃苦，因为钱必须来得干干净净，不能做任何违法的事，清楚了吗？”
“清楚了，先生。”我低声回答。
“另外，千万别想骗我，别企图跟我耍什么花招，也别逼我来找您的麻烦，一但我发现您背着我搞小动作，我会马上公事公办。说不定没等您回过神来，就被送回西班牙了，到时候等待您的将是基尼奥内斯女子监狱的七年大牢。记住了吗？”
在他这番恶狠狠的威胁面前，我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只能连连点头。然后他站了起来，几秒种后我也跟着站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快速敏捷，而我，不得不使出全身力气才能跟上他的节奏。
“好吧，我们走。”他说，“放下吧，我来帮您提行李，您现在的样子估计连自己的影子都提不起来。我的车在门口，您去跟修女们告别吧，谢谢她们这么长时间尽心尽力照顾您。然后我们就出发。”
他开车带着我行驶在得土安的大街小巷，我第一次领略了这座城市的面貌，虽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我，不知道还要在这里待上多久。平民医院在郊区，我们正慢慢地开往市区。离市中心越近，来往的行人就越多。快到中午了，大街上到处都是人，机动车几乎无法通行，警长先生不得不时常鸣喇叭才能在慢慢悠悠、往来拥挤的人群中开出一条道。街上有穿浅色亚麻套装、戴巴拿马草帽的男人，有穿着短裤疯跑的孩子，有挎菜篮子的西班牙妇女，有穿条纹长袍、裹缠头布的穆斯林男子，还有衣着臃肿、全身上下只露出眼睛和脚的穆斯林女人，有穿制服的士兵，也有穿着花花绿绿夏装的女孩，光着脚的孩了在母鸡群里玩耍。从车窗外传来各种喧哗，有零星的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还有很多人认出警长的车上来打招呼。看到这样的场景，真的很难相信几个星期前这里曾发生过暴乱，而且即将转化为一场大规模的内战。
一路上谁都没说话。这次搬家并不是一趟令人愉快的旅程，只是警长在一丝不苟地履行职责，把我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但是偶尔，当他觉得某样东西对我来说比较陌生或者新奇的时候，会抬一抬下巴用一些很简练的词或句子告诉我那是什么，眼睛却依然盯着前方。“里夫地冈的女人。”我记得他指着一群摩洛哥的女人说。她们穿着条纹下摆的裙子，带着巨大的麦秸帽子，上面还挂着五颜六色的穗。不过十到十五分钟，我们便到达了目的地。这点时间已经足够让我认识那些形态各异的新事物，闻到陌生的味道，并学会一些东西的名字。在下一阶段的人生中，我就要每天与它们朝夕相处了。比如说总督府、仙人掌果、哈里发的宫殿、骑着骡子的运水人、摩尔人社区、帐篷餐厅（巴卡利多）、薄荷草，等等。
我们在西班牙广场下了车。几个摩尔孩子飞奔过来抢着提我的行李，警长也放心地任由他们拿。就这样我们走进了拉鲁内塔街，一边挨着犹太人社区，一边挨着摩尔人社区。拉鲁内塔街，我来到得土安后的第一个住处，狭窄、嘈杂且杂乱无章。到处都是人，随处可见酒馆、咖啡馆和沸腾的市场，里面简直应有尽有。我们来到一处门廊，进去后乂上了一段楼梯，警长按响了一层公寓的门铃，一个穿着红衣服的胖女人打开了门。
“早上好，坎德拉利亚。我把上次交代给你的任务带来了，就是她。”警长歪头指了指我。
“什么任务，警长先生？”胖女人双手叉腰，哈哈大笑着让到一边请我们迸去。房子朝阳，屋内布置得很寒酸，根本谈不上什么审美情趣。胖女人表面上很自然，却掩饰不住一丝扭捏，一看就知道警察找上门来引起了她极大的不安。
“这是我交代给您的一项特别任务。”他边说边把我的行李箱放在狹小的玄关处一个日历底下，日历上画着一颗圣心，“这位小姐得寄居在你这儿一段时间，目前不许收她一分钱。等她能挣钱了，你们再商量这账该怎么算。”
“可是我的房子已经住满了，我以耶稣的名义发誓。每天至少有半打人找上门来，但我实在是没地方收留了。”
明显在撒谎。这个深色皮肤的胖女人在撒谎，警长也非常清楚。“别跟我诉苦，坎德拉利亚。我已经告诉过你，不管怎么样你都得收留她。”
“自从暴乱发生，我这里就不断涌进来寻找落脚处的人，克拉乌迪奥先生，现在连地板上都睡满了人！”
“别跟我玩虚的，交通已经中断了好几个星期了，这段时间连只海鸥都飞不过来。不管愿不愿意，都必须照我说的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