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捧着我的双手，深情地与我对视，一边兴致勃勃地解释着他的计划时，当他一遍一遍地重复我的价值，还说如果我们一起赌一把未来，将来的一切都会非常美妙时，不管是皮特曼学院，还是地狱的火炉，他的提议，就是我的真理。
第二天他把皮特曼学院的宣传册带回了家，上面有很长一段介绍文字。该学院由阿鲁阿、斯米尔格隆和简三个人于一九一九年合伙创立，在英国人伊萨克·皮特曼发明的速记法系统基础上，依靠可靠的教育方法、严格的教学人员和高度的责任感，采用一对一单独辅导的形式，确保学员取得学位后能拥有一个辉煌的未来。宣传册上那些微笑的年轻人，仿佛正沉浸在他们美好的未来职业规划中，辅证了学院的承诺真实有效。这本小小的册子有一种让人激动的说服力：“生命之路漫长而崎岖，不是所有人都能到达心中期望的、代表着成绩与财富的终点，很多人都半途而废了。不能持之以恒、性格软弱、粗心大意、愚昧无知的是那些只相信运气的人，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成功只有通过努力学习、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良好的心态才能取得。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人生的髙度，现在就决定吧！”
那天下午我去找母亲。她煮了一大锅咖啡，当我们在又瞎又哑的外公身边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我请她加人我们的计划，并且建议她，一待我们在非洲安顿下来，她就去跟我们会合。但是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她对计划毫无兴趣，也不同意我们一起去非洲。
“你不需要完全遵从你父亲的建议，也不用完全相信他说的话。他生意上有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也会有问题。我越想越觉得他太夸张了。”“如果他那么恐惧，那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不会无中生有……”“他害怕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颐指气使，谁也不敢指责他，而现在他第一次看到工人们开始大声说话，开始要求权利，就感到不知所措。事实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问自己，接受那一大笔钱、尤其是那些珠宝，是不是太疯狂了。”
不管是不是太疯狂，事实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和拉米罗已经很自然地把那些钱、珠宝以及创业计划当作生活的一部分，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协调。这些事情一直萦绕在脑海中，成为两人之间最常谈起的话题。我们约好，拉米罗负责开办公司需要的一切手续，而我只需要在他给我的那些文件上签字就行。从此我又回归了这之前的生活，充满激情、纵情享乐、被爱蒙蔽、天真而单纯。
跟父亲见面使我和母亲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我们人生的航向仍然无可挽回地分道扬镳。多洛雷斯还是一贫如洗，靠从马努埃拉女士家带回的一些零活勉强维持生计，偶尔为邻居们做些针线活，大部分时候无事可做。而我则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样板、衬布，几乎找不到过去那个小栽缝的影子。
去摩洛哥尚需时日，这些日子里，拉米罗与我同进同出，欢笑、抽烟、纵欲狂欢，夜夜热舞到黎明。在我们周围，政治环境依然充满了火药味。罢工、劳工冲突和街头暴力成了家常便饭。二月份左翼联盟的人民阵线赢得了竞选，而作为反击，长枪党的行为更加猖狂。在政治斗争中，手枪与拳头取代了语言，局势紧张到一触即发。然而，这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马上就要掀开人生的新篇章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底我们离开了马德里。有一天早上我出去买长筒袜，回家时发现家里一片狼藉，拉米罗身边堆满了行李箱。
“我们今天下午就走。”
“皮特曼公司回复了吗？”我心里咯噔一下，紧张地问。他一边飞速在衣柜里收拾衣物，一边头也不抬地回答：
“没有直接回复，但是我已经得到消息，他们正在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方案，因此我认为现在是时候远走高飞了。”
“那你的工作呢？”
“我辞职了，就在今天。我已经烦透了，他们也知道我早晚都会走。所以，永别了，好利获得。亲爱的，另一个世界在等着我们，勇敢的人才能获得财富，所以你赶紧收拾，准备出发。”
我没有回答。我的沉默让他不得不停下手中疯狂的举动，转过来看着我。发现我的茫然和恍惚时，他笑了，走到我身边，搂住我的腰，只一个吻就把我的恐惧赶到了九霄云外，并为我注入了无限能量，几乎可以马上飞到摩洛哥去。
行程如此仓促，我只有短短几分钟时间去跟母亲告别，无非是站在门n的一个拥抱和简单的一句保重。不过我庆幸没有更多的告别时间，因为那对我们而言都是一种痛苦和折磨。我一路小跑着下楼梯的时候，都没敢再回头看一眼。虽然她强忍着，但我知道她的眼泪也马上要决堤，而现在不是宣泄感情的时候。在潜意识中我总觉得我们不会分开太久，好像非洲和这里只不过隔着几条街道而已，我们的出行也是暂时的，不过几个星期时间。
我们在初春一个大风天的中午登陆丹吉尔，把一个混乱灰暗的马德里留在了身后，开始定居在一个充满了各种颜色、对比强烈、让人目不暇接的奇怪城市里。穿着长袍裹着缠头布的摩尔人深色的脸庞，跟欧洲人的容貌混杂在一起，这些欧洲人有的定居在这里，有的刚从噩梦般的过去逃离，取道这里逃往各种目的地，他们的行李永远是打包好的，随时准备再次出发，连梦中都充满了惊惶不定。丹吉尔，这里有海，有十二面各国旗帜，有郁郁葱葱的棕榈树和蓝桉树，有摩尔人的小胡同和新建的大街上飞驰而过挂着外交牌照的豪车。丹吉尔，这里有敞篷车里的外国美女，清真寺的宣礼塔和各国的领事馆、银行间弥漫着各种香料的味道，高级烟草的味道，免税的巴黎香水的味道。我们在港口温泉酒店的露台上，在海风中飒飒作响的遮阳棚下，远眺着马拉巴塔海角和西班牙的海岸线。欧洲人穿着浅色的轻薄服装，戴着太阳镜和折叠帽，慵懒地架着二郎腿，一边看报纸，一边喝开胃酒。他们中有生意人，有官员，似乎都过着表面平静的悠闲生活。因为动荡紧张的气氛已经蔓延开来，谁也无法预测明天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在等待皮特曼学院确认期间，我们暂住在大陆酒店。这家酒店就在港口上方，另一侧毗邻摩尔人居住区。拉米罗给阿根廷方面发海底电报告知我们的地址变更，而我则负责每天询问门房有没有回复的电报，因为这标志着未来的开始。一旦收到回信，我们就可以决定是留在丹吉尔还是去西班牙保护区定居。在迟迟得不到答复的等待中，我们开始同一些处境相似、同样漂泊在外的人交往。这群人背景不一，鱼龙混杂，但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所有人都全身心地投人到聊天、喝酒、跳舞、去塞万提斯剧场看演出和打牌中去，谁也无法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辉煌的前途，还是目前仍无迹可循的陷阱，或者地狱。
我们很快就被他们同化了，生活里充满了喧嚣。我们在大陆酒店的房间里做爱，白色窗帘在海风吹拂下翻飞起伏，风扇单调的嗡嗡声伴着激情中的气喘吁吁，带着咸味的汗水滑落皮肤，皱巴巴的床单铺散在地板上。我们也常常出去消遣，整日整夜地在街头流连。起初就我们两个人，谁都不认识。风不大的话，我们就去“外交森林”海滩，傍晚在刚刚建成的布勒瓦德散步，或者在弗洛里达或卡比多尔电影院看场美国电影，在小市场的随便哪个咖啡店里坐坐，看着市中心的摩尔人和欧洲人和平共处。
没过几个星期我们就不再孤单了。丹吉尔很小，拉米罗又善于交际，再加上在那种处境中人们仿佛都迫切地想跟其他人交往。很快，我们就有了一批熟面孔，开始相互问候，到哪里都能触入人群。我们常在布雷塔基、罗马公园或者布拉塞列餐厅吃饭，晚上去卢梭酒吧，或是恰丹、法国广场的德确伊特和中央酒吧观看匈牙利舞娘的表演，或者在马萨拉赫音乐厅宏伟的玻璃大厅中看演出，那里坐满了法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摩洛哥人、德国人、俄罗斯人，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犹太人，演出之后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跳舞喝酒，用各种语言混杂在一起谈论国际时事。有时我们从酒吧出来就去哈发，在海边的帐篷里一直待到天亮。帐篷的地上铺着厚厚的毯子，富有的摩尔人、有钱的欧洲人，不管是出身豪门还是一夜暴富，都斜靠在垫子上，一边喝茶一边抽大麻。在那段混乱的日子，我们很少在黎明之前睡觉，一边眼巴巴盼着阿根廷那边的回音，一边因为迟迟没有消息无所事事。我们开始习惯在新建的欧洲区转悠，也习惯了穿越摩尔人的小胡同，习惯了来自世界各地背井离乡的人们与当地人混杂的局面，习惯了蜜色皮肤的太太们戴着用珍珠装饰的宽边草帽招摇过市，肤色黝黑的理发师用古老的理发工具设下露天摊点，卖胭脂花粉的小商贩在大街小巷中穿梭，以及外交人员一丝不苟的衣着，大批的羊群，还有穆斯林女人穿着长袍蒙着面纱转瞬即逝的影子，几乎没有面容。
每天都有来自马德里的消息传到这里，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当地的西班牙语报纸，比如《民主报》、《非洲日报》或者共和党人的《明天报》，有时候听小市场的报贩叫卖就够了，他们用各种语言大声喊出新闻标题，比如意大利语的《丹吉尔暸望》，法语的《丹吉尔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