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知道当初怎么有那么大的精神,站在校门口锲而不舍地等待,或到校门口小摊买几毛钱零食。那时我们最爱吃的是“玫瑰丝儿”,一毛钱一小袋,里面是丝状的甜食。“魔鬼糖”也流行过一阵子,大家课间买来糖吃,舌头一伸出来都是青的、紫的。后来报纸上登“魔鬼糖”含色素太多,不利于身体健康,老师禁止我们再买,风靡校园的“魔鬼糖”才销声匿迹。还有三分钱一块的“酸三色”、五分钱一块的“话梅糖”,都是我们比较常吃的零食。 后来班里又流行起一个新爱好,那就是养蚕。基本上都是女生在养。从门口的小摊上(又是门口的小摊!看来那里真是引导我们的潮流)上买来,然后每天放学后就掂记着去摘桑叶喂蚕。刚开始养时很多蚕中途就死了,很少有挺到结蛹的时候。有些蚕是吃了带水的桑叶拉肚子拉死了。还有些人找不到新鲜的桑叶把蚕活活饿死了。我和维多利亚也都养了蚕,有天晚上,下着大雨,我接到了维多利亚的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焦急,她说她家没桑叶了,要出门给蚕找桑叶,问我能不能陪她一起去?我吃了一惊,平时维多利亚都不慌不忙的,现在却为了几只蚕急成这样,如果我的蚕快要死了,我会不会有勇气像她一样找朋友求助?我没让这种疑问在脑子里停留太久,就痛快地答应了她,约她一会儿在路口见面一起找桑叶。我跟妈妈简单地说了一下就撑着伞就出了门。到十字路口时她还没到。我在大雨中等着她,几分钟后,雨雾里她和她妈妈一起出现在我面前。看到我已经来了,维多利亚妈妈放下心来,叮嘱了我们几句,就回去了。 我平时都去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军队大院找桑叶。那里有几株很茂密的桑树,一到秋天,我还经常去那里吃桑葚。那里有十几幢小洋楼,可能都是几十年前建的老房子,苏式建筑,住在那个院里的都是级别很高的军队干部。我认识这里住着的一个孩子,比我小一岁,她爸是军官,她们一家人住着一幢楼,还有小保姆。我暗自感慨道:“看人家里,每天还喝酸奶呢!” 我和维多利亚连夜打着伞跑进大院,一人摘了一塑料袋的桑叶才走。那天我们浑身都淋湿了。听说她家的蚕就是因为这“救命粮”才活到了秋天。等到了冬天,蚕下了一张纸的蚕卵,后来那些卵都让我给扔了。也许是让我家暖气太热给烤的,那些卵都干了,没法再变出小蚕。 我们养了一段时间后也玩腻了,大家都又接着迷上了别的东西,没人再养蚕了。 我们这几届的小学生正赶上了上特色班,就是培养课外业余爱好的活动。一个礼拜有几天放学后就见学生们急忙赶去上特色班,我没什么音乐或数学方面的兴趣,就报了一个航模班,就是用粉笔雕出船的样子,一点都不浪漫。后来航模班学完了,教我们航模班的老师又教我们拿电烙铁焊半导体,一不小心就烫着手。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来电烙铁那股热呼呼的味儿。 那个瘦巴巴的喜欢穿鸡心领衬衫面目和善的老师经常带我们到处参加比赛,上同一个特色班的同学还有得奖的,我也参加比赛了但没得奖,没办法,一到比赛,我就完全不成了,关键时刻掉链子。在比赛完回学校的车上,我小脸腊黄,感慨自己没有过好日子的命,怎么一坐车就晕车。 后来我参加过一次区运动会比赛,江小湖也参加了。比赛前一天的晚上,我半天睡不着,怀揣兴奋和不安爬起来在阳台打水用香皂洗了一次澡。没想到正是因为这多此一举,第二天换运动服时我发现小腿皮肤干躁起了皮屑,一擦就下来一堆。 可能就是没比赛的天份,我只差一厘米就能进跳远的决赛给涮下来了,旁边的老师和同学都唏嘘不已,我跟没事儿人似的,心情丝毫未受影响。 我们终于还是没有住上那幢楼,它后来变成了商务中心。我们跟着许多住户口一起搬进了本院的另外一座新建的五层白楼。这次还是一间屋,我和邻居家的老太太共用楼道里的另外一间房。老太太估计八十多岁了吧?花白的头发在头顶别成一个精致的髻,挺精神,从皮肤看出来像个南方人。 她家有个刚上小学二年级小孙女娇娇,又伶俐又可爱,每天放学后就能听到她在叮咚叮咚地弹钢琴,她说这是她爸妈逼她练的,其实她喜欢体操和跳舞。她经常教我练体操,我们在二楼楼道发现了几块席梦思床垫,就在上面开始练倒立。她有时候也和她外婆一起睡。我每天都回到自己的屋子做作业,看课外书,有一回,我从同学那儿借来几本叶永烈的科幻小说,《深山黑影》、《秘密纵队》、《纸醉金迷》什么的,老太太有几天没回来睡,吓得我不敢一个人睡觉,只好开着台灯。 夏天蚊子很多,我就把毛巾被从头盖到脚,头再拿枕巾遮着,只露出两个鼻孔呼吸。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怕热了。我常常做作业到十一、二点,睡后就像死猪一样没有反应,有一回北京地震,我还是第二天听到议论才知道。 我经常玩的朋友是住在大院里另外一座楼上的郭翠翠和王楠。每当周末,王楠家里就会来一大堆亲戚,聊天打麻将之类。我真羡慕她的家人都在北京。 “上星期我妈打麻将输了几百块钱,我还急哭了呢!”王楠不好意思地跟我说。我嘲笑她的小气,“你哭什么?反正都是自家人,就是输了也没亏啊!” “是啊,哭完之后我想通了,我以后不想再这么小心眼儿了。”她说。 这次她家除了一堆亲戚以外,还来了两个个子高高的男孩,都是她的表哥。我们玩了一下午,他们问我有没有日文名,我骗他们说没有,他们就给我起了个“川茜美代子”,我还觉得挺好听的。结果上厕所时他们在外面问我带没带手纸,我没反应过来,说“带了,带了”,他们一阵狂笑,我这明白原来这名字是意思是“窜稀没带纸。” 我总盼望着长大,至少长到王楠的表哥这么大。我多希望我的亲人也能经常陪着我啊,可他们全在老家。 郭翠翠最有心眼儿。比起小气来,我更讨厌心眼儿多的,所以我和王楠的关系比跟郭翠翠要近一点。可王阳的妈妈是医生,有点洁癖,我只好经常去郭翠翠家。郭翠翠家在一层,阳台上养了许多绿色的喜阴植物,她一个人住在北屋,房间很大,有点俗气,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奇怪的是,在后来搬过几次家后,她住过的每一个家都有一种阴凉舒适又略带中草药味儿的气氛,偶尔回想起来,我就觉得很神秘。 当时我们都特爱收集动漫贴纸,主要收集的就是“美少女战士”的卡片。王阳不玩这个,她觉得太费钱。那天我又像平时一样去找她,在看了我们各自的收藏之后,郭翠翠提出想交换一张卡片。那简直是不公平交易,她的那张很容易得到,我的那张就比较珍贵了。我觉得她提出这个要求就很不可思议,我拒绝了她,我们吵了几句嘴,我便离开了。刚走出门,她就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明明!”我以为她要过来说什么,便站住了,哪知她走到我面前,狠狠地关上了门,吓了我一跳。 那次我们一个星期都没有说话,平时路过看到了也互不搭理,就当不认识这个人。原来我们总是结伴去院里的澡堂洗澡,那几天我只和王阳一起去。公共澡堂原来是免费的,后来改为每次洗澡收5毛钱,王楠为了节约这5毛钱,经常跟看澡堂的人费关天口舌要求免费进入或者半价。我常常觉得不耐烦,甚至认为如果能不让她废话,我宁可请她。 就在那一个星期,我发现我的乳悄悄地突起来了,就在那个朦胧的夏夜,我边洗澡边注意着身边大人的身体,心里像藏了个小秘密。 我和郭翠翠的合好缘自于一个人的到来。傍晚时我到楼下散步正好碰到了她,我以为我们要擦肩走开,她却喜滋滋地迎上来说:“明明,一会儿吃完饭来我家玩吧,我表姐来了。” 吃完饭我就下楼去找她。她表姐18岁,正站在窗边梳头发。 “姐姐好。”我赶紧打招呼。 “你是明明吧?我叫郭欣。”她有点不好意思,嘴边漾着浅浅的笑。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在此后的几年,我们经常笑话她。她问:“你觉得我的辫子应该扎红头绳还是绿的?” 我和郭翠翠异口同声地说:“绿的吧,红的太怯。” 她仔细地梳好她的长辫子,扎上了绿色的头绳。我、郭翠翠、王楠都留长头发,平时只扎马尾辨,从来不像郭欣似地编两条麻花辫子。 周末时我就跟着我妈去我爸单位,跟解放军叔叔一起吃食堂。他们训练时我们几个家属小孩就在旁边玩游戏,那帮兵恐怕平常也挺寂寞,经常过来逗我们,我们不招人烦。有时候路过水房,就能看到里面站着几个兵正拿肥皂搓衣服,边洗还用破锣嗓子唱歌,发泄他们的青春。 那时候我怎么就没觉得那就是青春呢?每个班里都有一、两个胖兵,剩下的都顺条条的,也不乏有几个长得特别精神的,我怎么就视若无物?在小学四年级的我看来,他们都是大人,都是叔叔。冬天捂棉大衣,夏天在营里就穿绿背心,在兵营外面站岗放哨,周末聚在娱乐房里看电视打台球的叔叔。还有个宣传干事叔叔教我画水墨画,他平时总拿着一摞稿纸愁眉苦脸地搞创作。 那个军营在府右街,是真正的“城里”。我和妈妈每周末都每次坐335公共汽车去,周一早上再坐回来。我弟就不用这么折腾,他在我爸单位附近上幼儿园。让我恐惧的是每次我都晕车,雷打不动地坐两、三站就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