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雪枫的部队先敌到达日军尚未站稳的豫东，东奔西战，所向披靡。3年后，这支部队发展成拥有数万人枪的新四军第四师。日伪军听到彭雪枫的名字都为之胆寒。
竹沟还留有部队，还在继续发展。1939年1月，李先念从延安来到这里，带领留下的部队向武汉外围挺进，7年浴血奋战’抗击、15万日军、8万伪军，发展成为拥有5万余人的新四军第五师，解放国土9万多平方公里，建立起拥有1300万人口，跨连湘、鄂、豫、皖、赣5省的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
50年后，李先念深情地说，竹沟是开辟中原敌后战场的三大支撑点之一。应该说，这一支撑点的建立，周恩来功不可没。“他积极宣传持久抗战的主张，要求他和叶剑英负责指挥的河南竹沟那一部分新四军要放手发展武装力量，开赴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在一定范围内抵制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因而，“从总体上看，他这一时期的工作是正确的”。
这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传》的评价。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刚刚开幕，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却匆匆赶回武汉
1938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明等中共领导人无一例外地全部出席。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他就是刚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稼祥。
窑洞里，王稼祥在传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参加会议的人中，最为震惊的是王明。王稼祥的讲话，实际上彻底否定了他的主张，肯定了毛泽东的路线。他一反寻常坐在那里默不作声。
政治局会议开了12天，周恩来在最后一天发言。回到延安的十几天，周恩来对长江局的工作进行了深刻反思，对国共合作与国共两党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他在发言中明确表示：“我完全同意国际指示与毛泽东等同志的报告。”
后来，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周恩来把话说得更明确：“那个时期在武汉，我们自己也有错误。也就是说，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所以在武汉时期，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工作，没有像华北一样，利用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候，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其实，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来弥补王明错误给党的工作造成的损失，但他没有推卸责任。他深深地感到内疚。他努力从过去的失误中吸取着避免今后失误的教训。
9月29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作长篇发言。
周恩来在发言中分析了国民党政策的矛盾性：
第一，联苏实现了，但是还存在反共的思想，所以在各方面或明或暗地反对苏联影响的扩大；第二，联共政策实行了，可是又在国民党区域内发展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第三，要群众，因为抗战需要群众，同时又统制民众运动。
紧接着，他又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
坚持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坚持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信仰共产主义；实现三民主义，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实现三民主义；认定国民党为主要合作对象，不是削弱国民党，而是推动国民党进步；坚持民众的动员；坚持国内民主；坚持国际和平阵线；坚持反对汉奸、托派；发展我们的力量，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周恩来感到武汉工作中一切矛盾的根源都找到了。他漫步在延河边，觉得自己的心情就象陕北的天空一样——万里无云。就在这时，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报告了一个新的情况：
由于战事日紧，武汉的撤退工作已经开始，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同志已分别去鄂中、鄂东，《新华日报》只留少数人在坚持工作，“八办”准备乘轮船离汉，只有叶剑英、凯丰、李克农等十几个人和3部汽车继续留在武汉。
中央书记处要周恩来立刻赶回武汉，主持长江局和武汉的撤退工作。
10月1日，周恩来乘飞机回到武汉。
这时的武汉已是一座兵慌马乱的城市。溃兵们四处流窜。长长的难民人流沿着长江象蚂蚁一样向西方蠕动。
周恩来在飞机上看到这一场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国民党叫嚷了几个月“保卫大武汉”，现在武汉即将弃守，这无疑使已经抗战一年的中国军民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当前最要紧的工作就是要使全体中国人民做好持久抗战的准备，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10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
现日寇正集中最大兵力进攻武汉，田家镇已失守，武汉不守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各政治机关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注意：
一、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的观念；现在如强调武汉之保卫，则失守后我们宣传鼓动与巩固抗战情绪，则会感受很大困难。
二、立即加紧说明我们应争取防御武汉之持久，但应强调武汉假如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保卫；说明中日战争持久性，中国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且一城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号召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坚持与日寇作长期的斗争，反对利用武汉都恐及有失守可能来动摇抗战决心、散布一切失败情绪的企图。
三、说明抗战的目前任务是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准备反攻，以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为达这个任务，必须坚持统一战线，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反对日寇、亲日分子、托匪之分裂中国团结、反蒋运动和酝酿对日妥协的一切阴谋。
周恩来一到武汉，就全身心地投入领导撤退的工作。他要用最短的时间去弥补王明错误造成的损失。时间，对于此时的周恩来是以分秒来计算的。
周恩来指示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钱瑛：将省委机关向宜昌、沙市方向转移，以后根据游击战争的发展情况再考虑进入敌后。省委今后主要抓游击战争工作。陶铸随省委机关转移，待应城陷落就去那儿领导游击战争。
正是周恩来的这个安排，使湖北的党组织在武汉沦陷后几个月就组织起5000多人的抗日武装，奠定了新四军第五师在鄂中平原和江汉湖区的重要基础。
在武汉的学校、工厂、群众团体以及国民党军队中，周恩来到处宣传持久抗战的思想和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
第五章 义胆走中原
●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周恩来却建议毛泽东放弃这块地盘
1946年初，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春天，中原大地，黑云压城，乍暖犹寒。
3月1日，中原军区司令部收到中共中央发来的一份紧急电报：军事三人小组即将从延安飞抵武汉，就中原事宜进行协商，要司令员李先念近日抵汉，报告中原地区军事情况。
国共谈判军事三人小组是特定年代的特殊产物，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将军、中共代表周恩来副主席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上将三人组成。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和平使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国内最大的两支政治力量，国共两党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张。
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和平的道路建设一个新中国，并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
蒋介石集团坚信自己有能力消灭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不愿放弃独裁统治，尤其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虎视眈眈。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得到了它的“盟友”美国政府的支持。但是，美国政府受其国力和民心所限，准备同苏联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妥协，也不希望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而是想通过“和平”手段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马歇尔来华之前，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43天的马拉松式谈判，正式签署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双方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出席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
从1935年起，国共谈判已经谈了十年。周恩来一直代表中国共产党唱主角。这次重庆谈判，涉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周恩来自然也是主角之一。
重庆谈判时，国民党执意取消解放区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尽管共产党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这两个问题还是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签订后，毛泽东回到延安，周恩来则留在重庆，继续进行艰难的谈判。
就在这时，苏、美、英三国外长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宣言，宣称必须在国民党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面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