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无家可归，只得四处流浪。
他们是来自上海的孩子剧团，大的十八九岁，小的仅有九岁。上海失陷后，这群孩子自动组织起来，随着难民的潮流，逃离日军的魔掌，辗转苏北、河南等地，一路进行抗日宣传，吃尽千辛万苦，徒步跋涉数千里，才在1938年的1月中旬来到武汉。孩子们满以为在武汉可以找到国民党政府当局为抗日尽一点微薄的力量，谁知国民党的官僚们拒绝了他们幼小的爱国之心。
孩子剧团的事被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知道了。
邓颖超带着周恩来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凑的几十元钱到孩子剧团驻地看望孩子们。周恩来指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与孩子剧团一起开联欢会，组织他们到街头进行抗日演出、募捐，慰问伤病员。一连几场公演，受到群众欢迎，也使孩子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国民党害怕共产党，竟连受共产党影响的孩子也害怕。国民党汉口市党部派人到剧团，强令他们解散，否则就要送他
们到难民收容所，直至周恩来出面干涉才未得逞。然而，事情并未完结。
1938年2月中旬的一天，夜幕降临，街灯初上。周恩来在办公室里起草给国民党的建议。“周副主席，孩子剧团的吴新稼来了，他有急事要汇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轻声向周恩来报告。
“叫他马上到四楼来。”周恩来起身朝门口走去。
吴新稼是孩子剧团的负责人。他一见周恩来就急促地说：“我们今天有大困难了。”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过去。周恩来接过一瞧，原来是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的通知，要孩子剧团到市党部报到。
周恩来和吴新稼研究了一会儿，吴新稼就高兴地回去了。
第二天，国民党市党部第六处的一辆卡车开到孩子剧团驻地，一群象特务一样的人涌进去，只见墙上一张纸上写着几个大字：
抗日有理，救国无罪。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彻底解放！
孩子剧团留字
原来，周恩来想，在国共合作时期不能与国民党公开闹，但也不能让孩子剧团被他们搞垮。于是，他连夜与冯玉祥将军联系，用他家的一艘小轮船将孩子剧团转移到鄂南石灰窑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去了。【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4月，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周恩来又给郭沫若厅长写了封信，将孩子剧团归属三厅管理。
周恩来没有孩子，这是一件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情。1938年，周恩来却在武汉巧遇女儿。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天，在外忙碌一天的周恩来回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在门口抽泣。周恩来正准备上前询问，“八办”一位工作人员喊道：“周副主席，有封电报等你批阅。”
周恩来吩咐警卫员吴志坚去问一下情况。
批阅电报后，周恩来问小吴那个小女孩是怎么一回事。小吴回答：“这个女孩只有十六岁，她要去延安，登记的同志觉得她年龄不够，就没有答应。”
周恩来起身向门口走去，准备劝孩子几句，他随便问小吴：“她叫什么名字？”
“孙维世。”小吴答道。
“我认识她，我认识她。”周恩来快步奔往大门。
孙维世看见周恩来，仅愣了一下，就大喊：“周伯伯！”
邓颖超闻讯赶来。周恩来将孙维世带到自己的办公室。“按规定，你的年龄是小了一点。”．
孙维世急了：“我妈叫我来找周伯伯和邓妈妈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一齐笑起来。
在报名登记处，周恩来将登记的同志叫到一边，指着孙维世问：“认识她吗？”
登记的同志说：“上午就来了，已经缠了半天。”
“这是我的女儿。”周恩来笑着说。屋内的人全都愣了。
周恩来告诉大家，孙维世是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炳文和周恩来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也是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27年4月12日，在蒋介石发动政变中被杀害。孙维世是周恩来看着长大的孩子，当年在广州，仅有5岁的小维世就给党组织站岗放哨。周恩来和邓颖超时常管她叫“我的女儿”。
“孙维世的情况很特殊，我们应该同意她的要求。孙维世不仅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也是我们党的女儿。把党的女儿送到党的怀抱里去，让她受党的教育和培养，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把党的女儿送到党的怀抱里去，让她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周恩来想到的是革命后继有人，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机会，寻找到很多党的领导人失散的亲属。周恩来到底找到多少党的孩子，没有人去统计。但是，1938年期间，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找到的就有一份长长的名单：
曹渊烈士的儿子曹云屏。杨匏安烈士的儿子杨宗锐。罗亦农的女儿。
钱亦石的儿子钱远镜。毛泽东的亲属杨展。朱德的儿子朱奇。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
林伯渠的女儿、儿子。徐特立的儿媳、外孙女。蔡畅的女儿李特和侄女刘昂、蔡转。
自己没有孩子的周恩来十分喜爱孩子。孩子剧团的问题解决后‘他想到战争使许多孩子失去温馨的家庭，失去父母，颠沛流离，幼小的生命已遭受到死亡的威胁。他要拯救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周恩来来到冯玉祥家中。他向冯将军谈孩子剧团的遭遇，谈武汉街头的流浪儿，谈中国的下一代。冯将军被周恩来对孩子深沉的爱打动了。两人商定成立一个儿童保育机构，由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和邓颖超筹办此事。
1938年3月，中国儿童战时保育会在汉口成立，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保育院成立以后，先后在全国建立了20多个分会和53所战时儿童保育院，救济、教育了近3万名难童。
四十多年后，邓颖超在给当时在“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的郭键的一封信中，还深情地回忆起中国儿童战时保育会：
……比新运妇指会的组成更有意义的是1938年一二月间，前线战争激烈，战区的儿童很多无家可归，这时完全由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以及有宗教信仰有慈善的人，共同分别紧急地把战区儿童抢救一万多人。战时儿童保育会‘先于妇指会，是由共产党发起的。保育会理事多半是中共、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也包括个别的国民党员组成。战时儿童保育会可以说是我们抢救战时儿童工作时，首先出现的各界妇女联合战线……
保育院受教育的很多男女儿童、少年，后来他们都成长起来，分散在各个方面，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至今在我们‘四化’中成为骨干，在文艺宣传方面也是能够负责工作的干部。我认为这个由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组成的组织，工作是有显著成效的。……当时同我们一起参加抢救儿童的保育会负责的有李德全、刘清扬、曹孟君、史良、罗叔章、沈兹九等。
第四章 未雨绸缪
●两封急电发往桐柏山中一个小镇，一支铁军迅速奔赴灾难深重的敌占区
1938年5月下旬的一天，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人潮涌动。一列从河南方向开来的火车，喘着粗气驶进站台。一个瘦弱的男人挤出车门，走下站台，径直往汉口中街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走去。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的案头放着一份中共中央急电：
长江局：
徐州失守后，对长江以北的工作，我们有以下建议：
一、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将现湖北省委的主要干部大部派去，加强省委与各主要地区的工作。该省委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
二、立即指示河南省委，动员平汉、陇海两铁路线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中去，组织与领导群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省委目前即应将河南省划为两个主要区域：以津浦线、陇海线、平汉线、浦信公路中间的豫东与皖西北为一个区。陇海线以南、平汉线以西为一个区。省委负责人首先应分一部分到豫皖边工作，并建立豫皖边工作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准备将来成立省委。省委另一部分准备即向豫西移动，加强豫西工作，将来与鄂豫边特委在一起，即以鄂豫边为根据地，领导豫皖边工委、鄂豫边特委及整个河南省的工作。
三、应大批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敌的游击战争。应鼓励集中在武汉的人才大批地到长江以北的乡村中去工作。长江局应有计划地分配党员到这些地方，建立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大大发展党的工作与党的组织。为此目的，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是不应顾惜的。【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四、汉水流域党的工作，应有必要的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