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隆冬的早晨，周恩来驱车去见一位朋友，一个高鼻梁、白皮肤的外国人。他就是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
卡尔大使也想与周恩来谈一谈。他要与周恩来谈英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保卫香港的问题。这个昔日横行世界的欧州强国已失去往日的辉煌，面对一个虎视耽耽的东方岛国垂涎香港的欲望无可奈何。大英帝国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借助中国人民的力量，确保女王对这颗东亚明珠的占有。
面对站在同一条反法西斯战线的朋友，周恩来慨然接受了对方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将发动广东的人民群众保卫香港。周恩来也请卡尔帮助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建立一个办事处，以争取海外华侨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支持并筹集一些抗战物资。
周恩来与卡尔会谈后，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发展广东、广西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指派长江局组织部干部黄文杰到广东巡视。卡尔也与香港总督联系，批准八路军在香港建立一个办事处，对外称“粤华公司”。
1938年1月，经中共中央同意，长江局派廖承志到香港主持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廖承志临行前来到武汉，周恩来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与其长谈，要他到香港后大张旗鼓地为八路军募捐。
后来，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以经营茶叶生意为掩护，广泛联系华侨和香港等地的中共党组织，为国内的抗战筹集了大量经费和医疗器械、药品、车辆，通过广州北运，转送延安。香港办事处开辟的香港至内地交通线也成为国外援助中国抗战的一条主要通道。在武汉，周恩来还结识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上尉。
卡尔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有一种神秘感。就是这么一支貌不惊人、在杀伤武器如此发达的年代还拿着上个世纪的大刀长矛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作战的军队，竟在山西平型关将日军精锐板垣师团打得无还手之力。而国民党军队从装备而言，显然应该比八路军更有战斗力，却在日军面前一败涂地。卡尔逊以一种职业情报人员的敏锐，感到其中必有缘由。
“周先生，八路军为什么能在山西将板垣师团消灭掉？”卡尔逊在一次会谈中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询问周恩来。
“人民，八路军依靠人民的力量去战胜敌人。”周恩来笑了。
“人民，就是那些老百姓？他们不是军人。”卡尔逊仍旧不能理解周恩来的意思。
“如果你到八路军去看一下，你就会知道这是为什么。”卡尔逊立即答应去延安。
1939年冬，卡尔逊踏上了去第十八集团军的旅途。
路经延安，卡尔逊来到设在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坦言道：“我是搞军事情报的美国军官，不过，我不是来刺探军情的。”主人听了会意地一笑，因为他们已经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在听了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的介绍后，卡尔逊执意要去见识一下敌后的八路军是如何作战的。他也就成为第一位与八路军战士一块钻地道的美国职业军人。
在正太铁路线两侧，卡尔逊穿梭于八路军备军分区和各部队调查情况。他的到来，也被日军获悉。卡尔逊遇险了。
一次，他刚到一个村庄，日军就接踵而至。八路军军分区司令员拉着他下地道。身材高大的卡尔逊佝偻着在地道中穿行。他听到头顶上地面日伪军翻箱倒柜搜查，充满了恐惧。过了一会儿，村里村外响起激烈的枪声。有人打开地道口，对下面说：“鬼子跑了！”脱险后的卡尔逊问司令员：“这地道是你们八路军挖的？”
司令员反问：“我有这么多部队去挖地道吗？”不待卡尔逊思索，司令员就告诉他：“这都是老百姓挖的。”
中国抗日根据地人民创造的地道战，不仅使日本侵略者头痛，也着实给盟友们上了一课。
从八路军回到武汉后，卡尔逊变了一个人。
一天，卡尔逊与另外两个外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相会在长江边。史沫特莱和艾黎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而卡尔逊只是刚刚与共产党接触。
卡尔逊默不作声，他的视线掠过宽阔的江面，朝日军进迫武汉的方向望去。他认为自己到中国来就是为了支持统一战线的双方，在延安和八路军之行后，似乎已感觉到周恩来所说的“人民”的涵意。
“我要辞职。”卡尔逊对艾黎说：“我知道事情的真相，所以有责任把它们公诸于世。”不久，卡尔逊果然辞去军职，一本军事研究著作《中国兵》随之面世。在这本书中，卡尔逊用许多篇幅写八路军，写自己的新感受。他说：
“这支军队的士气之高，体魄之健，在远东各武装部队中首屈一指。指挥员的诚实、无私和廉洁，使不赞同共产党的政治思想，但有爱国精神和高尚理想的人，也钦佩不已。不管你如何夸奖这批人在救国事业中的重大作用，都不谓言过其实。”
之后，卡尔逊又写了一本《中国的双星》，向美国人民介绍和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认为日本侵略者“对于斗志旺盛，准备承受千辛万苦，决心抗战到底的人民大众来说，这种统治是难以为久的，它不可能摧毁以长期游击战来克敌制胜的军队”。【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卡尔逊回到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模仿八路军的编制形式，组建一支突击队，在瓜达卡纳尔群岛与日军打游击战，取得了美军在太平洋战争的第一次胜利。
卡尔逊是一个带着政治偏见来到中国的西方职业军人，周恩来却将他带上了一条全新的人生之路。
当时担任长江局国际宣传组组长的王炳南，曾撰写《回忆长江局国际宣传组》一文。文中写道：
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牵动了许多国际主义战士的心，他们纷纷来华支援中国抗战，其中许多国际友人经过武汉前往延安，或留在武汉工作。来汉的国际友人大多都想见见周恩来，只要时间允许，周恩来总是尽可能满足朋友们的要求。
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三楼的小会客室里，周恩来与许多外国朋友结下了友谊。
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率领的加拿大一美国援华医疗队，经过周恩来安排到了八路军。
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经周恩来联系到八路军、新四军中采访后，即写了一本《中国的战歌》，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军队。
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在武汉与周恩来交谈后，即筹备“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组织，在国内外为新四军筹集物资。
周恩来指示长江局国际宣传组与40多名外国记者保持联系，经常在武汉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他们提供比国民党通讯社更加及时准确的新闻资料。
1938年4月，周恩来到一家旅馆去拜访一位外国人——荷兰著名电影工作者尤里斯·伊文思。
伊文思是荷兰共产党员，是应宋美龄的邀请到中国来拍新闻纪录影片的。
周恩来以军委会政治部主管宣传的副部长身份，与伊文思商量到前线拍电影的具体问题。
谈话中，伊文思发现周恩来“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且也精通军事和文艺，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
意识形态的共同追求和兴趣爱好上的沟通，使伊文思与周恩来成为朋友。
伊文思在津浦前线拍摄影片回武汉后，向国民党提出要到延安去拍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活动。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正当要求却被带政治偏见的国民党“枪毙”了。
极为生气的伊文思找到周恩来一吐心中的不快。
周恩来安慰伊文思：“我们可以想其他的办法弥补一下。”
周恩来安排政治部第三厅协助伊文思拍摄群众抗日救国运动的镜头，又让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协助拍摄中共代表团的活动。“八办”附近的一所学校。王炳南将白色台布铺上用几张课桌拼成的会议桌，在墙上挂起军用地图。周恩来、王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李克农等围坐讨论战局。叶剑英不时走到地图前介绍军事形势。
这是伊文思当时拍摄的、曾使世界上许多人真正了解中国抗日真情的《四万万人民》中的一个镜头。
伊文思的电影拍完了，他要离开中国回到遥远而没有战火的荷兰。
临行前，伊文思找到周恩来，将自己使用的摄影器材送给了八路军。周恩来立即安排袁牧之、吴印咸带着这些摄影器材到延安，去开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电影事业。
●他没有儿女，却把天下的孩子都当作自己的儿女
流浪儿，流浪儿，流浪街头没饭吃，爸爸妈妈全被杀死！
我们要在炮火下长大，替爸爸妈妈报仇。
团结我们的小力量，帮助大人杀东洋！
汉口，喧闹的大街上，一群衣服褴褛的孩子在演抗日剧。
围观的群众眼睛红了。这般值花季的孩子，本该在明亮宽敞的教室里上课，本应依偎在父母温暖的怀抱。战争，一场罪恶的侵略战争，却夺去了他们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