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公然叛变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得不到好下场的！”
周恩来怒不可遏，一掌掀翻屋内的桌椅，花瓶、茶杯散碎一地。当周恩来终于被营救出来，各处的工人纠察队已被缴械，局面已无法挽回。
4月13日上午10时，云集于闸北青云路广场的十余万游行群众，突然遭到机关枪长时间的密集扫射。受难者的鲜血顿时把宝山路变成了一条血河。
反动派罪恶的屠刀，将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一丝幻想和希望斩了个支离破碎。
多年后，周恩来十分痛心地谈到这悲惨的一幕。
他说，那时我们年轻，经验不足，被骗到二师师部后，商务印书馆没人指挥，工人武装便一下子被缴去了。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经过了一次血的惨痛打击，却仍然没有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
4月16日，与聂荣臻一起来到上海的李立三，在上海特委会上报告了陈独秀准备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北伐的消息。他的话音刚落，周恩来便从座椅上站了起来。
他情绪激愤，嗓音也大了起来。
会后，周恩来根据他在大会上的发言，起草了一份致中共中央的电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也在这份电报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份题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电报，令人强烈地感觉到周恩来的义愤填膺和忧心如焚：
“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
“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将根本失败无疑。”
电报传到武汉，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已作出了支持北伐的正式决定。
两天后，武汉国民政府正式誓师北伐。【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开幕。
在此之前，周恩来多次接到中共中央从武汉打来的电报，要他来武汉参加大会。由于要处理繁杂的善后工作，周恩来迟迟未能成行。
恰在此时，病中的邓颖超从广州赶到上海。为了照料分别近半年的妻子，周恩来又在上海耽搁了几天。
等周恩来赶到武汉，已是5月的下半月。
“呜……呜……”几声长鸣的汽笛，将周恩来从沉思中唤醒。船未靠岸，周恩来便走出了船舱。
放眼望去，只见江天一色，辽阔的江面上，江鸥竞飞，艋舸疾走。
长江，以它雄视天下的宏伟气慨，挟风带雨，在历史的浩瀚时空中，奔流东逝，不舍昼夜，亘古如斯。
而那屹立江边、作为人文见证的千古江楼——黄鹤楼，却远没有这么幸运。
历史的烟云，使它在屡兴屡废中饱览岁月的沧桑，时代的风雨，又给它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周恩来不禁想起李太白的一首绝句：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第一章 初莅江城
●为坚持湖南暴动计划，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大吵了一架
刚到武汉，周恩来就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
此时，叶挺率领的二十四师和中央独立师，虽然已经打退夏斗寅叛军的进攻，但武汉仍沉浸在一片慌乱的余波之中。
湖北各地的土豪劣绅，乘夏斗寅叛乱之机，纷纷反攻倒算，被拘捕和被杀害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数以干计。
由于蒋介石反动政权和帝国主义的封锁、破坏，武汉地区商业凋敝，纸币贬值，物价飞涨。中共中央内部，以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负责人，面对危机，忧心如焚。
第一次到武汉的周恩来，无心在山水楼阁间徜徉。芳草萋萋的鹦鹉洲，飞檐流丹的晴川阁，根本唤不起他赏景的兴趣。
从同志们口中，这位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知道了近一个多月来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一切……
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后，武汉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蒋高潮。
4月17日，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推动下，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
但是，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却置东征讨蒋的呼声于不顾，宣布北伐讨奉。
曾一度主张东征讨蒋的鲍罗廷也改变主意，决定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行动。
陈独秀见风使舵，作了鲍罗廷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尾巴。
北伐讨奉的炮声还未在河南响起，刚到武汉时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的汪精卫，已开始把矛头指向“左边”的革命群众。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于4月27日在武汉开幕。
紧急时刻召开的中共“五大”，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回答人们感到困惑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
如何对付武汉政权以外的敌人？
如何看待这个政权内部很不可靠的同盟者？如何把革命深入下去，实行土地革命？
然而，会议的结果却十分令人失望。
在大会上受到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大多数党员批评的陈独秀，在随后召开的五届一中全会上，仍然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思想混乱和领导错误，使它在危机四伏、同盟者密谋背叛的险恶环境中，一步步丧失应付突然事变、挽救革命的时机和能力。
“五大”闭幕刚刚一个星期，驻扎于湖北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便发动了进攻武汉的军事叛乱。
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元老们，听到叛乱消息，顿时惊慌失措。武汉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叶挺率部在鄂南平叛的硝烟未散，许克祥又于5月21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军事叛变，史称马日事变。革命者淋漓的鲜血洒满三湘大地！
就在马日事变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2日，周恩来被通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由于许克祥的封锁，中共中央得到的有关马日事变的情报只是事件的概况。
当时在武汉的苏联人A.B．巴库林在5月22日和24日的日记中分别写道：【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长沙发生了军阀叛乱。……纠察队被缴了枪，工会被捣毁。何键的一师在团长许克祥率领下发动叛乱。详情不知。”
“中共中央对于湖南的形势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因为目前还未得到关于湖南事件的确切消息。”
5月25日，周恩来再次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会议作出了《对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的决议案。
在这个决议案中，中共中央把许克祥发动的反革命叛变，看成是“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决定彻底矫正工农运动的“幼稚行动”。
在这一天的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必要时可以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
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常委会。
前一天的常委会刚散，武汉就获得了湖南事变的详细情报。鲍罗廷大惊失色，立即向汪精卫提出与湖南事变查办代表团一起赶赴湖南的要求。
查办代表团刚到岳州，许克祥就从长沙发来逮捕和处决代表团团员的电文。代表团一行6人只得狼狈逃回武汉。
中共中央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这一天的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议》，但对事变处理仍主张采取和平方式。
而在此时，遭到叛军攻击的湖南党组织却并没有被吓倒，他们秘密组织了长沙周围的十万农军，准备进攻长沙。
这一消息传到中共中央，使主张和平解决的陈独秀、鲍罗廷大为震惊。他们立即向湖南党组织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
从中山舰事件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周恩来屡经事变。丰富的斗争经验，使他对湖南的军事叛乱有着更深的认识。一个个疑问在他脑海里产生：
许克祥以一团之长，为何在刚刚调到长沙后几天就发动叛变，而且肆无忌惮，变本加厉？
其后是否藏着更大的阴谋？谁是幕后策划者？
从湖南来汉同志悲愤交加、泣不成声的叙述中，周恩来对事件真相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他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不出所料，十万农军撤退后，湖南局势在叛军的控制下急剧恶化。
由反动分子组成的“湖南省救党委员会”，宣布在湖南“清乡”，土豪劣绅乘机反改倒算，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迅速增加到10000余人。
6月4日，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中央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明确提出请武汉国民政府派兵削平叛乱并保护革命群众的正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