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电影院、剧院一齐上演抗日电影、抗日戏剧，敞开大门，免收门票，弓}来数不清的观众。
最为壮观的要数火炬大游行。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记下了那难忘的一幕：
参加火炬游行，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特别是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被人众拥挤得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无法下船，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武汉三镇的确复活了！谁能说人民死了？谁能说铁血的镇压可以使人民永远窒息呢？那是一个绝对弹性的气球，只要压力一松，它不仅立即恢复了原状，而且超过了原状。
夜幕降临，游行的队伍象一条火龙穿行于大街小巷，不断有人加入队伍，火把不够，又找船工买废缆绳蘸上油作火炬。一时间，就有数十条火龙在武汉三镇逶迤腾跃。
武汉复活了，人民觉醒了。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用满腔赤诚，唤醒了一个沉寂十年的江城。
战争在继续，武汉的市民们纷纷以不同的方式为抗日将士服务。
武汉大大小小的医院住满了从前线送来的伤员。妇女们走出家门，到医院为伤员换药洗衣剃头。医院里缺医疗器械，妇女们把自己做衣服用的剪刀也献了出来。
前线的战士缺衣少被，市民们发起捐献寒衣运动。年轻的学生们，组织起战地服务队，到前线慰问。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三厅组织下，武汉地区抗日救国群众运动蓬勃高涨，进而向八方辐射，把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推向高潮。
对敌宣传是三厅的一项重要工作。【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硝烟弥漫的战场，日军阵地上经常出现中国的飞机。飞机低旋，抛洒雪片般的传单，传单上印着反对侵略战争、号召日军士兵起义的日文宣传品和投降通行证。这是三厅开展的反战宣传。三厅还组织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辛子、绿川英子等组成“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
周恩来感到对敌宣传不能仅是战地演讲。他与郭沫若一起研究，要使日本人民起来反对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于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开始实施。
1938年5月19日，汉口机场指挥室齐集着军政要员。两架重型轰炸机腾空而起，匿云潜行。
20日1时，空中传来电讯：“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
2时整，汉口空军指挥室收到电报：“已到达日本长崎上空。”中国空军第十四大队大队长徐焕升率领的编队，俯看长崎，街灯昏黄，万籁俱寂。
飞机俯冲下去，凄厉的警报声顿时大作。长崎的居民慌忙逃出户外，看到飞机抛下的不是令人胆寒的炸弹，而是漫天盖地的传单。
传单上印着日文，内容是号召日本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正告日本军阀不要执迷不悟，自寻死亡。这些传单的制作者就是三厅的工作人员。
战争的局势在恶化。5月19日，徐州失守。6月15日，安庆为日军攻陷。
日军大本营确定以武汉为攻取目标，集中十四个师团共计30余万人，兵分两路，一路在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冈村宁茨率领下，沿长江逆流而上，一路以第二军自徐州南下，会攻武汉。
国民党也调集130个师共计100余万兵力，分别在长江南北两岸实行防御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罕见的百万人大厮杀——武汉会战拉开血腥的序幕。
三厅在这场捍卫中华民族的血战中应该干些什么？周恩来明确指示，三厅要用一切办法唤起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的抗战意识，进一步推动全民抗战。
武汉会战开始时，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的纪念日临近。周恩来和郭沫若决定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七七献金”。献金的目的不单是为了募钱，更重要的是要激发群众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
7月7日，三厅在汉口六渡桥、江汉关、水塔和汉阳钟家村、武昌司门口搭起五座献金台，两辆流动献金车穿行于三镇的大街小巷。
上午9时，献金活动开始。
一位献金活动的工作人员如此描述他所见的盛况。这则报道发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
“黑鸦鸦的民众就把献金台包围得水泄不通，从人丛中，不断地涌现出来各色各样各职业各阶层的同胞，眉飞色舞地到献金台上献金，当每一个人把或多或少的金钱或物品塞进献金柜或交与管理人员以后，脸上都泛着满足的笑容，心中似乎得到无限的安慰。”
“最令人感奋的，有一位从华北沦陷区逃出来的卖药的同胞，年纪大约在六十岁左右，驼背，衣服褴褛，扶着拐杖，他一天竟来了三次：第一次献七角钱，第二次献一角五分钱，第三次献一角钱，看光景，大约这就是他一天的全部收入了。第三次献金之后，他还气喘吁吁地对台下的几百群众演说：‘大家听着！我是从河北省逃出来的难民，我全家都给日本鬼子杀了！国亡了以后，连命都保不住，要钱有什么用处……’台下一阵热烈的掌声，立刻又涌上来一批人！”
献金运动的策划者——周恩来在活动开始的第二天来到了献金台前。他的身后是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献金团。
中共献金团乘坐的汽车所到之处，行人都停步鼓掌。车到江汉关献金台前，顿时群情激昂。
周恩来在万人瞩目下走到献金柜前，投入他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一月薪金240元。周恩来每月的薪金都交给了组织，只和大家一样领取5元钱的津贴。八路军办事处门口那个小餐馆里五分钱一碗的热干面，就是他的一顿早餐。
随后，王明将毛泽东、王明、董必武、博古、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7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月薪金共计2450元投入柜中。中共中央捐献党费1000元。
八路军节食一天，捐献伙食费1000元。
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捐上自己微薄的津贴。
献金台下，人头攒动；献金柜前，应接不暇。献金的有工人、农民、店员、学生、商人甚至乞丐。一个小孩当街为人擦皮鞋，将挣得的几个铜板扔进了献金柜。直至红日西坠，献金的人流仍似一条长龙。
意想不到的踊跃献金，使蒋介石大为吃惊。或许是受群众热情的感召，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陈诚等国民党的达官贵人也走上了献金台。
原定三天的献金时间，延长了两天。短短五天，仅100多万人的武汉，参加献金的竟达50余万，捐款总额100余万元。
三厅用这些捐款购买了10卡车医药器械及60万套军衣送往前线。
很快，献金运动发展到全国乃至海外。
美国主教鲁兹·吴德施与斯特朗、史沫特莱捐款1万多元。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辛子夫妇向八路军捐赠防毒、防疫用品。
新加坡华侨陈嘉庚既捐钱又捐物。
美国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筹集几千元，购置两台雪佛兰牌救护车送给八路军。
当时，有一位记者曾评价这次献金运动“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如何？可以万分肯定的回答：中国绝不会亡！中国一定会复兴”！
●在国民党事实上的战时首都，周恩来打开了这样一扇窗户
1938年6月，武汉。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收到一封发自大洋彼岸的电报：
窃自中日作战以来，欧美民众莫不同情我国，尤以美国为甚。然因该国本身利害关系，难期实力相助，设从美国民众方面着手宣传，收效甚大。现我八路军在美宣传颇力，存民气报馆为其基干。如八路军每次胜利之阵中日记、战斗详报、作战概状要图等，时在报纸杂志发表或用电影公映。因此，美国舆论，只知我第八路军转战东西，歼敌致果，对我精锐国军，反无所知。尤恐易兹误会，影响整个抗战宣传工作……【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这是国民党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发回来的。
无独有偶，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武官也向国内报告了类似情况，不过这个武官要求国民党限制共产党的宣传。
这就是周恩来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工作的成效。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前往武汉的中共代表团要加强华侨工作；长江局负责国际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有两个对外宣传机构：中共中央长江局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七处。这两个机构都由周恩来领导。
南京失守以后，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许多外国政府驻华使团迁驻江城。
周恩来有着外交家的天赋。他一来到武汉，就立即感到这是一个向外部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好窗口。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友好使者交朋友，就成为周恩来在武汉的一项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