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只是张国焘的缓兵之计。几十年以后，张国焘在一本《我的回忆》中写下了他当时的思想：“我决意脱离中共，寻找最近的机会离开延安。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考虑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央，虽有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周恩来刚离开太平洋饭店，就有两个人分别来找张国焘，一个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一个是胡宗南的驻武汉办事处主任。晚上，两辆小汽车来到太平洋饭店，几个便衣人员下车后直奔张国焘住的房间，邱南章刚问了声“你们是干什么的”，就被两个人紧紧抱住，其余的人拉着张国焘下楼上车奔长江边的轮渡而去。邱南章赶紧跑进张国焘的房间，只见桌子上留有一张纸条：“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这时，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会议室里，长江局正在开会研究张国焘的问题。一个参谋进来报告周恩来：“邱南章回来报告，张国焘被人抢走了。”
周恩来立即叫邱南章到会议室来。
邱南章向长江局的领导人详细地报告了张国焘“被抢”经过。“你明天到胡宗南的办事处去一下，看张国焘是否到那儿去了。”周恩来吩咐邱南章。
会议室的人一下子都变得格外严肃，无庸置疑，张国焘叛逃了。没有争论，也没有异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份给中央的报告。周恩来房间的灯光彻夜未熄。
4月18日，延安毛泽东的案头放上了一份长江局的来电：
中央书记处：
甲、张国焘自十四（日）夜被劝回之后，即称住于办事处，外（出）一定有些人陪他，但动摇仍继续。十七、十八两日连续外出访人，陈立夫、周佛海均访到，秘密约过胡宗南办事处长。约戴笠在旅馆见面后，即由戴以武装汽车接去，我们的武装人员无法阻止。
周恩来在电报中，建议中央公开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并迅速在党内军内进行解释，应当利用开除张国焘的机会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
当天，中共中央作出开除张国焘的决定：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表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为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这个决定也是周恩来起草的。
4月20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召开了一次特别支部大会。在拥挤的会议室里，周恩来铿锵有力的声音敲响每一个人心中的警钟。当年参加会议的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中回忆：“周恩来详细介绍了张国焘从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发展到叛党的经过，教育全体党员在统一战线工作环境中，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阶级觉悟，自觉遵守党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每个党员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张国焘选择了一条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的道路，成为国民党的二名特务。他算计十分精明，终于叛逃成功，唯有一算失策，那就是他的叛逃并未形成什么“政治”意义，反使自己成为一条丧家之犬。几十年以后，一个寒冷的冬天，在地球另一边的加拿大，张国焘贫病交加，死在一家养老院的病床上。
第三章 澎湃大江潮
●十万人的火炬大游行，万舟竞放长江，齐唱义勇军进行曲
夜色苍茫，由十万支火炬组成的游行大军，象一股股闪光的洪流，浩浩荡荡奔涌在百里江城……
你会说这是文学家的笔下生辉。不，这是1938年在武汉掀起的群众性抗日救国运动中的壮丽一幕。
蛇山脚下的昙华林，是一处风景秀丽的校园，园内的宁静和园外的喧闹形成鲜明的对比。园东的树丛中，有一座两层楼房。这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结晶，抗战初期蓬勃高涨的群众性抗日救国运动的策源地。
三厅的厅长是郭沫若，中国的一位大文豪，一位没有公开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是一位不穿戎装的军人。领导三厅的是周恩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有着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
三厅聚集着一群中国的文化精英，阳翰生、田汉、胡愈之、范志康、洪深、冯乃超、冼星海……
文人，在一般人们眼中只会写诗作画。中国历史上却有许多文人以笔作武器，成为不朽的民族英雄。长江、汉水润泽的荆楚大地，就孕育过一位名垂千古的爱国诗人屈原。两千多年后，他的后代又在昙华林的这座小楼里，化笔为戈，演出了一场抗敌御侮的壮剧。三厅的建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蒋介石为表示国共合作的诚意，作出了两个经过深思熟虑的举动：一是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亲自登门，邀请在大革命时代就已充分显露政治工作才能的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给政治部撑门面；二是请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出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借郭沫若的声望为自己罗致人才。而这时，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也请周恩来到行政院任职。对于蒋介石和陈诚的邀请，周恩来虽再三谢绝而不成。1938年1月21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表明自己的意见：“政治部属军事系统，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可以担任此职。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
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成为有着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然而，郭沫若和文化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却不愿到三厅工作，认为在国民党的控制下，什么事也干不了。周恩来清醒地看到，三厅是宣传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极好阵地。他耐心地劝郭沫若：要知道三厅是一个政权机构，政权机构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拿着三厅这块招牌，就可以用政府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既可以宣传群众，也可以宣传士兵。政权机构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们工作的意义就在这里。周恩来一席话就象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使这些秀才们心中明亮起来。
郭沫若曾经用充满诗意的语言表达他对周恩来的钦佩和赞叹：“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泄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的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象永不疲劳。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能让郭沫若这样的文豪折服和倾倒的，周恩来是为数不多的之一。
1938年2月，周恩来起草了一份《政治工作纲领》递交蒋介石批准后，方才到政治部上任，分管宣传工作。
4月1日，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三厅在武昌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公开宣传机构，就在蒋介石的眼皮下建立起来。
三厅成立之时，正值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华北及北平、天津，华东及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大批难民蜂拥武汉。
四月的武汉虽已是春天，倒春寒流却迟迟不肯离去。战乱，使人民有家不能归，堕入深深的灾难之中。
周恩来和郭沫若商量，要想办法提高人民坚持抗战胜利的信心。
4月7日，第三厅组织领导的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经过充分准备拉开了序幕。
当天的《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写的一篇专论——《怎样进行二期抗战宣传周工作》。文章说，这次活动在文字宣传上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在口头宣传上要力求普遍、通俗扼要，艺术宣传要普通、深刻、激越感人。
三厅工作人员以自己特有的专长，在短短的几天内就魔术般地组织起几十个演剧队、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武汉的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
文字日、歌咏日、美术日、戏剧日、电影日、漫画日、游行日。每天一个主题，偌大一个武汉顿时变成了抗日宣传的大舞台。
宣传周的第一天，恰好传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武汉三镇一下子沸腾起来。几乎在刀光血影之中窒息了十年的江城，重新焕发出热腾腾的生气。
几百条船在长江上首尾相连，搭成一座数华里长的水上舞台，万人登台演出，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