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发现路德维格·沃格尔是奥地利国民党的主要财政支持者。事实上，他就是彼得·梅茨勒竞选经费的源头。”她停顿了一阵子，点上了一支烟，她的手冻得发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关注我们这里的大选，不过只要今后三周内没有戏剧性的变化，彼得·梅茨勒就要成为奥地利下一届的总理了。”
加百列静静地坐着，消化着刚刚听来的讯息。雷娜特·霍夫曼吐出一口烟，随即将香烟丢进了污浊的雪堆里。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这种天气还要出来散步，阿戈夫先生。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
三
她毫无征兆地突然站起来，迈步就走。加百列也站起来，跟着她。你得稳住，他心想。推理很有趣，前后情节也容易引人联想，不过这一切都没有佐证，更没有一条站得住脚的铁证。根据国家档案馆的档案，路德维格·沃格尔绝不可能是麦克斯·克莱恩所说的那个大队长。
“有没有可能沃格尔知道伊莱正在调查他的过去？”
“我考虑过这一点，”雷娜特·霍夫曼说，“我猜想国家档案馆或是联邦警察把我在调査他的事情透露出去了。”
“就算路德维格·沃格尔就是麦克斯·克莱恩在奥斯威辛看到的那个人，距离犯罪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年了，现在能把他怎么样呢？”
“在奥地利？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处理战犯的问题上奥地利的历史记录乏善可陈。我的看法是，这里其实已经成了纳粹战犯的避难所。你有没有听说过海因里希·格罗斯医生？”
加百列摇摇头。海因里希·格罗斯，她说，是位医生，就职于斯珀格朗地的一家专治残障儿童的诊所。战争期间，这家诊所成了一间安乐死中心。在这里，纳粹的主张得到了实践——带有所谓“病理性遗传基因”的人都要在这里予以“斩草除根”。有接近八百名儿童在这里遇害。战后，格罗斯成了声名显赫的儿童神经科专家。而他的研究所用的脑组织，许多都来自斯珀格朗地诊所的受害者。一直以来，他将这些组织存放在一处庞大的“脑库”里。2000年的时候，奥地利联邦检察官终于决定将格罗斯绳之以法。他受控参与九项斯珀格朗地诊所的谋杀罪，被带到了被告席。
“开庭一个小时后，法官认定他患有轻度痴呆，不具备当庭受审的条件。”雷娜特说道，“他的案子被无限期地搁置了。格罗斯医生对他的律师露出了微笑，走出了法庭。在法院楼梯上，他对记者谈起了自己的官司。很明显，格罗斯医生当时的神志非常清楚。”
“你的重点是？”
“德国人喜欢说，只有奥地利能让世界相信贝多芬是奥地利人，而希特勒是德国人。我们最喜欢假装自己是希特勒的第一个受害者，而并非心甘情愿做了他的盟友。我们有选择地忘记了奥地利人加入纳粹党的比例同我们的德国表亲一样高，忘记了奥地利人在党卫军中的百分比高得异乎寻常。我们有选择地忘记了，阿道夫·艾希曼就是个奥地利人，忘记了他的属下有百分之八十也是奥地利人，忘记了在他的死亡集中营里，百分之七十五的军官也都是奥地利人。”她压低了声音，“数十年来，格罗斯医生受到了奥地利政治精英和司法系统的保护。他是社会民主党的资深党员，他甚至有资格为法院充当精神科法医。整个维也纳医学界都知道所谓的‘脑库’是怎么来的，人人都知道他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像路德维格·沃格尔这类的人，即使摆明了就是个骗子，到头来可能也就是‘无限期休庭’的结果。这种人在奥地利受审获刑的可能性是零。”
“假定他知道了伊莱的调查又怎么样呢？他有什么可害怕的？”
“没有，不过是有点尴尬而已。”
“你知不知道他住哪里？”
雷娜特·霍夫曼将几绺头发塞进她贝雷帽的带子里，然后认真地看着他：“你不会是想会会他吧，阿戈夫先生？现在这种条件下，那可是个极其愚蠢的想法。”
“我只是想知道他住在哪里。”
“他在第一区有一所住宅，在维也纳森林还有一所。根据房地产交易记录，他在上奥地利还有数百英亩的地产和一幢木屋。”
加百列回头望了望身后，随后又问雷娜特·霍夫曼，自己是否可以要一份她收集的这些文档的副本。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似乎早已预料到了这个要求。
“给我也透露点情况，阿戈夫先生。我和伊莱合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听他提过战争索赔处在耶路撒冷还有分支。”
“是最近才开设的。”
“那可太凑巧了，”她的语气充满了讽刺，“我持有的这些文件是非法的。如果我把它们交给一个外国政府的特工，我的处境就更加危如累卵了。如果我把它们给了你，是不是意味着交给了一名外国特工呢？”
加百列认定，雷娜特·霍夫曼是位聪颖过人的精明女性：“你把它们交给了一个朋友，霍夫曼小姐，一个绝对不会损害到您的朋友。”
“如果你在持有国家机密档案的时候被联邦警察抓获，你知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你会面临一场漫长的官司。”她逼视着他的眼睛，“如果他们知道了你是从哪里得来的，那我也会牵连进去。”
“我没打算让联邦警察逮捕我。”
“谁也没有这种打算，不过这是在奥地利，阿戈夫先生，我们的警察和他们的欧洲同行们遵守的可不是同一套游戏规则。”
她伸手摸进自己的手袋，取出一个吕宋纸信封，递给加百列。信封悄然滑进了他的夹克口袋，他们继续往前走着。
“我不相信你是来自耶路撒冷的葛迪恩·阿戈夫，所以我才会把文件给你。在我这里它们已经派不上更大用场了，至少眼下这种政治气候是不行了。不过你得给我保证，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我不希望我的联盟和同事们遭遇战争索赔处那样的灾难。”她停下脚步，略一转身，面对着他，“还有一件事，阿戈夫先生。请不要再给我来电话了。”
一辆监控车就停在奥加敦公园边缘的瓦斯纳格索大街上。摄影师坐在后座上，躲藏在单向透光玻璃后面。趁着目标中的两个人分开的一刹那，他抓拍了最后一张，然后将照片下载到一台笔记本电脑里，回放着一张张图像。信封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的照片是从后面抓拍的。取景不错，光线良好，活儿干得漂亮。
07 维也纳
一
一个小时之后，在环城大道的一幢不知名的新巴罗克式建筑里，照片递送到了一间办公室中。办公室的主人名叫曼弗雷德·克鲁兹。照片装在马尼拉纸信封里，由克鲁兹的貌美秘书无言地交给了他，没有半句解释。同往常一样，他身穿深色正装，白衬衫。他有一张沉静的脸，一对尖锐的颧骨，配上一身庄重的服色，越发显得形容枯槁，令下属一见之下就会惴惴不安。他的容貌是典型的地中海式一一接近黑色的头发、橄榄色皮肤、咖啡色的眼睛，于是在警界就有传言，说他有吉普赛人甚至犹太人的血统。这完全是来自敌对势力的诽谤，克鲁玆一点也不觉得它好笑。他在同侪中不大受欢迎，不过他对此并不在乎。克鲁兹的人脉很广：每周都要和部长共进午餐一次，朋友里也多是富豪和政治精英。谁要是敢和克鲁兹为敌，他就等着被发配到卡林西亚的蛮荒之地，负责看停车场、开罚单吧。
他的单位正式名称是“第五处”，不过资深的联邦警官以及内政部的上司们都称它为“克鲁帮”。有些时候，他会沉浸在自我膨胀中，而且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的膨胀，他会把自己想象成全奥地利的庇护者。克鲁兹的工作正是确保全世界其他地方的问题不要漫过边境，进入堂堂的大奥地利地界。第五处的职责是反恐怖主义、反极端主义、反间谍。曼弗雷德·克鲁兹拥有特权，可以监听他人的办公室，在电话上装窃听器，有权拆开邮件，有权实施人身监视。外国人如果到奥地利来找麻烦，克鲁兹的手下就会找上门去。政治活动越过了底线的奥地利本地人也会被如此处理。国境线以内发生的事情，极少有他不知道的，所以他当然也知道，维也纳最近出现了一个以色列人，此人还自称是伊莱·拉冯在战争索赔处的同事。
克鲁兹与生俱来的多疑延伸到了他对贴身秘书的态度上。他一直等到她离开了房间，这才打开信封，将照片抖了出来，正面朝下摔在他的记事簿上。他将它翻转过来，在卤光灯的白色灯光下，他仔细地审视着图像。克鲁兹对雷娜特·霍夫曼不感兴趣。她是第五处的常规监视对象，克鲁兹为她花去了太多时间，早已没兴趣研究她的监控照片和“改善奥地利政党联盟”大楼里采集来的监听录音了。是啊，克鲁兹更感兴趣的是她身边那个深色皮肤的结实身影，也就是那位自称是葛迪恩·阿戈夫的男人。
过了一阵子，他站起身，转到写字台后面，打开了嵌在墙上的保险柜。柜子里，是成堆的卷宗和财务处一个女孩子写给他的一摞情书，在它们中间嵌着一盘审讯实况的录像带。克鲁兹瞥了一眼不干胶标签——1991年1月，接着他将磁带插入机器，按下了播放键。
带子向前走了几帧，然后才进入正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