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你便直奔谢尔德里克的诊所弄清情况，确定你脖子上的脑袋还能保得住。”
“你怎么能认定有东西被偷了？”
“死掉的那女人的珠宝比卡地亚专卖店橱窗里的还多，可她的公寓里现在只剩下糖果饼干盒子里的赠品。我想东西总不可能自己长腿吧。”
“也许她放在银行金库里。”
“没有人会把珠宝全放在银行金库里。”
“也许谢尔德里克拿了。”
“当然。他记得要把那地方翻个底朝天，带走所有的珠宝，可他实在心不在焉，那叫什么来着——手术刀，倒是留在了她的心脏里。我看这事不对。”
“也许是警察拿走了。”
“办案警察？”他朝我咂咂嘴，“伯尼，你真让我惊讶。你觉得两个调查命案的家伙愿意放下工作去抢劫死人？”
“这种事也不是没听说过。”
“你是认真的吗？我很痛恨这种事。不过这次可没发生，因为他们踢开谢尔德里克前妻的家门时，楼下的邻居都在旁边。有人在看，没有机会下手。我很惊讶，这种事你竟然不知道？”
“呃，如果得跨过死人去拿珠宝，可能你也下不了手，雷。我也很惊讶，这种事你竟然也不知道？”
“也许吧。”
“不只是也许。”
他固执地摇摇头。“不对，”他说，“这事我只能说是也许。你知道你有什么本事吗？你可有天大的贼胆哪，伯尼。我还记得当初我和那该死的罗伦·克莱默在东六十几街撞上你的时候，你多酷啊，卧室里躺着个人，可你看上去像公寓里没人一样。”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卧室里有个人。记得吗？”他耸耸肩。“知不知道都一样。你有贼胆，随你怎么说都没用。要不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找个不在场证明？”
“也许我真去看了拳击比赛，雷。这一点你想过没有？”
“没看多久。”
“也许我找了不在场证明——可我真的没有，因为我的确去了赛场——”
“行了，行了。”
“我在干别的活儿。我可没迷上珠宝。那玩意儿要出手可是越来越难了，销赃的人也越来越难对付，这你也知道。也许我是摸走了谁家的钱币收藏，顺便找了个不在场证明以防万一，因为我知道收藏的钱币长腿走路以后，你们这伙人肯定会来敲我的门。”
“我可没听过说当晚什么地方有钱币收藏被人摸走。”
“也许屋主出城去了。也许他还不知道已经丢了。”
“还有，也许是你抢了哪个小孩的存钱罐，他还在忙着哭，没来得及报警。”
“也许。”
“也许大便还不臭呢，伯尼。我看是你拿了谢尔德里克老婆的珠宝。”
“没有。”
“呃，你当然只能这么说，可我不一定相信。”
“我说的是实话。”
“对啊，当然。你和谢尔德里克的护士共度一晚，是因为你没有别的地方可待。你的话我全信，伯尼，所以我才能现在还穿着蓝色制服。”
我没吱声，他也没再说话。我们在四周绕了绕。UPS的卡车早已不再挡路，我们就在车流里漂着，偶尔转个弯，在曼哈顿城区悠闲地绕着街道乱逛。如果你只注意到天气，说不定会把这一天错当成一个美好的秋日。
我说：“雷？”
“嗯，伯尼？”
“你有什么想要的吗？”
“总是有的。有这样一本书，叫《赢家守则》，《邮报》上摘录过很长段。整本书从头到尾都在教人如何自私自利，其他人的死活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想想居然还有人需要买书来学习我们从小就知道的事。”
“你想要什么，雷？”
“来根烟吧，伯尼。哦，妈的，你跟我说过你戒了。我抽根烟你介意吗？”
“我可以忍受。”
他点上一根烟。“那些珠宝，”他说，“你从她的公寓拿走的珠宝。”
“我没拿。”
“呃，那我们就假设你拿了，行吗？”
“行。”
“呃，”他说，“我从不贪心，伯尼。我只要一半。”
第11章
蜘蛛酒吧里阴暗空荡。椅子放在桌上，凳子倒立在吧台上。窗口的一份菜单上说明他们周一至周五供应午餐，但今天是周六，他们要到下午三四点才会把灯打开。我一直在列克星顿大道上，沿着马路往上城走了一两个街区，到了一个很小的酒馆，里面的酒保在对着女性顾客挤眉弄眼，满口“亲爱的”、“宝贝”和“甜心”之类的话。她们全都咽了下去。我则咽下三明治、奶油乳酪枣子核桃面包，喝了两杯不怎么样的咖啡。
格拉堡，格拉堡，格拉堡。我在一家旅馆的大厅里翻阅着曼哈顿电话簿，找到八个格拉堡，另外还有两个格拉波。我向出纳换来一堆一角硬币，把十个号码全打了一遍。其中六个没人接，另外四个根本不知道有个叫格拉堡的画家。有一个说她丈夫的哥哥是油漆工①，室内室外都漆，不过他住在纽约州北部的果园城。“在水牛城的近郊，”她说，“总之他没改过名字，还是叫格拉堡斯基。可我估计这对你没什么帮助。”
①英文里“油漆工”和“画家”均是“painter”。
我告诉她我也看不出会有帮助，但还是向她道了谢。我正准备离开，忽然想到了什么，便又回去看电话簿，然后开始给各个格拉堡斯基打电话。如果有用就好了，可结果当然是否定的，只是花掉了许多硬币。我打给所有的格拉堡斯基，一共十七个，接电话的大概有十四五个吧，而且其中当然没有一个会漆或者会画，不管是图画还是房子，连会给图画书上色或涂鸦的都没有。这条死胡同算是走完了。
离此地最近的银行在一个街区外的第二大道。我换了一堆一角硬币——五美元换到五十个，这可是仅剩的几桩好买卖之一了——然后全带到另一家旅馆的大厅。沿路我经过好几个室外电话亭，但里面都没有电话簿。原因不明。我打电话到蜘蛛酒吧，确定他们还没有开门。我拖出分类电话簿，找到法律代理人那一栏。上面说，“请查律师栏”，我照办了，不过不知道能找到什么。“律师”有十八页，而且很多都叫约翰尼，但这又怎样？我想不出任何理由打电话过去。我随手翻阅着，希望能突然出现什么抓住我的视线。我看到一个叫“卡尔森、吉德和迪尔”的事务所，然后便跳到字母V。我打电话给克雷格的私人律师卡尔森·弗瑞尔①，找到他本人接听。自从把克雷格介绍给埃洛尔·布兰肯施普后，他就再没收到关于此案的任何消息。他想知道我是谁，找他有什么事。我告诉他我自己也是牙医，与克雷格私交甚好。我没费事就编了个名字，而他也没有追问。
①“弗瑞尔”的英文是Verrill，所以归在字母V目录下。
我再打电话给埃洛尔·布兰肯施普。他不在，对方问我是否愿意留下姓名和电话。
格拉堡，格拉堡，格拉堡。艺术家的目录下有满满两页。没有格拉堡。我又找艺术画廊部分，看看他是否自己开了画廊。其实就算开了，登记的名字也不会是格拉堡。
我投资一角，打电话到位于苏荷区西百老汇的窄廊画室。我正打算放弃另找别人时，一个声音略微嘶哑的女人接了电话。我说：“也许你能帮得上忙。我大约在一个月前看到一幅画，一直忘不了，问题是我对那位画家一无所知。”
“哦。我先点根烟。嗯，好了。你刚才说你在我们画廊看到一幅画？”
“不是。”
“不是？那你是在哪儿看到的？”
在哪儿呢？“在一间公寓。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们是一年前在华盛顿广场户外艺术展上买的，也可能是两年前。印象有点模糊了。”
“嗯，我了解。”
她了解？厉害。“我只知道艺术家的名字，”我说，“格拉堡。”
“格拉堡。”
“格拉堡。”我表示同意，还拼了出来。“这是名还是姓？”
“签在画布最底下的字，”我说，“天知道是什么，有可能是他家猫的名字，不过我猜是他的姓。”
“你想找他？”
“对。对艺术我是一窍不通——”
“但我敢打赌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有时候吧。我喜欢的绘画作品不是很多，但这幅我喜欢，而且想忘都忘不了。持有人说他不想卖，于是我就想到也许可以找到画家，看看他还画了什么，可是怎样才能找到呢？他不在电话簿里——我是说格拉堡，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联络上他。”
“所以你就打电话过来。”
“对。”
“真希望你不是这么早打来。不，不用道歉，反正我也该起床了。你是不是对着电话簿，把上面每家画廊的电话都打过了？看来你是电话公司的股东啊。”
“不是，我——”
“要不然就是你很有钱。你有钱吗？”
“也不是特别有钱。”
“如果你很有钱的话，或者比较有钱也行，我就可以给你看很多看不完的漂亮作品——虽然画它们的不是格拉堡先生，或者格拉堡女士。你何不干脆过来这儿瞧瞧呢？”
“呃——”
“恐怕我们的收藏里没有格拉堡。不过有很多丹妮丝·拉斐尔森的油画和丙烯作品，还有她的一些素描。你也许从没听说过她。”
“呃，我——”
“但这会儿你可是在跟她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