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想到你们在中国那样无比的白色恐怖进攻下，英勇的，顽强的，浴血奋斗的百折不回的精神，就是半身不遂的人也会站起来笑！”
鲁迅的贺电给正在陕北的党中央和毛泽东以极大的鼓舞。为促进中国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党中央决定于1936年4月，派冯雪峰作为特使专赴上海面见鲁迅，并通过鲁迅恢复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请鲁迅帮助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与救国会等爱国组织建立统战关系。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安抵上海，在这之后，他和鲁迅有过多次长谈，谈到中央苏区红军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失败，经验和教训，二万五千里长征，遭义会议……等等，鲁迅对这一切极感兴趣。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谈到：
“关于毛主席，据我所知道，他一向是敬佩的，和他敬佩每一个坚决英勇的革命者一样，特别是因为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着红军长期坚持艰苦的斗争。
“……而他一提到我党和毛主席，那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亲切的感觉，是我以前很少接触到的，至少在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别。他谈到时的那种亲切、谦虚、快乐和年轻的心情，他那神往于什么事情似的微笑，以及用‘M’代称毛主席的那种自然而亲切的声音，在我记忆里是什么时候都很生动的。
“有一天，也就在谈到了我党和毛主席之后，他横躺到床上去随意抽着纸烟休息，一会儿却又好像想到了什么，慢慢地从床上起来，脸上漾着平静的微笑，就在窗前的书桌前面站着，半向着坐在书桌旁边的我，半向着窗子，一手横在胸前托着另一只拿着纸烟的手的手肘，只是那么柔和地默默地微笑着，然后怡然自得地、又好象忘我地、缓慢平静地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
这一年10月初，鲁迅先生托人买了一只很大的金华火腿，连同两本经他编辑、校对后刚出版的瞿秋白的文集《海上述林》上卷，交冯雪峰转送延安，并说：皮脊面的一本送给M，蓝绒面的一本送给周恩来。
1936年中共中央向全国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一时受到托派的攻击。鲁迅却与毛泽东心有灵犀一点通，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他指出：“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中，他义正辞严地斥责了中国的托洛斯基派，“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他公开表示站在“毛泽东先生们”一边，并宣称：“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音，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二、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在延安的毛泽东也非常关注鲁迅，虽然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严加封锁，但是毛泽东还是利用一切机会了解鲁迅。鲁迅的许多情况，是毛泽东通过我党与鲁迅的联系人冯雪峰了解到的。
1933年，冯雪峰因叛徒出卖险遭毒手，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那时的毛泽东由于受王明错误路线的排斥，不担任党中央领导职务，因此时间比较多，毛泽东听说冯雪峰从鲁迅身边来，于是主动找冯攀谈，有几次他对冯雪峰说：“今晚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毛泽东不厌其烦地了解苦斗在上海的鲁迅的思想状况、工作状况、生活状况、健康状况。他还遗憾地对冯雪峰讲：“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当他听说，“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先是哈哈大笑，然后用赞赏的口气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以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当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读了他的《西江月·井冈山》等诗同后，认为诗中有“山大中”的气概，毛泽东听了也开怀大笑。
1933年末，有一天几位中央领导闲谈，他们谈到苏区教育部门的工作有点事务主义，张闻天想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博古认为也可以让鲁迅来担任这个职务，说鲁迅搞教育行政很有经验。后来冯雪峰向毛泽东讲起这件事，毛泽东是反对这种意见的，他批评这些同志不了解鲁迅，不认识鲁迅，他说：“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鲁迅逝世后，冯雪峰立即用秘密电台，向党中央报告了这一噩耗。为悼念鲁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立即向外发了4封电报：一份给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为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一份是《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一份是给鲁迅夫人许广平的唁电；一份是给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冯雪峰的专电，责成冯代表党中央全权主持鲁迅的治丧工作，为悼念鲁迅，经毛泽东的倡议，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3所以鲁迅名字命名的单位，即鲁迅艺术学院、鲁迅图书馆和鲁迅师范学校。1956年10月14日，鲁迅墓迁葬于上海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鲁迅墓碑庄重地题写了“鲁迅先生之墓”几个大字，以表达对鲁迅的哀思和纪念。【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毛泽东念念不忘鲁迅，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时常怀着深厚的感情，多次高度赞扬逝去的鲁迅，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应成仿吾之请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这就是后来那篇有名的《论鲁迅》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称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称他“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并从三个方面概括了“鲁迅精神”。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56年8月，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说：“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也评论过鲁迅的一些不足。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早在1939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给周扬的信中曾经说过：鲁迅表现农民看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毛泽东的这个见解是非常深刻的。这个批评，并无损于鲁迅的形象，也并非毛泽东对鲁迅的不敬。恰恰相反，说明了“金元足赤，人无完人”的科学道理，说明了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深邃眼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宽广胸怀。
三、鲁迅著作伴终身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毛泽东十分爱读鲁迅著作。还在延安时期，1938年1月12日，他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他写道：“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这说明在此信之前，毛泽东已经读过了一些鲁迅的著作，但限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他还没能系统地读到鲁迅的著作。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鲁迅全集》（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在上海出版。地下党组织辗转千里给陕北根据地的毛泽东送去了一套。第一版全集特印了200套编号发行的纪念本，在每册的版权页上注明“非卖品”。毛泽东得到的是第58号。书的封面是紫色的，书脊是黑色的，每卷的封底、封面的两角都是同书脊一样的布料包角，毛泽东收到这套《鲁迅全集》，爱不释手。他转移、行军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在那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毛泽东不少书籍和用品都丢弃了，但这套《鲁迅全集》却一直完整无缺，并最终带进了中南海。1949年12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出访前夕，他亲手挑选了几本鲁迅的著作带走。到了莫斯科，有不少外事活动，可是他还利用零星时间阅读鲁迅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