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有人会问：一首词中所说的一朝一夕为什么所表示的不是一天？这在我们中国的诗歌中倒并不是稀罕的例子。”
然而，郭沫若在广州诗歌座谈会上所说的话，竟是错了。这是毛泽东看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后告诉郭沫若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对《娄山关》这首词的写作背景还作了如下的说明：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仗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2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2、3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此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100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同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场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毛泽东的这段说明，对我们研究他的《娄山关》这首词是很重要的。
从1957年到1966年初，郭沫若发表了近20篇论述毛泽东诗词文章。这些文章代表了当时毛泽东诗词研究的最高水平，并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首先，由于郭沫若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又是毛泽东的诗友，他了解毛泽东某些诗的写作背景及作者的有关想法，因此，他的不少文章传达出了毛泽东的诗外之音。其次，郭沫若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他对毛泽东诗词中的典故非常熟悉，他的解释常常使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第三，郭沫若的诗人气质，使他对毛泽东诗词的意境，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但是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有时主观随意性过强，确有不切实际之处。对此，他一旦发现并认识到自己的失误，便马上公开纠正。作为一位杰出的学者，郭沫若对自己的缺陷采取了光明磊落的态度。
1965年，毛泽东还曾请胡乔木就《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征求过郭沫若的意见。郭沫若把修改意见写信告诉了胡乔木：“词两首，以后忙着别的事，不曾再考虑。我觉得不宜改动过多，宜争取早日发表，6月30日我去过井冈山的根据地，在那儿住了两天。井冈山主峰和远处的罗霄山脉耸立云端。同志们告诉我：那些地方有原始森林。又黄洋界老地，当年战场犹在。‘飞跃’我觉得可不改，因为是麻雀吹牛，如换为‘逃脱’，倒显得麻雀十分老实了。‘土豆烧牛肉’句，点穿了很好，改过后，合乎四、四、五为句也较妥帖。唯‘土豆烧牛肉’是普通的菜，与‘座满嘉宾，盘兼美味’似少相称。可否换为‘有酒盈樽，高朋满座，土豆烧牛肉’？‘牛皮葱炸，从此不知下落’，我觉得大露了。麻雀是有下落还露过两次面。”
毛泽东和郭沫若在诗词的修改和唱和中，互相切磋，精益求精，不仅使诗词的主题不断深化，意境不断升华、结构不断完美、语言不断凝练，同时也体现了两位伟人对社会，对人民、对艺术的高度负责的精神。
〇五 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好——毛泽东与黄钢
黄钢，当代作家。湖北武昌人。父亲黄负生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之一，湖北与武汉区党委第一任宣传部长兼中共武汉党刊《武汉星期评论》主编，1922年初死于反动军阀的迫害。全面抗战爆发后，黄钢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那时的黄钢只有21岁。
1938年除夕的夜晚，黄钢参加了在延安中央组织部礼堂举行的新年“干部晚会”，他偶然坐在距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当这场晚会终场时，全体与会者高呼：“毛主席唱歌！”这时候，毛泽东用成年人罕有的敏捷动作，从长条木块坐板上，很快站起来，立即转身面向那些原在他身后的所有与会干部和群众，高声爽朗地说：“我们大家唱个国际歌吧！”接着，他兴奋地、虔诚地脱下帽子，大家也跟着他脱下了帽子，然后，像海潮卷来似的，歌声腾起了。事后，黄钢曾在一篇寄往香港大公报的纪实文中写道：“饶恕我的眼睛吧，同志们！在此时，我看见毛泽东同志那张一样的农民风格、深色的、平稳的脸上，存在着一种敢于接受任何命运，敢于决定任何命运，也敢于修正任何命运的神情。”第一次看见毛泽东，给黄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毛泽东带领大家唱《国际歌》，这是他在精神上接受的国际主义的沐浴，毛泽东领唱时是那么虔诚而热忱，好像是把决定整个命运的凝聚力，都集中在这一场领唱《国际歌》的举动上面了。
1939年3月，黄钢随鲁艺“战地文工团”赴晋东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近一年，他到过辗转作战于晋中大地的陈赓旅，而后又转移到处于晋南冀西一带的黄克诚部队。敌后前线的丰富见闻开阔并深化了黄钢的艺术视野。1940年初，文工团回到延安鲁艺。黄钢陆续写出了一些报告文学：《我看见了八路军》、《树林里——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之一》、《雨——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之二》。4月下旬的一天黄昏，黄钢正在鲁艺校园内散步，碰到刚从毛泽东那里谈话归来的周扬、周立波、陈荒煤、何其芳、严文井等几位老师，周立波、与何其芳对黄钢大声招呼说：“黄钢，我们真为你高兴，毛泽东表扬了你的作品！”黄钢一打听，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党中央准备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为了开好会议，毛泽东和中央领导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其中包括召开小型座谈会，找文艺工作者谈话等。这天正轮到鲁艺的几位老师向毛泽东汇报文艺工作情况，鲁艺教员向毛泽东谈到文学见解的时候，文学系老师陈荒煤向毛泽东说出了这样一种意思：现在好的作品之所以很少，是由于我们离抗战这个时代太近了。按照俄国老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说法：伟大作品的出现，必须跟这个时代，跟当时的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或时间的沉淀之后，才有可能。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好。《解放日报》上的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斗争的。”鲁艺文学系教员们说完情况，黄钢非常高兴。但他当时还不能立即深刻体会到，毛泽东在准备文艺座谈会期间，这样一种表扬的分量和含义。可是有一点，黄钢明白，那就是毛泽东不同意托尔斯泰对于文艺作品创作的时代距离论。接着周扬对黄钢说：“现在我们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报委员会决定把你调到《解放日报》去担任记者。我们只能同意，不能拒绝。我们只能说：‘服从分配’，对你，也一样。你现在得做准备，尽快到《解放日报》去报到。”这样，1942年4月，黄钢到了《解放日报》社。【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943年3月下旬，黄钢被硬性指定到枣园内的一个“学习点”去集中进行学习，其实也就是被接受当时审于中严峻的历史审查。原因是1936年秋到1938年夏，黄钢曾在南京国民党宣传部所直接操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有过3年社会职业。由于康生发起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假错案。黄钢当时缺少政治斗争的锻炼和畏惧困难的软弱立场，因此在审干初期，就犯了不实事求是的错误。不久，主持“枣园”机关（中央社会部当时还处于秘密状态）日常工作的李克农找黄钢谈话。一见面他就对黄钢说：“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说你承认现在是‘回到党的怀抱里来了’。”黄钢完全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在关怀一个被审查中的青年，就问道：“是哪一位主席？”李克农几乎是肩些生气了，大声他说：“是毛泽东主席！”他接着说：“谁叫你讲话不实在呀！你们小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为什么明明这盘子（他指着桌上的茶盘）是圆的，你要说成是方的！这把茶壶明明是圆的，你要说成是方的。这就是你们小资产阶级的弱点哪。工人阶级就跟你们不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为什么就要随便招认？”接着李克农连续地问了黄钢几个有关国民党地区的严肃的问题，最后，他表示：“毛主席听了对你的汇报，他要我来找你谈一次话！你应该知道，党是怎样在关心着你呵？”直到这时，黄钢才感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这是对他进行的第一次党的严肃性与原则性的教育。原来毛泽东在听第一轮“抢救”汇报时，听到有个叫黄负生烈士的儿子黄钢，有所谓“回到党的怀抱”之说，此时，他不无惊异地对当时也在场的李克农讲“这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黄负生是1922年去世的，死前托孤于陈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