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抗日战争以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第一次公开的指名道姓批评胡适。明确指出他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人”之一，这一段话，实际上也是对胡适在1945年8月所发电文的回答，说明了胡适提出的所谓“建立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通过和平手段而取得政权等等建议，全是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相违背的，并且已为历史所证明尾错误的。尽管如此，该文在最后还是明确地宣布，对于那些“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仍然是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态度，号召先进的人们，应该“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最后。还是以“争取、团结”为主旨，再次宣称：“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这里所说的“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的人，显然是把胡适包括在内的。可见，即使这个时候，胡适已离开大陆，并且在美国发表支持蒋介石的言论，毛泽东仍然是从统战观点出发，抱着争取团结的愿望，期待像胡适“这样的人”，弥台裂缝消除分歧，回归大陆，事实说明，在毛泽东统战策略的感召下。像翁文灏这样与胡适有过密切来往。而且身居国民党要职的人，终于在1951年从国外回到大陆。相反的，胡适不仅无动于衷，而且在到达美国或台湾后，却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二系列反共的言论，表明了他所坚持的反共立场。
1954年，毛泽东发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这对于清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古典文学及其他学术领域的影响，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有重要作用的。但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对胡适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对的。胡适也极力为自己申辩，对毛泽东思想多方低毁，可见其政治成见是多么根深蒂固。实际上，毛泽东对于胡适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是有所肯定的。这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著作的有关论述中可找到答案。
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的一次讲话中，既肯定了“批胡”运动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不能全抹煞胡适”，因为“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
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谈到新旧“红学”时，曾明确的指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说明了毛泽东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也是有所肯定的。
〇八 延安情深——毛泽东与柯仲平
柯仲平是云南广南县人。1924年赴北京，在国立北京政法大学法律系读书，曾先后在“创造社”和“狂飙社”出版部工作，得到鲁迅先生的指教，致力于诗歌创作，被誉为“狂飙诗人”。1930年3月入党后，担任党的秘密报纸《红旗报》采访记者兼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秘书，先后三次被捕，坚贞不屈。1935年被营救出狱，东渡日本留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柯仲平满怀爱国激情回国。先到武汉，在董必武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时11月，柯仲平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经历和打算，毛泽东爽朗地说：“我看你今后不能光埋头写诗，要做点文艺的领导工作。”柯仲平曾先后担任边区文协副主任、战歌社社长、民众剧团团长、边区地方艺术学校校长等职，他努力致力于诗歌和戏剧的大众化工作，在创作和演出活动中，力求体现出民族的风格和特色，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极大关注和支持，毛泽东多次观看他们的演出，并亲自和柯仲平谈话，交往十分密切。
街头诗运动
为了积极响应党的文艺大众化的号召，柯仲平以边区文协战歌社和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的名义，与诗人田间、林山、邵子南等，于1938年8月7日发起了延安街头诗运动。8月15日，延安的《新中华报》转载了他们的《街头诗运动宣言》。宣言说，“在今天开展大众街头诗歌（包括墙头诗）的运动，不但利用诗歌作战斗的武器，同时能使诗歌走到真正大众化的道路上去。有名氏，无名氏的诗人们，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的空着，也不要让群众会上的空气呆板沉寂。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这一天，延安的街道不少地方都贴写着街头诗。他们还悬挂起几幅宽大的红布横额，上面除贴写街头诗外，还醒目地挂着一条写有“街头诗运动日”的横额。这项活动的准备时间虽然下太长，但几天内就收到了30多位作者的100多首诗。延安的《新中华报》分两次刊登了其中的9首创作。柯仲平著名街头诗《保护我们的利益》和《告同志》，就是在这个运动中发表的。在《告同志》后边作者注明：“此诗曾写在当时延安城内大礼堂对面的那堵石灰墙上。在干部隼会上，我朗诵过很多次。”《保护我们的利益》还被抗战文艺工作团带到敌后，在老百姓中多次朗诵。
1938年5月，柯仲平创作了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全诗描写马福川的农民自卫军配合正规部队，保卫家乡，自卫锄奸的斗争故事，反映了边区自卫军的战斗生活和翻身农民的精神新貌，是解放区诗坛上最早出现的描写农民斗争的长诗。夏季的一个傍晚，延安新华印刷厂举办一个晚会，柯仲平朗诵了这首诗歌，他用洪亮的云南口音，读得热情奔放，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读了一半，感到下面还很长，而毛泽东也在听，怕影响他的时间，便停下来问：“还要不要念？”可是毛泽东却显得兴致勃勃地说：“把它朗诵完吧！”于是诗人爽朗地笑了，又重新挥舞起手臂，大声地朗诵起来。毛泽东坚持听到下半夜，一直听完柯仲平的全部朗诵，他亲切地走到台边，和柯仲平握手，并给予了热情的鼓励，称赞他把工农作为作品的主人，称赞他对民歌体的运用和在诗歌大众化方面所作的努力、还把他的诗稿带回去看。几天以后，毛泽东退还了诗稿，个别地方还做了修改，并批下了八个字：“此诗很好，赶快发表。”诗歌很快在很少登文艺作品的党中央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上破例发表了。柯仲平特意在诗前加了一个小序，序云：“这诗写后，曾得到一位同志的最崇高的鼓励。我除深致感谢外，以后必然是更加努力的。”这里所说“一位同志”，显然就是指的毛泽亨，这部长诗的发表，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引起很大震动。【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有一次，毛泽东到“陕北公学”去作报告。柯仲平当时正在那里向来自各地的同学们搜集歌谣。毛泽东见了，问柯仲平在做，什么？柯仲平说在记录歌谣。毛泽东听了，微微点了点头，说：一个人记录多慢呀！你为什么不去找成（仿吾）校长，要他多弄些纸来，裁好了发给大家，让每个人自己写出来，岂不是更好么？柯仲平听了，真是兴奋极了。立即去找成校长，要来了纸，裁好以后发给听报告的人，请他们写下自己所记得的歇谣，这一次就收集了好几百首。柯仲平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重视民间歌谣呢？主要是因为民间歇谣，深刻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真实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在艺术上丰富、生动、刚健、清新。
1947年5月，柯仲平随西北野战军攻打陕北波罗镇时，为指战员写下鼓动诗一首《保卫毛主席》。诗云：“从河东，到河西，我们赶来保卫毛主席；我们知道我们的任务最光荣，路上没有一个掉队的！”“五月里，过黄河，过了黄河吃‘菠萝’（指波罗镇），吃‘菠萝’，口不渴，再吃好肉好馍馍。头一口，要吃香，头一仗，要打响；吃了这样吃那样，我们要接二连三的去打胜仗！”柯仲平说，部队“临出动进攻时，我们的首长把部队集合在一条河滩上，又进行一次战斗动员。我奉命在他们简短有力的讲话后，朗诵这首诗。在这个团朗诵毕，又被叫到另一个团去朗诵。这场极热烈的动员一过，马上就出动。”
民众剧团
1938年4月间，延安召开边区工人代表大会。开幕式晚会上，业余剧团演出了传统戏《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节目间隙，毛泽东向工会负责人齐华说：“你看老百姓来的这么多，老年人又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拥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槁，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齐华听后指着坐在后徘的柯仲平说：“文协的老柯在这里。”毛泽东转身对柯仲平说：“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柯仲平回答说：“应该！应该！”毛泽东接着说：“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柯仲平连忙表态：“我们马上动手去办。”柯仲平说干就干，立即开始筹建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7月初，剧团成立。初时，剧团条件很困难，毛泽东得知情况，给了剧团300元钢洋。贺龙从晋西北回来，给了20元法币，还把从日军缴获的战利品，如钢盔、皮鞋、军刀、军大衣等托人从前线捎回，作为剧团的道具，周恩来、博古从重庆回来时，每人给剧团50元法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