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工业落后、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有点这样的强迫症，就像经历过饥荒的人们宁可把吃不下的食物倒进胃里一样。后来家里开始有了进口电器的时候，他们又开始用各种塑料薄膜去折磨家电遥控器去了。
关于这个客厅，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小学最后一年的假期酷暑难挨。我和哥哥姐姐三个人就索性躺在凉凉的地板上看电视，看着看着都睡着了。半夜醒来，我发现我和姐姐身上盖着同一条毛巾被，我大惊失色，一脚踢开被子坐起来，只觉得满满一脑袋都是“这可如何是好？”那时候，我和这个国家的很多同龄孩子一样，以为男女只要躺在一个被窝里睡觉就会生出孩子。我坐在地板上愁断了肠子，姐姐兀自睡得酣畅。我想叫醒她一起“商量对策”，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口，最后只好爬起来回自己房间伤脑筋去了。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我一直提心吊胆，后来观察到姐姐没有任何异样才慢慢放心了。
因为学校里基本不教（只是发一本没人能看懂的书了事），再加上没有今天这么多的非正常渠道，所以我的很多同学一直到初中三年级，对“生理卫生”也全无头绪。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有一次体育课大家踢完了球，在操场边坐着休息。一个家住学校附近的小混混（好像是已经毕业了几年的同校师兄）叼着烟过来跟我们这些孩子吹牛放炮，吹得性起，顺便给大家上了一堂真实世界里的生理卫生课，让我们彻底弄清楚了父母们是怎样弄出小孩子来的。他绘声绘色地把全部细节讲完，我们都惊呆了，沉默了半晌，突然听到一个孩子尖锐的童音，“操！别扯蛋了，谁爹妈敢那么干啊？那还不得让警察抓起来毙了？”
搬到这里没多久，我们发现对面邻居家里有一个大胖子。他歌唱得极好，还喜欢开着窗户跟着录音机里的歌声丝丝入扣地合唱。我们家人有那么一阵，都以为他家所有的磁带全是二重唱版本。后来胖子结了婚，也许是新娘不许他再跟着唱了，我们才渐渐听出那些歌其实都是独唱的。胖子看上去总是很严肃，街坊里的妇女们背后议论起来，都觉得一个胖子这么严肃是很滑稽的。这应该多少给我留下了一些阴影，所以后来我也成了大胖子之后，就不好意思太严肃了。
在这个家我们只住了一年，所以留下的记忆并不是很多，只有一件事，是因为母亲经常提起，所以现在还能想起来。有一次母亲去广东出差，狠心花了大价钱给我和哥哥买了在广东刚刚时髦起来的旅游鞋，但那时候在边疆的小破城镇里，视觉效果华丽甚至是刺眼的旅游鞋实在是太超前了。我和哥哥偶尔壮着胆子穿出去，每次都被朋友们围观嘲笑：“我操，你穿的这是啥他妈玩意儿？”即使是马路上的陌生人，也没有放过我们（以他们夸张的目光）。后来我和哥哥只好把鞋扔到仓库里再也不敢碰了。母亲坚持不肯扔掉，她要耐心等待家乡人民的土鳖观念跟上来再给我们穿上。这一等就是四五年，到了延吉市的大街上陆续有人开始穿旅游鞋的时候，我和哥哥的脚都已经长得太大了。
我的小学最后一年，是在延吉市北山小学校读完的。对这个学校，我没有太多的感情，能回忆起来的，大都是些不愉快的事情：好像是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语文老师问起冬天那些倒霉的风除了冷风、北风、暴风、疾风还可以用什么词，我就大声答了朔风和寒风。结果前排有个满脸傲气的漂亮女生扭过头来很不屑地看我，好像我调戏了她一样。后来才知道她的名字叫韩枫；上了几天课后，有一次课间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一个姓朴的坏小子欺负同学，我忍不住说了两句公道话并与之小规模推搡，结果放学的时候这家伙居然拉来了三四十个小混混要打我。幸好他把规模弄得实在太大，大得超出了实际需要，以至于惊动了几个在操场远处聊天的老师，包括一个教导主任，我才得以免遭群殴；我在和龙的时候，学校里也有很多坏孩子，但净是些又傻又愣又坏的，到了这里，开始陆续领教了一些阴险诡诈的坏孩子，刚开始很不适应，见得多了才慢慢淡定下来；班里有一个曹姓的小美女同学，我很喜欢她。她好像有严重的泌尿系统疾病，所以老师特许她课上不必请假可以自行去厕所。每次她满脸歉意和腼腆地进出教室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心疼，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班里的同学和老师都不喜欢她，于是我也不喜欢他们了；有一个姓初的男同学，小小年纪为人处事比较大气，所谓的“很爷们”，我对他颇有好感，但因为他经常惹事，家里又不管（好像是只有爷爷奶奶带他），于是班主任对他公然表示彻底放弃，“以后学校不管你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课上对全班同学提出任何要求时都不忘残忍地补上一句，“初××同学不用遵守这个规定”，这使我感到很寒心；在到了延吉的头半年里，因为我会讲一些和龙县独有的土话，所以经常会被操一口延吉市独有土话的同学们嘲笑。我一直到近三十岁，都是一个敏感和易于受伤害的人（当然，我用了那么久才把自己弄得皮实禁揍，只是因为我花了很多精力在如何把自己弄得皮糙肉厚的同时依然保持敏感的优秀品质这一任务上），多半是由于这些不愉快。我在这里上学就特别没热情，不久我的学习成绩就明显下降了。
在和龙县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班里转来过一个姓解的外地学生，感觉他很聪明，但不知道为什么，自暴自弃得很厉害，总是跟老师和同学们作对，于是大家就都不喜欢他。在老师的眼里，他还是一个给优秀班级拖后腿的祸患。这好像使他的性格变得更乖张孤僻了。那时有同学告诉我说，在他原来的学校，他竟然是班长，学习好，工作也好，同学老师们都很喜欢他，只是他来自一个比我们那里还落后的小地方，又有些口音，刚来的时候就被一些同学笑话过他土气，于是就颓掉了。成年后的观察和思考使我觉得转校好像对小孩子很容易造成伤害，我见过很多类似的例子。我在北山小学的一年多里，状态一直不是很好，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新人，很难融入到已经有了四年交情的一群老同学当中去，何况为了前面讲过的一些理由，我还从感情上经常抗拒融入他们。好在这个学校我只读了一年左右就毕业了。稍后上了中学，同学们都"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全都重新来过，就又没事了。
关于北山小学，最难忘的一个记忆是，那年寒假前，全校学生（也许只是四五年级的学生，记不清了）每天下午都被要求穿上一种特别恶心的传统服装，到操场上集体排练，扭一种特别白痴的东北大秧歌，然后在元旦期间集体上街表演。我很清楚地记得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很愤怒，但是除了少数几个幸运的坏小子（出于对他们的不信任，老师不让他们参加）之外，我们都被迫屈从了。我在学校尝试过消极抵抗，非暴力不合作等手段。后来班主任把家长叫来谈话，我又试着跟父母抗议、哭诉、哀求等等，结果全都失败了。最后那天被逼着上街出丑的经历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但很多细节对我来说，还都像昨天发生过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带给我的是那么巨大的屈辱和挫败感，但这个不重要。如果这个国家的笨蛋校长和笨蛋教师们在这二十年里没有什么进步，那我至少希望现在的父母们变得好一些了，希望他们不会再逼孩子们去做他们认为是屈辱的事情了。
1985年，按照家庭住址划分学区，我去了延吉市第六中学。同一年家里也搬到了离原来的房子只有几十米远的一个新住处。我的整个青春期全都是在这个二层楼的房子里度过的，所以对它的记忆最深。可惜那里现在已经全拆掉了，赶上了一个高速发展和变迁的时代，虽然理性地说应该是好事，但有些平凡的小幸福，比如上了年纪的时候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去怀旧一下，也就成了奢侈的事情。
好像是从搬到这个家的时候开始，人们即使在白天也要锁家里的门了，至少在我的家乡是这样。在这之前，社会治安一度好得让今天的人们没法想象，虽然不至于像古书上说的那样“夜不闭户”，但那时候白天有人在家的话，锁门确是极为罕见的作风。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经济发展逐渐起步，犯罪率也随之逐渐上升的那些年代，我也曾无知地跟着一些长辈们感慨过“人心不古”，感慨过“早年间的治安可是真好啊”。那时候我不知道之前“真好啊”的治安，是以剥夺了很多人们的基本权利为代价实现的。当然，过去的治安好，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之前的中国人家里基本上没什么可以偷的。
我在六中时，前两年的班主任非常糟糕，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好像所有的学生都瞧不起他，大家编排了无数糟蹋他的故事和段子，尽管他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以至于使得这些编排活动变得没有多大必要了。我离开这个学校后的十多年里，在家乡陆续认识了一些同样是他的学生的朋友，最大的要比我大十来岁，最小的比我小五六岁。聊起这个初中时期的班主任，大家的一个共识是，一个优秀的烂教师，是可以"打败时间"的。
印象比较深的另一个老师是教英语的崔老师，三十多岁，很严肃，黑框眼镜，笔挺的藏蓝色中山装，非常有型，还有好听的男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