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能记起她的第一个原因是她长得漂亮，另一个原因是她糟糕的人品。她大概是让我意识到“生命是残酷的”这一事实的第一个人了。
我到了这个幼儿园的第二年，有一次，好像是儿童节，县里搞一个什么儿童活动，所有的孩子都要带着两把花到一个大操场走队列去。那时候，“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很富裕”，所谓的两把花就是两根有分叉的枯树枝，上面贴上大致剪成花瓣形状的彩色纸片，通常由孩子家长负责手工解决。母亲在食品公司工作，它的隔壁是一家殡仪馆。母亲和在殡仪馆工作的那些阿姨们都很熟，所以在参加那次活动的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了两把巨帅无比的、专业化程度极高的假花。这假花甚至有纤细精致的花蕊。可想而知，第二天我是横着膀子晃进幼儿园的。在我接受了所有孩子的恭维之后，漂亮女知青老师宣布，大家要把假花都堆放到教室前面的台子上，然后到自己的座位就座。等老师宣布完活动的纪律和注意事项之后，她又说：“大家走到前面随便拿两把花，不用拿自己带来的，抓紧时间到操场集合。”到了操场集合的时候，我看到那两把该幼儿园历史上最牛的假花刚好拿在上海女知青的女儿的手里，那时候我已经会说刻薄话了（如果不是生下来就会的话），一时没忍住，就说了些“真巧啊”、“咦，你说怎么就那么巧？”、“这事儿要我说啊，简直要活活巧死了”之类的讽刺话。在大家笑得都很开心的时候，我被上海女知青叫到屋子里声色俱厉地训了十几分钟，最后被告知不用参加这次活动了。在接下来的“叫你妈妈来一趟”的活动中，我被描绘成了一个“思想特别复杂的孩子”。
离开这个幼儿园几年以后，有一天我在和龙县胜利小学三年级的教室里正上课的时候，漂亮女知青敲开我们班教室的门，堵着门口，当着我全班同学的面，对我们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讲述我和其他几个坏孩子一起在周末去了她工作的幼儿园，如何砸坏了储藏室的玻璃，如何偷走了孩子们的零食玩具，“还有两个这么大的西瓜”。后来知青她们最终弄清楚了那个偷东西的孩子是谁（也是我们大院的一个孩子，这个坏小子凑巧有一件跟我一样的暗绿色夹克，而且背影和我很像。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哥哥的名字却还记得，因为很扯淡，叫“文豪”），但是她并没有再次来到和龙县胜利小学三年级的教室，堵着门口，当着我全班同学的面，向我们班主任说明情况。这使得我在离开和龙县之前，一直被同学们当成是一个小偷。
25年之后，我在四川参加赈灾活动的时候，偶遇一个老朋友，她告诉我她在上海碰到一个老女人，自称是我幼儿园时期的老师。上海女人对她说：“我一直都很喜欢罗永浩这个孩子……”这可真是一份难以承受的感情啊！
经历了好几年被恶狗骚扰得连大便也不得安宁的生活后，我们终于再次搬家了。这一次的家，是在和龙县体校的后院。从这个房子开始，我的记忆就比较清晰连贯了，那时候应该是八九岁。
这个体校后院的小区（那时候还没有“小区”这样的名词）里，大都是县委机关人员的住宅，所以通常被叫做“县委大院”。因为父亲当时是和龙县县委书记，所以我在学校里跟同学们斗嘴时经常被无辜挤兑：“你牛逼什么呀？显你爸官儿大？”我从小口齿伶俐兼凌厉，嘴上不曾吃过任何亏，但落了下风的小朋友只要耍无赖祭出这句话，就能憋得我当场说不出话来，于是“败部复活”的小无赖们纷纷点头：“是啊，不就是显你爸官儿大嘛。”我到了二十多岁，才从书上看到“大院子弟”这样的名词。我不记得我们那些孩子在小时候，有什么所谓“大院子弟的习气”和“大院子弟的优越感”（好像书里讽刺的，都是北京的部队大院子弟吧），除了个别孩子会在班里炫耀家里有电话（那时候家庭电话还很罕见）。我也没见过我们这些“大院子弟”仗势欺人的现象，反倒是经常看到“大院子弟”被出身普通家庭甚至是贫苦家庭的小混混打得鼻青脸肿的，比如说，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除非是被打得严重到了足以构成伤害罪，否则在事后的追究上，“大院子弟”的家庭通常也没有怎么强势。以我小时候见过的一些例子来说，常常是当官的家长在孩子挨打之后，为了显示自己不会仗势欺人，还坚决拒收对方家长送来的医药费用。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才时不时地在家乡的校园里听到类似这样的对白：“我操！老三昨天打的那小子是王市长的儿子，这下惨了！”那十来年间，中国官僚阶层和老百姓之间关系的恶劣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和龙县体校的楼体上，和同时代的很多建筑一样，用红色的油漆刷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觉得能按照要求做到这八个字的人都会精神分裂。
体校的院子里，是我们小孩子当年玩游戏的地方。最常见的项目是打溜溜儿（玻璃球的东北土称）、打杏核儿、打“Pia-Ji”（土话，一种用纸折成的四方形东东）、踢毽子、跳木马。应该是受了中国旧式文人的影响，我小时候总觉得体育方面好的孩子，比如打球踢球拿手的，都是些头脑简单的夯货。这个落后的观念一直到了我30岁之后才在脑子里逐渐清除掉了（相比之下，同样愚昧落后的贞操观念我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就解决了）。
我小时候常玩儿的那些游戏里，只有踢毽子和跳木马算是有点健身作用的民间体育项目。我踢毽子踢得非常好，只是因为胖且腿短，所以姿势很难说是不滑稽，所以时常被岁数大一些的孩子们取笑。我那时候最讨厌别人叫我“胖子”，一有小朋友叫就会翻脸。今天想来，真是难以置信地蛮不讲理，一个胖子被叫做“胖子”怎么竟然可以生气呢？我成年之后虽然脾气还是很不好，但是变得非常讲道理，典型的例子是常常自称“胖子”，多半在下意识里——除了装可爱——也是有补偿心理的。
我们那时玩儿的“跳木马”，其实是“跳人马”。大家轮流跑步跳过一个大致弯成木马形状的倒霉孩子的身体。该倒霉的孩子在每一轮跳越结束后，就调整一下姿势，使“木马”变高一些，直到有人因为太高跳不过去，就成为下一个轮值的倒霉孩子。我虽然胖，但在胖子里却是身体非常灵活的一个异数，跳木马的时候成绩总是排在十几个孩子里的前三位，很少有机会做牛做马。领略过我跳木马的风采的小朋友们，背地里都曾心情复杂地说我是“飞猪”、“长翅膀的猪”。我为此喜怒参半地心里纠结了很多年，后来在录像厅里看到洪金宝的功夫片之后，就只剩生气了。
住在这个家的时候，一天凌晨我起来到院子里小便，在雪地上看到一个巨人的脚印，那是一个大概有一米多长的脚印。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透过篱笆墙的缝隙看过去，另外两个脚印分别在两边的邻居家院子里。我回到屋里躺下，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等到了家里人起床，我拉着他们到外面看时，那些脚印已经被厚厚的积雪彻底覆盖，几乎无法辨认了。现在想来，那次应该只是做了个梦。我要到近三十岁才成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和那些因为基因和智力上的原因注定只能接受科学的达人不一样。我觉得我最终相信了科学，是有一些偶然因素的。其中一个不太严肃的原因是，我是一个比较没有耐心的人，我受够了那些鬼鬼神神总不肯大大方方地露面显灵，我生气了。
也许是基因上的缘故，我从小就胖，但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是非常缺油水的。我好像没有上一代人的那种关于饥饿的记忆，但是有很多关于肚子里缺油水的记忆。印象里总是要熬到过年的时候，才能放开肚子吃上几顿肉。由于缺米，也经常吃土豆饭，那是一种一半大米加一半土豆煮成的饭。我一直都受不了熟萝卜的味道，所以后来看日本电视剧《阿信》里的那些人吃“萝卜饭”的时候，还庆幸过自己没生在那个时代的日本。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些米，长辈们经常要主动吃更多的土豆。他们用饭勺在锅里努力地躲着大米盛土豆的画面我还记忆犹新。
孩子们耳濡目染，也学会了照顾比自己更小的孩子。有一次哥哥期末考试，母亲不知道到哪里弄到了两个鸡蛋煎了给他，但因为只有两个，就不许我吃。那时候流行的“现代迷信”是给考试的孩子吃一根油条加两个鸡蛋。我看着鸡蛋咽了半天口水，哥哥就背着母亲偷偷夹了一个给我。这类关爱的细节，和他小时候对我的残暴殴打一起，都令我终生难忘。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哥哥打我，都是因为我先惹他。我是一个注定下拔舌地狱的人，哥哥的嘴就比较笨，时不时地被我气急了就只能动手解决。有一次我惹毛了他之后拼命地跑，从院子冲进屋里躲到了父亲的书房，回手锁上了门。哥哥晚了一步，只好隔着门上的方块玻璃看着我喘粗气。我看看父母下班的时间快到了，就决定暂时不出来了，于是坦然隔着玻璃冲哥哥做鬼脸。哥哥当场崩溃，连工具都顾不上找，直接赤手空拳打碎了玻璃，拎着血淋淋的拳头进来把我做掉了。硬币的另一面是，在懂事之后，我又渐渐发现，当一个人择善固执的时候，这种欠揍找揍的滚刀肉性格，可以很自然地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他要不是这样的一个王八蛋，他也坚持不了这么久”，我办网站的时候，对这一点感触尤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