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到了一个人，是一个隐约感到的神秘人物——他的贴身秘书谢和赓。于是，他佯装无意将自己的考虑告诉了谢和赓。谢和赓是一位中共秘密党员，因此周恩来也就很快知道了白崇禧的意图。这时，白崇禧才以自己个人的名义邀周恩来到这里来作一长谈。为不让蒋介石知道，今天他封锁了寓所的周围。
周恩来对白崇禧是很欣赏的。抗战爆发后，白崇禧力主对日开战，并以常人少有的军事才能为蒋介石赏识，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蒋介石对日的态度。桂系同蒋介石有矛盾，是国民党中的主战派，也是对共产党态度较好的一派。李宗仁和白崇禧是桂系的核心人物，与他们建立友好的关系，对于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起很大的作用。周恩来与白崇禧也有过交往。北伐革命时期，白崇禧就任北伐军的副参谋长，周恩来则在北伐军的总政治部工作过。不久前，周恩来还应白崇禧之邀，给开赴前线的广西学生军讲过课。
会谈中，周恩来究竟说了些什么不清楚，只是白崇禧连声称道：周公言之有理。
会谈后不久，白崇禧就上了前线。
从3月下旬开始，第五战区集结40万兵力与日军会战，在台儿庄一举击败日军第五、第十两个师团，歼敌2万余人。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胜利，振奋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精神，增强了全国军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数十年后，关于这次会谈的内容终于流传世人。
1983年，当时任白崇禧副参谋总长办公室秘书的程思远写了一本《政坛回忆》。书中写道：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奉派去徐州协助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白崇禧行前，特请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参谋长到其熊廷弼路寓所，请教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周公对白建议：在津浦线南段，已令新四军张云逸的第四支队协助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又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此建议，深加赞赏。他到徐州后，协助李宗仁指挥，基本采取了周公所指出的方针，从而取得了台儿庄大捷。【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少将高级参谋张爱萍紧随白崇禧之后到了徐州。
解放后，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的张爱萍也对他当年的徐州之行作了如下的记述：
台儿庄战役前，大概是1938年3月份的时候，周恩来、叶剑英派我代表他们到徐州会见李宗仁，去的目的就是要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之间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要我从各方面说服他。周恩来告诉我，他同白崇禧谈过此事，现派你再直接向李宗仁了解情况并做促进工作。
张爱萍到徐州后，向李宗仁讲了三条意见：
第一，由华北南下的日军是一支孤军，也是一支骄兵，名义上是一个师团，实际已不完整。
第二，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特别是台儿庄、张庄一带是山区，地形对中国军队有利。
第三，蒋介石不抵抗的撤退和南京、华北的失守很不得人心。广西军队很有战斗力，且有八路军在北边配合，打一仗虽有损失，但可得相当的战绩，既可给日军一个沉重的打击，又可提高广西军队在人民中的威信。
台儿庄一役使李宗仁成为抗日名将，一张李宗仁扶着台儿庄火车站牌的照片，成为他日后一份很有分量的政治资本。而周恩来，这位最早筹划台儿庄战役的人，其作用却是在几十年以后才公之于世。
3个月后，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正是气温最高时期，而郊外的武昌东湖却是另一番景色。
青山绿水，碧波荡漾，可泛舟乘凉，又可游泳避暑，一幅世外桃源的景象。一叶扁舟从湖上飘过，来到湖南岸的珞珈山下。船上走下几位军人，为首的是一位矮而壮实的上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他因病从前线回到武汉，住进了风景秀丽的东湖疗养院。周恩来也住在隔湖相对的珞珈山——武汉大学内。今天，李宗仁是要到周恩来的寓所一叙。
台儿庄一役后，共产党和国民党桂系的关系，就象东湖的湖水一样，风平浪静；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就象武汉的气温一样高。周恩来在自己的寓所设便宴招待李宗仁。他向李宗仁建议战区应建立文化机构，以加强对军民的抗战宣传教育。
此题恰好触动了李宗仁的心事。李宗仁此次回汉，固有旧伤复发之由，更为主要的是对蒋介石强令他解散五战区开办的战时训练班表示不满。功高震主，李宗仁对蒋介石的鸡肠之心特别不高兴。周恩来的建议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周恩来与李宗仁见面后不久，第五战区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共秘密党员、著名文化人士钱俊瑞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主任。11月，由国共两党人员组成的第五战区豫鄂边抗敌工作委员会也在随县大洪山开始工作。
国民党中还有一位力主抗日的老人。他对“主和”的汪精卫嗤之以鼻，而对动摇中的蒋介石却苦心劝说。在赴武汉的途中，老人在一个乡村小学悲愤地写下“还我河山”的条幅。这位老人就是原西北军领袖、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
周恩来对冯玉祥主张发动全民抗战留有很深的印象。
1938年2月4日，周恩来通过原西北军高级将领鹿钟麟给冯 玉祥一信，“拟请一见”。冯玉祥开始有所顾忌，但很快就同意相见。于是，周恩来来到冯玉祥的寓所，两人谈论起当前的抗战局势和前途，探讨起华北和淞沪抗战的得失。
冯玉祥被周恩来的博学卓识、人格风范深深折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对周恩来的印象：“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他对家人说：“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第二天，冯玉祥的办公室出现八个大字：“吃饭太多，读书太少。”
相见恨晚的冯玉祥，仅过了五天就驱车过江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回拜周恩来。随后，冯玉祥的专车就经常来往于他的寓所和汉口“八办”之间。
周恩来向冯玉祥提出一个要求——把从全国各地云集武汉的众多文艺界人士团结起来，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请正在冯玉祥那里工作的老舍主持。
冯玉祥爽快地答应了周恩来的要求，而且捐赠了一笔经费。冯玉祥请周恩来派人给自己和随从们讲课。凯丰、叶剑英和长江局的干部邓颖超、孟庆树、李涛等人就出现在冯玉祥的家中，讲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讲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游击战争、发动民众参加抗日……
每当共产党的干部走后，冯玉祥就有一番新的感觉和认识，从此他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他将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派到延安去学习，让自己办的三户印刷所出版列宁著作、《论持久战》和新华日报社论集。他在国民党内四方游说，呼吁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日。
从武汉到重庆，周恩来和冯玉祥成为莫逆之交。
汉口中街有一幢4层楼的洋房，厚实的基石，宽敞的房间，显示出这幢房子的主人非同一般。不错，这幢房子是日本人开的大石洋行。抗战爆发后，日本人跑了，留下这幢房子由国民党政府代为管理。后来，国民党汉口市政府把这幢房子划给八路军作为武汉办事处驻地。日本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建造的房子会成为共产党团结抗日力量的指挥部。
就在这幢楼房的二楼会客室里，周恩来经常与国民党中的新朋老友共商抗日之事。
一天，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客人，他就是国民党第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
何基沣也是一位抗日名将。他是主张坚决抗战的冯玉祥将军的旧部，卢沟桥的抗日第一枪就是他所属的吉星文团打响的，这一枪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
周恩来说：“中山陵前，出了一个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卢沟桥上，出了一个坚决抗日的何基沣将军。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应周恩来邀请，何基沣秘密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认识了一个真正为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离开延安时，他郑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39年1月，中共鄂西北区党委派专人到湖北谷城通知何基沣，他已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1948年，淮海战役开始，何基沣和另一位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根据党的指示，率七十七军和五十九军大部起义。
川军将领、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从河南前线到武汉，周恩来在这间会客室里会见了他。周恩来与邓锡侯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邓锡侯面对周恩来感动地说：“在山西你是雪中送炭，真是患难见知己啊！”
邓锡侯讲的是几个月前在山西与周恩来的一段交往。当时，邓锡侯主动请缨抗日来到国民党第二战区，“山西王”、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却怀疑蒋介石派人占地盘，连一张军用地图也不给，是周恩 来听说以后，亲自送来一张在乎型关战役中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希望川军与八路军、新四军协同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