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人提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遂一致同意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实际编入张发奎部。会议指定周恩来、张太雷立即负责处理。
6月30日，已经迁到武昌的中共中央，在陈独秀主持下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大会上，陈独秀独断专行，听不进任何批评意见。
任弼时交给他一份意见书，陈独秀扫了两眼，便撕碎丢在地上。
在陈独秀、鲍罗廷的主持下，大会通过了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全面让步的国共两党关系“十一条政纲”。党内的投降主义倾向达到顶点。
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善后问题。刚被陈独秀从湖南召回的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上山”的建议，但未能引起鲍罗廷和陈独秀的重视。
路，仿佛已经走到了尽头。
等待中国共产党的，只有无尽的深渊和幽壑。
焦虑和忧愤，使毛泽东挥笔写下了那阙沉郁苍凉的《菩萨蛮》：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此刻，周恩来的心情，也象那奔腾不息的江流，在政治的疾风骤雨中翻腾不已。
象寒冬往往孕育和萌发新生命一样，深沉的忧患也使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在犹疑彷徨中觉悟和奋起。
总书记陈独秀在党内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共产国际对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拒绝执行“五月指示”，也十分不满。
7月12日，按照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
周恩来与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一起，组成新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
第二天，新的中共中央即发表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反动罪行的政治宣言，在党内树起一面鲜明的政治旗帜，振奋了全党的革命精神。
与此同时，汪精卫集团的分共反共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通过了汪精卫提出的“分共”协议。
经过连续不断的密谋，汪精卫集团终于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与蒋介石走上了同一条道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宣告全面失败。
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这是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在思考的严肃问题。
在革命的十字路口，周恩来和许多优秀共产党人一起，又开始了艰难而执著的探索……
宣布正式“分共”的第二天，汪精卫集团就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武汉三镇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疏散和转移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已成为党在当时最重要的工作。作为中共中央常委，周恩来和张国焘等一起主持党的机关和党员的紧急疏散和隐蔽工作。
已经从上海来到武汉的邓颖超，一连几天也难得见周恩来一面。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和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7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确定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同时，决定以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北伐军作为基本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二次北伐。
周恩来和他领导的中央军事部，为组织党所掌握和联络的武装力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二十四师师长叶挺是共产党员，周恩来虽然与他很少见面，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贺龙率领的独立十五师，是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和积极争取的对象。【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7月初，贺龙刚从河南北伐前线回到武汉，周恩来就在周逸群的陪同下，专程拜访了他。
对周恩来的来访，贺龙既欣喜又感动。
第一次见面，他们便象惜别多年的老朋友，披肝沥胆，倾心交谈。
听了周恩来推心置腹的一番话，一股暖流在贺龙心中流淌。这次相见，奠定了周恩来与贺龙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深厚友谊。直到数十年后，已经是共和国元帅的贺龙，回忆起这一段往事时还感慨地说：“周恩来同志与我的谈话，对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参加南昌起义，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贺龙的转变，使中国共产党又拥有了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举行武装起义的时机渐臻成熟。
中共I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初步决定，以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云集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随后，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等随沿江东下的部队到达九江。
周恩来也向军事部的同志，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
会后，周恩来即令以聂荣臻为书记的前敌军委，先期赶往九江进行起义的准备和组织工作。
关于起义的具体时间，周恩来指示说要等待中央的命令。
7月20日，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吴玉章、聂荣臻在九江召开会议。
根据张发奎已倒向汪精卫的实际情况，会议认为必须迅速抛弃依靠张发奎东征或南下广东的政策，进行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南昌即时举行武装起义。
瞿秋白带着这次会议的提议从庐山回到武汉以后，周恩来、张国焘及共产国际代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听着瞿秋白慷慨激昂的叙说，周恩来也不禁激动起来。一股浩然之气在他胸中勃然升腾。
会上，周恩来作了坚决支持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发言，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的工农势力。
根据周恩来和瞿秋白的提议，会议正式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决定周恩来立即赶赴南昌，负责起义的组织和指挥。
次日，周恩来一如既往地忙碌着。赶回家时，已是万家灯火，繁星满天。
和以往一样，邓颖超已经早早地做好了晚饭，静静地等待着周恩来的归来。
望着妻子消瘦的面容，周恩来感到一阵心酸和愧疚，但他还是把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的事告诉了她。
邓颖超怔了一会儿，但什么也没有问。多年来，夫妻间的相知互信，已经使他们达成了一种高度的默契。
邓颖超知道，夫妻短暂的相聚后，又将是长久的别离！
夜已深，人未静。邓颖超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把他送出了狭窄的巷口。
望着周恩来远去的背影，邓颖超思绪万千，唐代诗人孟浩然《江夏送客》的诗句，蓦然涌上心头：
以我越乡人，逢君谪宦者。分飞黄鹤楼，流落苍梧野。驿使乘云去，征帆沿溜下。不知从此后，别袂何时把。
几十年后，那挥手道别的一瞬间，仍然铭刻在邓颖超饱经忧患和沧桑的心中。她深情地回忆道：
“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周恩来和广大共产党员一起，坚决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光明之路。
中国革命的曙光，又开始在黑幕沉沉的政治时空中闪现。
第二章 第二次握手
●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周恩来功不可没
1937年12月18日，古城西安机场，晴空万里。一架飞机腾空而起，围着机场转了一个圈，向东南方向疾飞而去。
机舱里坐着五个人。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周恩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博古，以及两位女士邓颖超、孟庆树。孟庆树是王明的妻子。
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似乎还沉浸在遥远的国度。他与博古高谈阔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到他这次回国的目的，从中国的抗日战争到国共两党的关系。
“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王明看见博古没有回应，又继续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抗战。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他加重语气：“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
周恩来没有作声，但“共产国际”这几个字却使他的心动了一下。望着机舱外的秦岭山脉，周恩来的心情也象这高低不平的山峰一样奔腾起伏：
在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就说过类似的话：“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