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中央寄予厚望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不仅根本无意出兵平叛，反而为许克祥的反革命行为公开辩护。
汪精卫就这样露骨地叫嚷：“本席可以大胆地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象这样逼得人无路可走，也难怪许克祥他们要起来造反。”
就是这个颠倒黑白、为许克祥鸣不平的汪精卫，要唐生智委派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到湖南，负责解决湖南事件并布置省防。周斓于6月6日到达长沙后，即与张翼鹏、许克祥等沆瀣一气，参加了“救党委员会”。
6月14日，湖南省军事厅发出15路“清乡”电令。
在周斓的“查办”下，湖南的反革命分子更加肆无忌惮，有恃无恐，整个湖南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中国共产党依靠武汉国民党中央武力讨伐许克祥的企望，事实证明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梦想。
是进攻？还是继续退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又一次被推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中国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反抗动摇、反动的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意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蔡和森，提出准备在湖南、湖北组织革命力量反抗反动势力，以武力改组国民党中央的两湖决议案。
李立三、刘少奇准备组织武汉工人举行反抗武汉国民政府纵容许克祥的总罢工。
董必武在中共湖北省委召开的动员大会上振臂疾呼：“此举关系重大，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目前只有前进，决不应该后退！”
对这些积极行动，周恩来发自内心地表示赞成。他从中看到了共产党人屡遭挫折而不屈服，面对危机而不气馁的顽强精神，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和曙光。
6月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蔡和森再次发言，提出“以鄂做中心，湘鄂赣三省左派做基础，向反动派作斗争”的建议。
蔡和森的话音刚落，一直在认真倾听的周恩来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接过话头，全面分析当前的政治局势，称赞蔡和森的正确建议，然后对他的发言进行补充，提出了以“三省救各省，东南讨蒋”的斗争方针。
周恩来和蔡和森的发言，在常委会上引起反响，获得多数人的支持。
从会场回到友益街尚德里的住处，周恩来显得有些兴奋。
根据中共中央军事部从各种途径得来的消息，湖南革命势力虽然遭到许克祥叛军的严重摧残，但仍然拥有一定数量的农民武装，广大受迫害的工农群众对许克祥的倒行逆施恨之入骨，蕴蓄着强大的反抗力量。
从这些情况分析，周恩来认为组织湖南工农群众进行反抗许克祥反动统治的武装暴动有胜利把握，机不可失，必须立即着手准备。
周恩来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经过深思熟虑一旦作出决定，便会立即付诸实施。【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他的安排下，10名富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干部被派往湖南浏阳和平江。
在会见中共潮安县委书记方临川时，周恩来指示参加广东普宁暴动失败的农军，此时不宜来汉，应尽快返回湖南同汝城农军合编，就地在湖南举行暴动。
6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正式提出在湖南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
关于暴动的战术，周恩来主张在暴动中集中力量，进攻反动势力薄弱的城池，而在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则可相机打击土豪劣绅，造成革命声势，壮大革命力量，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问题临时委员会。
关于暴动的组织工作，周恩来提议在长沙重建省委，下设军委，各区相应设立农军委员会，具体负责暴动的组织和准备工作，并建立秘密交通处。
在说明中共中央军事部对暴动计划的准备和组织工作时，周恩来告诉大家，军事部已准备另派150名富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同志到湖南，进行暴动的准备和组织。
听了周恩来关于湖南暴动准备和组织工作的发言，蔡和森马上想到了毛泽东。
身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对中国农民运动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1927年1月至2月，毛泽东芒鞋布衫，走遍了三湘5县大地，历时32天。解决农民急需的土地问题，进行农村土地革命的思想，从此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作为同乡和同志，蔡和森对毛泽东有足够的了解和信任。
会上，蔡和森提出由毛泽东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建议，为周恩来的湖南暴动计划，投了赞成的一票。
三天后，周恩来在常委会上再次提出湖南暴动计划。
经过讨论，大会最后同意了周恩来的计划，并决定组织指挥暴动的湖南特别委员会，周恩来亲赴湖南，负责暴动的具体组织和指挥。
然而，就在周恩来和他领导的军事部正为实施这个计划而积极准备的时候，鲍罗廷和陈独秀又发生了严重动摇。他们听信各种谣传，错误地认为湖南的革命力量已溃不成军，盲目暴动只能导致失败。
实际上，这仍然是他们不相信工农群众力量、害怕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决裂的表现。
原来主张反击、态度十分坚决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此时也令人费解地来了个180度急转弯。
在他们的主持下，湖南暴动计划被一再修改，原来已经决定的暴动经费也迁延不发。
周恩来一直等待着中共中央的最后决定，焦急、忧虑一齐涌上心头。
当听到暴动计划最终被取消时，一向态度平和、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与罗易大吵了一架。
●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周恩来提出了在南昌举行起义的主张
湖南暴动计划被消取后，周恩来陷入痛苦的思索之中。
陈独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由动摇不定、犹豫不决迅速走上妥协、退让的道路。
已被汪精卫解除顾问职务的鲍罗廷，仍将东征讨蒋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身上。
对汪精卫始终深信不疑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也早忘了与鲍罗廷的分歧和争执，与鲍罗廷走到了一起。
党的总书记则一直跟在鲍罗廷的后面，和他一唱一和。
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妥协和让步，并没有使汪精卫集团放弃反共、反群众运动的立场。他们的反革命步伐，在其内部反动军官的推动下不断加快。
早在6月初，汪精卫得到罗易交给他的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副本时，就如获至宝。他一面大骂共产国际，一面急忙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官僚们，讨论分共、反共措施。
就在这一天，汪精卫借故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并要求他立即离汉回国。
为了拉拢西北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汪精卫不惜移樽就教，于6月6日亲率谭延阄、徐谦、顾孟余、孙科等北上郑州，与冯玉祥达成反共协议。
从郑州回到武汉，汪精卫即避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共产党员谭平山，连日召开分共会议。
北伐讨奉陆续回汉的唐生智部反动军官，也迫不及待地要求立即分共。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毫不掩饰地宣称：“不分共不能东征，不愿意为共产党东征。”
武汉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各种反共标语。
中共中央的大多数同志，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急剧变化的危险形势。
亲历了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周恩来更加清醒地看到：此时的武汉与“四一二”前夕的上海何等惊人地相似！
周恩来的眼前又仿佛出现了那血淋淋的场景。他心忧如焚，寝食难安。
鉴于政治形势日益紧张，周恩来在6月2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紧急提议，中共中央应在武昌、汉口等地设立秘密办公处，以应付突然事变。
两天后，周恩来在常委会上再次提出，党的干部“为学习争斗，应学习争斗技术”。【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6月27日，陈独秀接到中央军事部的紧急报告，急忙于28日清晨在西门子鲍罗廷住宅召开会议。
会上，周恩来与湖北省委书记张太雷先后发言，报告了何键散布“湖北省总工会纠察队要缴三十五军枪械并借机在武汉发动政变”谣言的消息。
谭平山也将邓演达已经出走并在出走前要共产党注意何键制造汉口“马日事变”的消息，向大会作了报告。
听着大家的发言，鲍罗廷心中如打翻了五味瓶，但表面却不动声色。他用一贯平稳从容的口气说道，现在局势万分严重，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自动缴械还是准备抵抗，现在必须择一而行，他本人倾向于自动缴械。
张太雷接过鲍罗廷的话，表示纠察队和童子团问题，今日必须解决，拖延时日只能造成被动。
周恩来说，中央军事部和湖北省委军事部已经采取应变措施，准备将武汉总工会纠察队调到武昌，编入张发奎的第四军。
蔡和森反对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提议不如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消除何键举事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