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军战士的看管下，他每天上午和其他银元贩子一起扫大街、通水沟、除杂草、刷标语；下午在那个年轻组长的组织下，学习军管会关于取缔金银市场的布告。
对李涵章而言，他要想不动声色地接触一个人，几乎是心想事成。因此，一天不到，他就取得了那个年轻组长的信任，并且知道了他的名字叫王新发。第二天，王新发便利用组长的权力，把银元贩子周耀祖的铺位，搬到了与自己相邻的、靠东墙的好位置上。
夜里，银元贩子们睡不着，全都悄悄地和旁边的人摆龙门阵。李涵章和王新发闲聊时，知道他竟是成都警察局第二分局供给科管物资的小警员，平时就靠着从仓库里倒腾点儿紧俏东西出来，换点儿小钱花花，所以，安乐寺那个地方，他常来常往，之前从没有失手过，没想到这一次还没出手就“栽”了。
一听说王新发是成都警察局的，李涵章警觉起来。因为他知道，成都警察局下辖的十三个分局当中，安插有不少军统特务。中统和军统，历来矛盾重重。所以，他和王新发说话，也就更加小心。不过，借着摆龙门阵，他还是从王新发口中套出了不少关于成都警察局的情况：从新年开始的第一天，也就是成都军管会成立的当天，那个盘问他们这批银元贩子的张处长，就带着一批解放军代表，来到了华兴街的国民政府成都市警察局，宣布警察局自当天开始，由解放军接管。
王新发还告诉李涵章，他被召去开会学习时，见过那个戴眼镜的“张处长”。那人名叫张振中，是军管会公安处的副处长，专门负责接管警察局的全面工作，同时负责重点清查潜伏下来的军统、中统漏网特务分子。
说到张振中，王金发躺在铺位上兴奋起来，“别看跟个秀才一样，枪法好得很！保警大队的一伙儿人，往崇宁山里倒卖枪支，被军代表查到了，刚一问话就动武。听说还没等那帮不识时务的龟儿子摸到腰里的枪把子，隔着四五丈远，张处长一耍大肚盒子，就把四个人的帽子打飞了。子弹硬是个个擦着头皮钻过去的哦，烧焦了头发。四个人，硬是没有一个伤到皮肉，把那帮龟儿子吓得尿了裤子。”
李涵章听着这些话，想起那个书生模样、面容和善、文质彬彬的张处长盘问自己的过程，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关于公安处接管警察局的情况，王新发还告诉他，接管工作开始后，只抓了那些平时欺压百姓、背有人命的家伙，和被确证是中统、军统特务的家伙。剩下的一般的警员、职员，愿意继续干的，就留下来各安其事，各司其职；不愿意干的，就发点儿遣散费，放你回家。
王新发就是属于不愿意干的那一拨儿。第一，他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捞够了，不如回大邑老家购置点儿房产，再娶房媳妇，安安然然过自己的小日子；第二，他觉得自己在旧警局捞钱儿的那点儿烂事儿，早晚会被军代表查出来，要不就会被同僚供出来，因为那个关口，连平时喝酒喝成过命弟兄的，都有可能为了邀功，去找军代表揭发检举。所以，王新发索性领了遣散费，打算把不准流通的银元兑成人民币之后，就回老家大邑。谁知道最后这个算盘没打好，居然鸡飞蛋打了。
李涵章一边小心翼翼地从王新发那里打探情况，一边像个饱经世故的老大哥，坦诚地劝慰他“钱财是身外之物，只要过了这一关，兄弟你一脸福相，发达的机会多得是”。这样一来，王新发很快就把李涵章当成了“自己人”。
2
刚进学习班的头两天，李涵章还有些担心自己放在客栈里的包裹。后来想到袍哥人家一向重义气，自己住进去的时候又是提前交了钱的，估计店老板和小二不会把房子租给别人；就是租给别人了，新房客和店老板也未必就能找到自己藏的东西。想到这些之后，李涵章心里就宽慰了些，开始本本分分地在衣冠庙里当他的银元贩子周耀祖。
为了不显山露水，李涵章尽量跟其他银元贩子混在一起，人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人家说什么，他就跟着附和。因为王新发对李涵章的印象特别好，喜欢和他说话，所以，上街刷标语的时候，他总是让李涵章跟自己在一起。一肚子墨水的李涵章假装不认字，故意装傻充愣，每刷一幅标语，都问王新发：“这上面写的啥？”
“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
“这上面写的啥？”
“打到一切反革命！”
“这上面写的啥？”
“全民团结，防匪防特！”
“这上面写的啥？”
“欢庆内江解放！”
“这上面写的啥？”
“对于那些捣乱金融、投机倒把、倒贩金银的特务分子、坏分子，我们要给予严厉的镇压！”
“这个是说的我们哦。”李涵章颠来倒去地看着这幅标语说。
“你看看，你看看，这口气硬是厉害哟！镇压，还是‘严厉的’，那就是砍脑壳哦。好在这一趟我们带的是大洋，而且不多，要是带的大黄鱼，保不准这脑壳，就搬了家咯。”王新发看了一眼在不远处端着枪、看管他们的解放军士兵，小声地对李涵章说。说完，他有点儿夸张地抚着胸口，长长地吐了口气。
李涵章正要接他的话，忽然听到几十米外的街口传来了一阵闹哄哄的声音。随即，看管他们的两个解放军士兵，“哗啦”一声拉了一下枪栓，冲王新发和李涵章吼道：“停止工作，面向墙壁，老老实实站好！”
俩人一听，赶紧把刷子、浆糊桶和一卷标语扔在地上，规规矩矩地按照要求面朝墙站好。王新发还下意识地举起两只手，护住了脑袋。
随后，七八个士兵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走了过来。有一个严厉的声音正吼道：“倒卖金条的账还没算清楚，身上藏了子弹居然不交代！进了学习班还想对抗政府！说，枪扔到哪里了？还藏了什么？有没有电台，有没有其他武器？”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我说，我都说……”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李涵章不由得把头扭过去看，正好和那个被绑着求饶的家伙打了个照面——让李涵章没有想到的是，那求饶的人居然是苟培德！
李涵章这一扭头，苟培德显然也认出了他，立即不顾身边两个解放军士兵的束缚，一边挣扎，一边往李涵章这边看，扯着嗓门喊：“解放军长官，解放军长官，我有重大情况报告，我要立功赎罪！”
李涵章立即意识到了面临的危险。他来不及多想，随即转身冲着身边的王新发猛地扇了一耳光，扯足了嗓门喝道：“龟儿子，老子给你说过的话，全忘了？老子已经登过记了，登过记了！听到了没有？”
王新发被李涵章这一耳光抽晕了，捂着脸站在那儿发傻。被押解着的、马上就走到他们面前的苟培德，却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李涵章的这句话，并看到了李涵章冒着杀气的眼睛，还看到李涵章往腰间平时配枪的位置按了按，声音立即低了八度：“解放军长官，我都坦白，都交代……”
这边，看押李涵章和王新发的两名解放军士兵一看李涵章居然动手揍起了小组长，没等王新发还手，就把他俩拽开了，随后，押着他们回了衣冠庙。
下午组织学习的时候，李涵章和王新发自然挨了一顿训。不过，那两天学习班里经常发生打架斗殴的事儿，所以，李涵章甩了王新发一耳光，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只是被教育了一顿。但李涵章虽然脸上没有表情，心里却一直在打鼓：苟培德居然也跟自己一起被抓了？他分在了哪个组？这两天怎么一直没看到他呢？他已经认出自己了，而且上午他大呼小叫地“要立功赎罪”，是不是要出卖自己？如果万一苟培德被抓后供出了自己，该怎么办？
整整一下午，李涵章的耳朵虽然竖着，但训话的人讲的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进去。等到要吃晚饭的时候，他已经打定了主意只要能脱身离开学习班，立即想办法离开这里：成都，决不能再呆下去了。
因为那一耳光，王新发彻底跟李涵章翻脸了，当晚就利用组长的权力，把李涵章的铺位调到门口靠近尿桶的位置，说是让他“醒醒发神经的脑壳”。李涵章苦笑了一下，乖乖地听从了王新发的安排，倒下去，却怎么也睡不着。
就这样，李涵章又跟着那些银元贩子们学习了两天，通过解放军军官们讲的课，他也逐渐了解了一些最新政策。同时，李涵章还听其他的银元贩子说，他们这些小虾小蟹小贩子，不过是被逮来“赔绑”的，就连那个被搜出大黄鱼、又私藏子弹，妄想蒙混过关再卖大钱的苟培德，也算不上大角色。解放军这次突袭行动，真正要抓的大鱼，是号称“朱财神”的朱君昌，他的罪名是“操控金融黑市，炒卖银元”。
李涵章想起抗战打到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国民政府也打过这条“大鱼”：余中英当成都市市长时，曾经以“囤积居奇，操控粮价”为由，就抓过这位“朱财神”。于是，他心里不由得一阵感慨：这样的人，不仅在春熙路和城守街上有几十个商铺，还有私人银行，可谓是富甲一方了，可是，现在这些财富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