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几天前，徐政却突然没了踪影，李涵章怀疑他悄悄来了成都。
果然，见李涵章提起徐政，周春生吐了一口唾沫，骂道：“我加入中统这么些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耻的家伙！”
听他这样说，江辉琦摸摸自己的大鼻子，笑着问：“他已经去台湾了吗？”
周春生点点头，告诉他们，徐政是中共公开点名的战犯，当然不敢留在大陆。他一到成都，就带上四川调查处的处长鲜大齐去见陈立夫，表示无论如何都要离开大陆。陈立夫这个时候也没有同意谁去台湾的权力，只好没话找话地安慰他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党国可望复兴。”徐政当然明白这些话很不靠谱，又带着川调处派给他的保卫人员去求谷正纲。谷正纲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徐政见了他的面，开始是再三请求，后来见谷正纲不松口，也不顾保卫人员跟在后面，竟然猛然跪下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谷正纲开恩。谷正纲没有料到徐政会来这一手，连声说：“这成什么体统！这成什么体统！”无奈之下，只好哭笑不得地同意他去台湾。
“哦，他这样做，倒是不叫人觉得奇怪。”李涵章听完这些新鲜事儿，点了点头，说，“川渝两个调查处的处长都已经去了台湾，你们两个副处长也算是同病相怜，就不要再争执了，想想以后咋办吧。”
还没等周春生、袁庚答话，忽然不远处传来一声巨响。他们不约而同地判断出，那是美式山炮炮弹爆炸的声音。李涵章皱了一下眉头，低声说：“看来，共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弟兄们，你们现在有啥打算？”
周春生看看袁庚，咬咬牙，说：“和军统一样，我们留下来潜伏的人也是有安排的。现在四面八方都靠不住了，我打算带着兄弟们跟着成都警备司令盛文，去越南、缅甸找条活路。”
袁庚抬眼翻了翻李涵章，半天没吭声。
李涵章见了，知道他的心思，说：“兄弟我得先去见过一位远亲，然后再做打算。”
袁庚听出了李涵章言下之意，以为他和自己的想法一样，这才说：“你我兄弟，哪一个身上没有几条共党的人命债？哪一个的名字没有进共党的《四川匪特调查》？当初没有被划到潜伏人员名单里去，还不就是因为目标太大？被抓住了，肯定只有死路一条。我手下有个兄弟的姐夫在范绍增手下当副官，我打算带人去投奔他。然后改名换姓，参加这个团，起义！”
李涵章暗想他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但嘴里却只是说：“就此一别，可能就要天各一方，再难有见面的机会了。弟兄们，各自珍重！”说完，冲周春生和袁庚抱了抱拳，算是送客。
周春生和袁庚离开房间不久，李涵章就听到原本遥远的枪炮声竟越来越近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原本有些着急，可看了看江辉琦，却发现这个副官一副神情自若的样子。他想了想，暗自笑了：也许在江辉琦的眼里，自己也是一副神情自若的样子呢。
过了一会儿，周云刚打探消息回来，报告李涵章说：“主任，第五兵团司令以下官兵五万余人被共军包了饺子，全部当了俘虏。第十五、第二十、第七、第十八兵团，近两三天先后在什邡、彭县、德阳，和本市东南防区临阵倒戈。成都城破之日，怕是就在今夜了……”
这个消息让李涵章半信半疑。
三人休息了一会儿，李涵章实在放心不下，对周云刚说：“你留在房间里，我和辉琦出去转转。”然后，两人换上便装，出了客栈。结果，没等他们走远，就在悦来客栈附近的街道上，他们便看到了全副武装、为数众多的解放军士兵，他们有的在街头警戒，有的在街边休息，整个部队既不嘈杂也不混乱。
这一切，完全证实了周云刚所言不虚。
两人随即退回悦来客栈，却发现原来扎堆躲在这里的中统特务正陆续换上客栈老板准备的便装，分散着从后门和侧门离开了。
一直等候在房间里的周云刚看到李涵章他们进了门，猛地站起来，一把抓住李涵章的胳膊说：“主任，那些龟儿子都溜完了，我们咋办？”
5
李涵章在解放军进驻成都的当夜，就带着江辉琦和周云刚离开悦来客栈，转移到了锦江河边的一处宅子里。
正所谓狡兔三窟，对外，这处宅子是一个姓周的买卖人的私家房产，他往来成渝两地做生意，要在这里落脚；实际上，这里却是李涵章往来于川渝各个调查处和青帮码头的秘密落脚点。为了安全起见，这个地方李涵章没有告诉任何人，就连江辉琦和周云刚都不知道。但现在，他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对他俩隐瞒了。
李涵章当年在成都置办这套宅子，既是往来联络的需要，也是他为家人留的一条后路。最初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多个藏身的地点。毕竟干他们这一行的，欠下的血债多，得罪的人更多，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被人给卖了。后来随着局势的发展，华北丢了，华东丢了，政府东搬西迁，只有西南还抓在手里，李涵章更是觉得成都要比其他城市都牢靠得多。毕竟辛亥革命始于四川的保路运动，二次革命、护国、护法战争之后，四川军阀多如牛毛，抗日战争时期政府入川，在这里苦心经营多年……所以，在他眼里，对于整个大西南来说，除了重庆，成都的政治、经济、军事核心地位是最牢固的。即使不出现“三分天下”的局势，成都也可能成为党国最后的根据地。
李涵章置办的这处宅子隔壁，住着一户姓于的人家，老两口、三个儿子、四个孙子、三个孙女，一家十一口。平常李涵章不来成都的时候，一直委托于老爹来帮他看房子。于老爹因为家里孩子多，住得挤，也乐于帮忙，就把自家的房子留给儿子们住，他和老伴儿搬来李涵章的宅子里住。更重要的是，于老爹也是袍哥人家，为人仗义，在外面比较吃得开，李涵章还能通过他搞到情报。于老爹是老江湖了，阅人无数，眼里揉不下沙子，自然早就看出这位“周先生”不是一般的生意人，但他却从不多问，乐得从周先生手上落几个小钱。
这天，于老爹正在街沿上喝茶，看到周先生带着两个伙计走进来，有些意外，忙站起来，冲着里屋喊：“老婆子，快去烧水，周先生回来了。”
李涵章从兜里掏出四块银元递给于老爹，说：“老爹，兵荒马乱的，生意不好做，这几个钱你先拿着。等我这几天把账收回来了，再多给你些。”
“要得！要得！”于老爹在围腰要翻来覆去地把手擦干净了，接过钱，捏在手里，不住地点着头说，“你们先上楼去坐一会儿，我这就去泡茶。”
在宅子里把身上带的东西藏好以后，三个人喝过于老爹泡的茶，就各自选了一个方向，分散出去找理发店、买日用品。李涵章另外买了一瓶酒、一刀肉和一些蔬菜带回家，就着当天中午和于家父子在一起吃饭之机，又打听了一些成都时下的情况。
午饭后，三个人就分头出门去“收账”去了。
李涵章并没有对周春生和袁庚撒谎，他真的要去见一位远亲。这位远亲叫王世奇，是他一位远房姑婆的儿子，住在成都比较繁华的八宝街，在川军里当师长。这样的时候，上门找王世奇做什么呢？看看他是不是会拉着队伍去山里继续打仗？看看他能不能想办法帮自己去台湾或者香港？看看他能不能想办法把自己改名换姓安插在他的部队里？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李涵章一路上翻来覆去揉搓着这些问题。问题越想越多，却找不出来一个清爽的答案。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此时，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见机行事。
成都地处川西坝子，整座城市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面有龙门山脉、邛崃山脉为屏障，东边则是低矮的龙泉山和一些坡缓土肥、草丰树茂的大大小小的丘陵，丰饶的物产，滋养着这座“天府”中的所有生命。不说青城山、都江堰，就是武侯祠、杜甫草堂，也足以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背后长长的历史背影。平时来成都时，李涵章有了闲心，总爱换上便服，戴上墨镜，甚至连随从也不带，一个人在大街小巷里溜达，尝尝小吃，看看把戏，但现在，他揣着那一大串问题，急着赶去八宝街，再也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了。
成都的12月底，并不太冷。李涵章出门时，在蓝色夹袄外罩了一件旧外套，换上一条黑色大裆夹裤，光脚穿了一双毛了边口的黑布鞋——这种打扮，是成都此时最常见、最普通的市民衣着。
路上，时不时就会遇到一队队共军的士兵在盘查上街的人。多年的历练，已经使李涵章练就了“随境而化”的本事。这种“化”，不仅仅是神态衣着，更重要的是心态和精神的“化”。也许是基于这些原因吧，尽管李涵章一路上不时遇到巡城的解放军士兵，但还是很顺利地来到了八宝街。
此时，按照事先的约定，分开绕道而来的江辉琦和周云刚，也先后到了八宝街口。他们先转了一圈儿，借着看街道两边商铺的机会，勘察了地形，然后进了十字路口的一个古玩店。乘着江辉琦和周云刚跟老板讨价还价，李涵章随着来来往往的人流，在八宝街上又转了一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