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儿，中统重庆调查处的副处长袁庚大步走了过来，见到李涵章，有些吃惊，但来不及多问，就先把他们遇到的情况简单说了说。李涵章和周春生听了他的话，顿时愣了一下，随后认真分析了他带回来的消息，决定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于是，周春生转身面朝那帮躺着的、坐着的中统人员，清了清嗓子，大声喊道：“各位请安静，各位请安静。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希望各位听了不要紧张，更不要有情绪。重庆调查处袁庚副处长，刚刚去打探过了，因为共军迫近新津，飞机已无法在新津机场降落。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可能从新津去台湾了。”
众人一听，立刻又乱了：“我们不去台湾，留下来被共军抓住，那不是死路一条吗？！”
“大家不要慌，不要慌！”周春生嘶哑着嗓子，赶紧说，“刚才，我和李涵章主任、袁庚副处长商量了一下，我们认为，如果大家继续留在新津，是不会有出路的，所以，我们不如去凤凰山机场，也许还能在那里赶上胡宗南空运军队去台湾的飞机。诸位觉得这样可以吗？”
这些人此时已经完全乱了方寸，一听还有路走，也不问消息可靠不可靠，马上像刚抽了鸦片一样，来了精神：机灵些的，也不管谁的车，抢着就上；没上了的，持了枪四散跑开另外想办法去了。
大概是早就预料到了这种状况，周春生、袁庚两个副处长想也没想就把车让给了下属，跑到李涵章他们半道拦下的那辆货车上，和李涵章、江辉琦挤在一起：李涵章和袁庚坐一边，江辉琦和周春生坐另一边，周云刚则坐在驾驶室，负责监视司机。
车子开动了，周春生踢了袁庚一脚，问他：“刚才到底咋回事？”
袁庚白了他一眼，爱搭不理地说：“你们那位鲜大齐鲜处长做的事情，你这个副处长会不清楚？反过来问我，啥意思？”
周春生一听这话，有点儿恼了，摇摇晃晃地想站起来，但路况太糟糕了，不时还要和迎面而来的车辆错车，他试了几次，都还没等站稳就摔倒了。最后，他终于不再做无用功，下决心坐了下来，喘着粗气说：“就你小子狡猾，一天见不到人影，把我扔下和那帮孙子周旋。老子嗓子都喊出血了，嘴皮子都磨破了。你听听，你听听，老子的声音都嘶哑成啥样了？”
袁庚想说什么，可才把嘴张开，一看李涵章冷眼盯着他，就把眼睛往上一斜，随后闭上了，坐在那里随着车子摇摇晃晃地养起了精神。
3
难道和自己有关？或者是不方便让自己知道？李涵章想了想，对袁庚说：“袁处长，如果有啥不方便，那就等到了新都，你再和周副处长单独交流。”
“李主任，您多心了，哪有啥不方便的？不过……我知道您和章庆恩章代局长的私交一向很好，我也是追随他多年的老部下……”
“看样子，是和章代局长有关了？如果真是，你就说吧，无论有啥变故，都但说无妨。”其实此时，李涵章心里已经猜到袁庚下面要说什么话了。
“您也许知道，章代局长从阎锡山那里领了一笔疏散费，全是金条。本来，内调局本部和我们重庆内调处的兄弟都有份儿的，最少的也能领到一两。可我们来成都后，一直待在川调处的地盘上，这事做得再机密，还是让鲜大齐知道了，他就纠集了一帮人，在章代局长临上飞机前鸣枪要钱。结果，两人硬是在机场把账算清楚了，才上飞机飞走。”
李涵章当然知道，袁庚话里的“内调局”就是内政部调查局的简称。此刻，车厢里坐的人对中统的沿革都非常清楚：1938年8月设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早在1947年就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但无论是“中统局”还是“党通局”，都属于党的机关。“宪政”开始实行之后，党务经费不能再从国库开支，蒋校长提出“党员从政”，号召党的机关尽可能向行政部门转移，于是，几经周折，1949年2月，经立法院通过，内政部调查局才得以在广州成立。而这时，李涵章早已经不在中统总部，被渗透到了重庆党部。自中统成立以来，派遣特务渗入国民政府的各个行政机关，利用公开名义扩展特务组织、开展特务活动，已经成了中统高层获取情报的主要渠道。不过，尽管因为身处重庆党部，一向和中统总部、各办事处联系密切，李涵章还是没想到内部会发生这样的闹剧，他不由得皱了皱眉头，慨叹道：
“有这样的事情吗？阎锡山给章代局长金条的事情，我是知道的，但鲜大齐和他之间发生的事情，兄弟倒真是第一次听说。”
一直坐在一旁没吱声的江辉琦“哼”了一声，摸摸他的大鼻子插话说：“主任，只有在这种时候，人的本性才会露出来。”
“真没想到啊，这些平时满口总理遗训、校长教导的人，临逃命都不忘自己捞上一笔，一点不顾及留下来这些兄弟的生死……想想过去，咱们拎着脑袋给党国卖命，真叫人寒心啊！”周春生直直地伸着两条腿，就像那两条腿不是他的，而是那些只顾自己飞去了台湾的人的。
袁庚不想接着说那些让人难堪的事情，转头问李涵章怎么这时候才赶到新津。李涵章脸色一寒，没有答话。江辉琦于是便接过话茬，把路上车子突然出了故障的事情说了一遍。袁庚听了，长叹一口气说：“唉，这个吴茂东，坏了主任的大事。不过……也许，这就跟眼下的时局一样，都是天意啊。”
大家听袁庚说起“眼下的时局”，明白他的意思，但还是把一线希望寄托在了胡宗南身上。
然而，正应了那句老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当他们那几辆车连夜穿过成都，赶到北郊的凤凰山机场时，天已经亮了，远远地就能看到机场上空空荡荡，根本不像是在运送士兵的样子。但有人还不死心，把车开了过去，从车上跳下来，到处跑着找着，怎么都不愿意相信：等待他们的竟是一个空机场！
“天意啊！”站在空荡荡的飞机跑道上，周春生重复着袁庚路上说过的话。
李涵章看着像无头苍蝇一样在机场上绝望地疯跑狂喊的同僚，低声对袁庚说：“大家都跑了一夜，太累了，先在附近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再作打算吧。”
当天晚上，围着一堆篝火，周春生和袁庚在唉声叹气一番之后，又和李涵章谈起了目前的局势。
“潘文华叛变已经是事实。我们在10月下旬就截获了他发给他儿子的电报。”周春生是四川调查处的负责人，截获进出川以及川内各部之间的电报，是他的本职工作。潘文华是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他的大儿子潘清洲是二三五师师长，当时正由巫山沿大巴山撤向川北。潘文华亲共，是众所周知的。早在朱毛红军北上期间，他的二十一军就与那些人有过接触。那时，潘文华不仅主动借道给朱毛红军，双方居然还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袁庚此时的心态，想必和李涵章一样。那些大权在握的人，伸出袖口的手拿着党国的军饷俸禄，缩在袖口里的手却在扒拉自己的小算盘。结果，人家永远有路可走；唯有他们，死心踏地伸出双手，而且沾满了鲜血，到头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前面是悬崖后面是追兵，末了就只有死路一条。
一旦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和事，会让那些顽冥的脑袋轰然醒悟，顿时开窍。
4
李涵章他们心有不甘地在凤凰山机场又等了几天，因为人生地不熟，一行人吃喝都难以为继。几天后，这些中统特务终于确信已经不可能乘飞机去台湾了，只得乘车回到成都市区，在春熙路西边的一个小旅店里暂时安下身来。
此时的成都，和前些天的重庆一样，不时传来解放军就要进城的消息，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到处是骂骂咧咧、哭爹叫娘的国军残兵败将和趁机打家劫舍的地痞流氓。这批中统特务此时驻扎的地方叫悦来客栈，此前是中统四川调查处的一个联络点，川渝两地的中统特务都对这里非常熟悉。
晚上，李涵章才安排了周云刚出去打探消息，周春生和袁庚就趁着下属都去找乐子了，不约而同来到李涵章的房间，要和他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可是，话没说到三句，周春生和袁庚就开始责骂对方。
“要不是你们带着十几个人跑来搅局，我这里何至于如此混乱？”话题是周春生先挑起的，他愤愤不平地说，“我们原本已经实行了战时体制，打算在川西、川北、川中、川南成立办事处……”
“兄弟是跟随章庆恩局长来的，计划配合行政院阎院长在川西平原阻击共军。谁知道你们川调处一点斗志都没有，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做那些花样文章给谁看？”袁庚觉得周春生在李涵章面前驳了自己的面子，心有不甘地反击。
真是狗咬狗一嘴毛！李涵章在心里骂着。他实在听不下去了，便有意岔开了话题，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左右看看他俩，问道：“你们这些天见过徐政没有？”
徐政原本是中统局西南负责人，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去台湾之前，亲自提拔他当了内政部调查局研究处长，全面主持重庆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