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时，答案揭晓了。那天傍晚，死者佐佐木德郎的儿子找到警察，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叫佐佐木浩一，是鹿儿岛的高中生，为了参加高考来到东京。二月十日是J大学的考试日，所以案发那天早上，他自己先去了四谷的J大学。
他说他和陪他来东京考试的父亲约好，父亲随后把考试用具给他捎去。
但是仔细一听，这话也很是奇怪。为什么考生不带考试用具就自己先去了考场呢。
听了吉敷的这个问题，浩一回答说因为他和父亲走散了。佐佐木父子为了儿子高考来到东京，从二月七日开始住在新宿K宾馆。十日早晨，浩一要去J大的考场，当他走出房间时，父亲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急事，他从屋里对浩一说让他先到一楼预约一辆出租车，自己随后就下去。看样子，父亲好像是要打个电话。因为父亲拿着自己的包，浩一觉得还是自己拿包比较好，父亲却说“我帮你拿去”，于是浩一就空着手去坐电梯了。
但左等右等父亲也没下来。眼看自己叫的出租车就要来了，佐佐木浩一万分着急。大厅里还有很多考生在等出租车。浩一先用宾馆的内线电话给房间打了个电话，但没有人接；他又急忙坐上电梯跑回房间，但房间门已经被锁上了。
儿子想父亲应该会随后赶到，迫不得已只能自己坐上出租车，先去了大学考场。当时他身上只带准考证。但是到了考场，等了半天，父亲还是没有来，于是他不得不向大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借了文具参加考试。
中午他在大学附近的小酒吧吃饭时，看到电视上说新宿西口发生了巴士纵火案，而父亲出了交通事故。考试一结束，他就紧急联系了警方。
佐佐木浩一的证言是说得通的。但是这样一来，又产生了一个疑点，那就是父亲的行动。
按浩一所说，父亲应该刻不容缓的追随儿子的脚步赶去在四谷的J大学，但他却不紧不慢的坐上了在新宿西口发车的巴士。
如果因为怕堵车所以不打出租车而选择坐城铁，这还说得过去。但他坐的是巴士，而且那辆巴士是开往中野车库的车——中野车库与四谷在城市对角线的两端。父亲到底为什么做出如此奇怪的举动呢。
首先能想到的是——是不是父亲不在意儿子的高考？可是，根据儿子所言，事实完全相反。佐佐木德郎是东京大学毕业的优秀证券师，对自己的学历非常骄傲。他经常唠叨儿子的学业，甚至把“进不了一流大学就要断绝父子关系”这样的话当做口头禅，总是挂在嘴上。所以儿子说这次父亲的举动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在儿子高考的重要日子，对儿子升学格外关心的白领精英到底要带着儿子的文具去哪里呢？
不过，仔细想一想，高考只需要铅笔和橡皮就可以了。到了考场，再翻参考书也没有用了。大学的教室一般没有暖气，比较冷，所以考生常常会带着怀炉或毛衣。佐佐木浩一也在包里放了件毛衣，不过这种东西即使没有，对考试也无大碍。这样看来，这位父亲的举动或许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对于一个特意陪儿子来东京考试的父亲来说，他的举动无疑是很古怪的。
那么中野车库那边有什么呢？是有熟人吗？要是去见熟人的话，不能等到儿子考试结束再去吗？
揭开这个谜题的关键，是不是在于儿子说的“父亲好像打过一通电话”？难道电话里发生了什么，导致父亲忘了自己的事情、在儿子高考的日子里要跑到和J大学反方向的四谷去？
但是，这里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吉敷问了宾馆的人，他们说父亲并没有打过电话。不是，这么说多少有些欠妥。应该说，在K宾馆的电脑上，没有佐佐木父子住的1108号房间在二月十日早上的通话记录。
听到这个情况，吉敷陷入了思考。那么是不是有访客呢？不过，即使有访客，难道不能到晚上再说？要知道，这可是儿子高考的大日子，而且父亲还拿着儿子的文具。
宾馆的前台接待说，二月七到十日，至少前台没有接待过找佐佐木德郎的人。儿子也说没有访客之类的人。到十日早上为止，父亲在晚上会外出一会儿，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奇怪举动。
看来这条线暂时走不下去了。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那辆巴士上其他乘客的证言。
佐佐木德郎坐在靠近后门的长沙发座上，面朝开车的方向。好几位乘客都说他左右的座位是空的，看起来没有人和他同行。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焦虑的神情，而是一个人优哉游哉的坐在那里。
这样看来他是在等待巴士发车。但手拿塑料瓶的纵火犯从后门一上车，佐佐木德郎就像条件反射似的立马奔向前门跑出去了。大多数乘客是在那人拧开瓶盖、往车上倒汽油时，才知道这个从后门上来的流浪汉是纵火犯。因此有个乘客讽刺佐佐木德郎的直觉很敏锐。不过大部分乘客都觉得佐佐木好像认识那个纵火犯。
但奇怪的是，这次的纵火犯和七年前的巴士纵火犯一样，不是把汽油在板地上洒开，而是集中倒在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竟是佐佐木德郎忘在地板上的包，那个装有儿子考试文具的包。
把包忘在地板上就仓皇逃走，这也难以理解。虽然有可能是因为着急而忘了拿，但如此重要的东西会这么轻易忘记吗？
或许是他忘了拿，但为什么纵火犯对别的地方看都不看，直接朝着佐佐木德郎的包倒汽油呢？这个包明明没有什么特殊价值。
这马上让人产生一个联想——这个流浪汉和佐佐木有仇。这次的巴士纵火案和七年前的案子有所不同，是具有一定计划性的。所以吉敷推测，犯人可能是看到佐佐木这个特定目标上车后才想到要纵火的。是这么一回事吗？
那么，这次的案件和七年前的案件惊人的相似，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缘由呢。吉敷考虑调查一下昭和五十五年的那起案件。
但是，如果把这次的案件看做是流浪汉男子对佐佐木的复仇，那么仍在存在很多疑问。——首先，如果流浪汉是看到佐佐木上车后才产生了纵火的念头，他能这么容易的找到汽油吗？
此外，如果这是针对佐佐木的报仇，佐佐木逃跑时，犯人完全可以对着他的后背泼汽油啊。把装有儿子考试文具的包烧掉，又有什么用呢。
不管怎样，吉敷考虑还是先调查一下七年前夏天发生的那起案件。
第二节
一经调查，吉敷发现七年前的案件和这次的案件一样，包含着这样那样的疑点。
犯人丸山博文（当时三十八岁）和现在“深川街头杀人犯”的川俣军司一样，被判无期徒刑，现在处在服刑期中。但是从案件发生到昭和五十五年夏天案件侦破，这之间的过程尚有很多不明之处。
当晚逮住犯人的是在案发现场附近的福崎久司氏（化名?当时二十八岁）和他的一个朋友。但是他们并不是直接目击者，没有亲眼看到丸山纵火。当时旁边一个叫谷川文吾（化名?土木建筑职业，当时三十五岁）的人指着丸山叫道“他是犯人”，福崎两人只不过是追上去捉住了丸山。福崎氏说，那时候谷川并没有和他们一起追犯人，而是一动不动的站在马路上吃饭团。
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谷川氏解释说是因为当时忙着灭火，所以没有去追犯人。但福崎氏说，谷川即使在记者见面会时也是压低帽子、躲避人们的目光。
此外，丸山在作案后的逃跑路线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一般来说，应该跑去新宿西口或混入地下街的人群，但犯人故意穿过马路、往行人稀少的安田生命大楼方向走去，最后居然在地下街的入口处蹲了下来。
案件相关物证也很匮乏。作案用的塑料桶上没有检测出指纹。只有目击者的证言和犯人的自供。
而这个自供可以说没有什么说服力。丸山在八月二十二日就交代了犯罪事实，但直到九月六日才交代了犯罪动机。而且所谓动机也只是很通俗、很形式化的说辞——“世上的人都觉得生活很幸福，我就想做件让他们吃惊、让他们感到不幸的事。”这自然让人怀疑丸山是在调查队的引导下才这么交代的。
案发后警察在现场竖起标牌，以征集目击者。这说明警察也觉得现有的目击者证言缺乏说服力。
目击者谷川氏居无定所，这也使其证言的可信度有所下降。本以为谷川的住处是东京田端的姐姐家，但和谷川的姐夫联系后，姐夫说：“我三四年都没见过他了，这次出了事才知道原来他还活着啊”。谷川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时，警察对媒体宣称谷川氏和福崎氏一起逮住丸山、并目击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但福崎氏说事实并非如此。
而关于指纹，警方认为因为犯人在满手是油的情况下作案，所以没有留下指纹。这的确是事实。
另一个事实是——不管怎么说，发生在七年前夏夜的惨案留下了许多疑点。吉敷考虑，在七年后的二月发生的这起案件，如果是有人为了七年前的事情而报复佐佐木，那么佐佐木必然和昭和五十五年的案件有直接关系。于是吉敷托鹿儿岛警署调查此事。
五十五年那起案件的纵火犯不一样，昭和六十二年的纵火犯混入了新宿的人群，至今仍逍遥法外。吉敷想——如果能逮到纵火的流浪汉，也许能多了解一些这起奇怪案件的内幕。
这次的纵火犯和上次的不一样，不是冲动性的无差别杀人，而是有计划的实施纵火。他的目的是什么？想来想去，其目标还是从鹿儿岛来到东京的佐佐木。纵火犯的举动和更难解释的佐佐木的行动之间可能有什么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