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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得血管里的血都冻了。凭窗看工地的工人们裹着雨衣掘土、扛铁条……雨还闷闷地落，底基汪着泥水，他们蚂蚁也似挣一日的工资、一家的三顿。他们也肉做的，怎没资格喊冷?工地的机械吵我，我自有什么资格喊吵?
冷天抛头露面的滋味我一辈子也忘不去。赤手赤脚插在田里干活，鼻水涎得满脸也没空抹，一哈气肚里那点热活就被掏空了，饿得狼快。那时刻，没什么苦不苦、愁不愁、爱不爱、恨不恨的鸟屎问题，只惦念净于净脚地蹲在灶口搓热，一锅新沥的人白饭，几碟冒烟的菜，一床早被妹妹烘暖的被窝，做一个明天不必下田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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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屋里打扫干净，衣服也洗了，晃悠悠一个时辰已过。难得的阳光一扫而过，午后的安静属于我的，一只麻雀蹦跳在阳台啄米，锅里的莲子红枣汤还在焖着，如果此时我打了盹，这极其寂寞而又安稳的光阴会不会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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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听着他留给我的音乐带，想像他生前听这些歌时，是不是正在酝酿一首诗草，或者，给远方的友朋写一封娟秀的信?七日以来，常陷入逝者如斯的慨叹中，渐渐觉得不幸的不是死者，是生者。他在遗嘱里凌乱地写着：乘愿再来。此刻，他的游魂在哪一处山巅寂寞地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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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到，一个人坐上了社会运动场上的某一把椅子，难免就从他自己的肤触、眼界衡量周遭的游人，他的安身之椅不见得是所有人的安身之椅，他只能见剑他的正而，却不能想像背后的人行走的规则。同样，我坐在生的运动场上观看死亡，所有的激动、愤怨、长叹皆源由于我仍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我无法想像坐上死亡那把椅子足何种肤触？那么，当我试图摆脱别人强加在我身上的格局时，我也应该放弃自己强加想像的死之未知。世界之所以能继续前进，乃因为生命无止．尽地保持运动状态。我的有限之生在这里头周转，我会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位子，同时也明白，我及我的位子将在未来永远地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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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限与无限的问题值得再深思。有限是个事实，无限也是事实。从生命进展史来看，这两个问题又常以矛盾的姿态出现，使人必须在安身与立命之中作出抉择。选择有限范畴的，可能是个有神论者；企求无限的，他无可避免地将在眼所能见、耳所能闻的世界里不断地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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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十九世纪未俄国最颠荡的那一段历史里，车尔尼雪夫斯基(Chemvshevskv)曾为参与当时变动的知识分子写下一段导言：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山野中穿过的，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泞难行，时而通过沼泽，时而穿过密林。谁怕满身尘土，沾污鞋子，他就不要从事社会活动；对于那些真正关心人们的福利的人来说，社会活动是高尚的事业，但不是完全一尘不染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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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沙初歇的黄昏，东天的月牙出来汲水，映在两处流泉上；远处有牲口归栏的蹄声，漠地里不时响起牧马人催促的鞭哨，渐渐也消失于白夜之中。天地之间，只剩下二泉映月，及星宿错肩的声音。
——闻《二泉映月》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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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无私，照着生者，也呵护逝者。在我窗口啄粟的小麻雀，会不会飞到七里坡灵塔，在他眺望所及的曼陀岁花树下，觅着雨余地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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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洒言，于舞足蹈的游戏吧。凌晨的雨下得半睡半醒似地，凉风驱散一窒的烟洒气味，醒的人从来就醒着，睡着的人不愿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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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她说，从来也没有想到会这样，我亦同感。我想这种出其不意的袭击既然来到而前，就落落人方地而对吧!我告诉她，不要想去改变什么，摸索什么游戏规则。怎么来的就怎么去，拢袖旁观。
在“理性”与“非理性”的萍聚过程，如果能让“非理性”的人借用“理性”的羽翼,“理性”的人降临“非理性”的湖镜，就算足美的。
人与人的对待，常常足寻求互补互动的过程，至于过程当中的悲炊离合，视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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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脱掉优渥的台北人这件外农，去踏遍这个岛屿的每一寸泥上。我也想浸入台湾史册与民俗风上的文字里，做一个寻根人。
我想写一部长篇，献给孵育我的祖国中国，哺乳我的宝鸟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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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风如刺，这种天气做什么都涕涧交流。一瓮黄玫瑰也开得寡情。我居然恕写字呵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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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老家那口灶，冬封的时候，丢几束柴草，大鼎里焖红肉蕃薯，暖暖的地瓜烟一扑扑地冒，很笃实的温情。
唉!我也到了靠记忆取暖的年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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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五六十，一回头尽是浮草枯叶岁月，那种恐惧
仅次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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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写一封长信，平辈论交，将心比心的于卷。他若能拾儿句揣入心头，则万幸；若不能，也是各自转烛而已。
别人看他的锦农玉冠；我看他在捉襟见肘。他的才情独异，只坏在我执太甚，于今仍不能看透自身髑髅，遂落得沧桑。年轻时，应以才情傲骨驰骋疆场，年逾花甲，则应以道德力量推波助澜。挣得桂冠难，肯摘下桂冠加冕后辈，自古无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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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迪-艾伦的Radio Davis，与典说足他的童年往事，不如说足他同代人的童年往事，进一步讲，是人类资讯文明的天真浪漫岁月。在那个家庭，收音机是他们的一分子，提供幻想、联系人与人情感的“拟人化机器”；在那个时代，人与人无所谓疏离、冷漠，他们非常尽情地因收音机而绾合在一起，也非常认真地随收音机而作梦、舞蹈。伍迪．艾伦最后以一九四四年的新年夜作为断代，那是_次人战即将结束的时期，也是收音机的声音愈来愈小，童年即将结束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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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见得斗不过撒旦，但当上帝以撒旦的手法突击撒旦时，上帝也变成撒旦。无可避免的，这两种存在缠斗的过程，将是一个人内在世界最繁复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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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在今天早晨出现阳光，空气中流动的寒霜，被蒸成满山摇曳的芒白，岩苦菜开成遍地黄花，天窄的漂蓝十分素朴。我从福木林穿过，惊讶于高瘦的茶树居然悬出艳丽的花朵，可惜高枝，攀不到。当我蹲着采岩苦菜花，楼下那位智能不足的小孩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用模糊的呀呀声向我表示他的疑惑——他一年到头光脚丫，在垃圾箱里翻搅，吃馊菜残果的生活中，大概还没有见过“采花”的人吧!我告诉他：“你会采吗?”他浓浊的鼻音好不容易挣出一个“会!”字，随即赤足而来，弯腰捋化，嗯嗯地将花递到我眼前。我谢谢他，教他捋长些，要带茎带叶的，他不搭理，一径只摘花朵。我说： “你也采一把回去给妈妈插，像我这样!”他又没听，仍然一朵一朵递来。这也好，他那个与他一般傻不楞登的母亲，不认得字，只会与五个毛头孩子争吃零食，大概不会想要插一瓶野花吧!至于他的父亲，一个开计程车的劳动者，除了派他的孩子提五六瓶米酒回来之外，也不见得想看一瓶野地黄花。我的采化情绪因为这微而冷淡起来。我说：“够了，我不要了。”提起东西便走，他从背后追来，啊呀地把最后一朵小黄花给我。
卧室里插着一瓶花，愉悦我临睡时的眼睛；客厅的小木盘里盛着孩子给我的花，愉悦我写稿时的眼睛；但是，这个孩子该摆在社会的哪一个角落，才能愉悦上帝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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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证明，在没有“责任制”要求之下所开展的两性情感，是不是更为自由、开阔、更有助于彼此生命的成熟!
在试验的过程中，我发现现今社会对两性交往所归纳出来的生产关系(精神的、肉体的、经济的、文化的……)大多基于对人性原始欲求的规范。不管这种“责任制”是否经过法定程序，或只是彼此心证的结果，我们不能从“规范”出发去想像自由、开阔、有益于生命成熟的情感，我们必须从人性开始披荆斩棘，更重要的是，从自己原始的欲求开始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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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若把另一个人疼人心了，那真是任凭白个儿粗胚农裤，也要翻箱倒箧给另一个人裁锦农玉服。
阿嬷要妈妈打电话问：“冷不冷!买一条新棉被给你。”又撺掇我搬离家近些，早晚有热饭热菜吃。
她总是这么挂念：“你好心去找一个好人嫁，免没口没夜写字，老了怎么办?”
如果我没在她有生之年出嫁，她真会认为她失责的。可她不曾想，她守寡五十多年，她的媳妇守了十多年的寡，不也过来了，我这第一二代的女儿，守一辈子寡又有什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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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环视这一方安静近乎透明的生活，竞有些感伤——因为，我不可能终生停留在这屋子里，像现在这么平和地坐在案前，喝着热茶，浏览天空悠游的寒云，时而因鸟的鸣唱而想起遥远的过去，我也不可能在有阳光的早晨独自出门，坐在石栏杆上欣赏满山芒花涌成一波波的浪……我还能洗菜烹调?愉快地擦地洗衣?还能窝在被里读书吗?
我不知道将搭上哪一班列车?去哪一处边城?扮演什么角色?但我十分清楚，那一天来临时，就是我告别这间安静而透明的家，踏上历史的征途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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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独处的时光，对我整个生命发展而言，是第二次童年。与第一次童年迥异之处，现在处理的足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孩提的童年，处理着人自然与人的亲情。
大自然不断以原始而强壮的力量对我启蒙，使孩子的童心进入想像：我相信，只要我呼喊，山峦便会向我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