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此言一出，堂下群臣顿时像炸开了锅一般，议论纷纷，反对之声不绝于耳。
太超过了，真是太超过了，我们不同意！
齐桓公笑道：“既然如此，咱们就发扬一下民主精神吧，少数服从多数。善者入门而左，不善者入门而右。”
群臣顿时像潮水一般分为两边，齐桓公正要数人数，却发现大臣东郭牙既没站左边，也没站右边，他站中间——这种人警察巡检时最讨厌了，齐桓公也一样。
于是齐桓公皱眉道：“善者左，不善者右。子何为中门而立？”
东郭牙不答反问：“以管仲之智，为能谋天下乎？”
齐桓公斩钉截铁地说道：“能。”
东郭牙又问：“以管仲之断，为敢行大事乎？”
齐桓公的回答同样干脆：“敢。”
东郭牙道：“君知能谋天下，断敢行大事，君因专属之国柄焉。以管仲能，乘公之势以治齐国，得无危乎？”
齐桓公道：“你说的都没错，依你之见，寡人本应该命令隰朋治理内政、管仲治理外交以使互相制衡，从而保护自己的君权不受威胁。但是很可惜，我们俩的这番对答出自后世法家经典《韩非子》，完全是韩非为了论述自己强化君权的理论瞎编出来的，其实压根儿就不存在，所以你还是省省吧！”
东郭牙笑道：“哈哈，被你发现了。”于是大步走向左边，一场廷辩化于无形，整个世界又清静了。
很显然，以春秋初期“世卿世禄”的政治制度，像管仲这样的一介布衣是没法进入政府高层的，高层都是由世袭贵族把持。这些人中的保守派即便嘴上不说，暗地里也一定会对管仲将要推行的新政使绊子，所以齐桓公才会如此不遗余力地为管仲撑腰。据《吕氏春秋》和《韩诗外传》记载，齐桓公为了加强任用管仲的合法合理性，还在第二年的正月大朝期间举行了一次祭祖仪式，他命令有司打扫宗庙，设置几筵，又具太牢（即猪牛羊三牲），祭祀告祖，曰：“自吾闻夷吾之言也，吾目益明，吾耳加聪；不敢独擅，敢以告于先祖。”说完回头命令管仲道：“夷吾佐我！”管仲倒退着走了几步，再拜稽首（即跪下来以头触地，春秋时的君臣之礼没有后世那么变态，后世动不动就三拜九叩，春秋时最严重也就再拜稽首了，平常连稽首都不用），接受任命后离开了宗庙。
如此，管仲就等于在形式上得到了齐国历代先祖的授权，他这个齐国史上最强黄金圣斗士，终于可以爆发他的小宇宙，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4 改革开放
搞了这么一大通，如果管仲只会说不会干，完全是吹牛皮不打草稿，那么一切可都成了大笑话。不过别忘了，我们前面提过，齐桓公看人是很有一套的，比鲍叔牙差不了多少。你还别说，管仲从前做生意赔钱打起仗来逃跑，要多差劲有多差劲，但他治理起国家还真牛，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管仲说他治国第二，恐怕没人敢称第一，梁启超先生甚至称赞他为“中国最大政治家”。后世诸葛亮常自比于管仲，我看他完全是大言不惭。
关于管仲接下来在齐国展开的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全面改革，我就不展开来讲了。管子的思想博大精深，研究它的书籍汗牛充栋，没有几十万字根本说不透彻，所以我只提其中几个主要方面，只这几个方面，我们就会发现，齐桓用管仲，不至称霸天下，简直没有天理。可以说，管仲的出现，造就了中国历史一次质变的飞跃。他不仅思想开放，多有创见，开先秦各家学术风气之滥觞；且革新内政，经济强齐，力辅桓公拯诸夏于倾覆危亡。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他认为管仲相齐造福后世，如果不是他横空出世，辅佐桓公称霸诸侯，那么所有中国人都将被强迫穿上蛮夷服装，被蛮夷统治或同化，甚至整个华夏文明都会消亡。（所谓“被发左衽”，就是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这是蛮夷人的装饰；华夏人必须把头发束起来，衣襟向右开。）
孔子很少夸人的，他这也不是在夸人，因为这是事实。
管仲新政的第一步：重新划定行政区域，建立郡县制雏形。
周朝的行政区划很简单，以国都为中心，国都郊内称乡，郊外叫遂。一般来讲一国有三乡三遂。但在管仲的改革之后，齐国把三乡变成了二十一乡，每个乡之下设“轨”、“里”、“连”等行政机构，三遂则变成了五属，每个属之下设“邑”、“卒”、“乡”、“县”等行政机构，使得行政管理能直达每一人户，从而形成了先进而完整的国家行政管理系统。也就是说，在周朝其他国家还处于封建领主自辖其地政出多门管理混乱的时候，齐国已经形成了分级管理的现代化国家雏形，这是管仲超越了时代的伟大创举。
管仲新政的第二步：在行政组织中层层建立军事组织，由国君直接控制军权。
在西周时期，军事组织是寓于宗族组织中的，每逢战争，封建领主以宗族家长的身份召集本族成员组成军队，跟着国君去打仗。也就是说国家军队其实是由贵族私人武装组成，这不仅对君权是一种威胁，而且在管理上也很困难，所以管仲大力改革军制，把贵族私人武装逐渐转化为真正的国家军队，这又是一大创举。
我们看到，管仲极力将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事物纳入各级行政机构的管辖范围内，这就极大限制了贵族在自己采邑内的特权，且避免他们另立山头威胁君权，这实际上是由领主统治向封建官僚统治转变的开端，在推进历史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所以别看管仲出身贫贱，功利现实，似非仁厚君子，可他胸中确有万千沟壑，只欠足够大的舞台而已。小平同志尝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管仲就是只好猫，而且还是猫中极品，堪称猫王。
管仲新政的第三步：由国家控制重要经济资源，首创“国有企业”垄断国家经济命脉，限制地方豪富的经济掠夺。
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被称为“海王之国”。但是从前这些资源都掌握在当地贵族豪富手里，他们利用自身特权，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不仅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而且造成市场混乱，民不聊生。所以这个局面必须改观，否则齐国的国力必将持续衰退，甚至走向经济危机。
管仲于是实行了“官山海”的经济政策，即对渔盐、铜铁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实行民间生产，但由国家统购统销的经济制度，并建立国家粮库，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形成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从而保证国有资源不流失，保证国家财政稳步发展，保证渔盐之利国家专擅，“肥水不流外人田”。
此外，管仲还设立了国家物价部门，通过政府采购和抛售，调剂物资余缺，平准物价，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保证市场有序发展。中国竟然在两千多年前就有物价局了？对，大家没看错，司马迁尝言：“管子设轻重九府，行伊尹之术，则桓公以霸。”所谓“轻重九府”，就是调节市场的九个国家经济管理机构。
在我看来，光贵族有钱上层有钱的国家不叫富，百姓有钱政府有钱才叫真正的国富民强。在管仲之前，周代的宗法制使得“国、家不分，公、私不分”的观念甚嚣尘上；在管仲之后，中国才真正开始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可以说，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完备国家经济观念的政治家。中国古代的“圣人”一般都崇农抑商，只有管仲是特例，他重农又重商。
管仲新政的第四步：大力发展工商业，对从别国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给予优惠政策。
经过管仲的改革，齐国有了二十一个乡和五个属。郊野的五个属住农人，主要负责农业生产；二十个乡里面，其中十五个乡住士，是齐国的主要兵源；另外六个乡，三个乡住工，三个乡住商，总共六乡一万两千户，他们通通不用服兵役，专门经商从工，大力发展齐国工商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齐国的“分居”制是后世“保甲连坐”制的雏形，百姓被关在国家安排的区域内，不得任意流动户籍，且世世代代不能转换身份。可见管仲改革也有不人道的地方——当然，用现代观念去要求两千多年前的人，未免过苛。
另外，管仲还给予外国商人“稽而不征”的优惠政策，也就是只盘查不法之商人，而减免甚至不收关税市税。对于生意特别大的商人，甚至给予食宿免费。如此大力招商引资，当然导致“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临淄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商业城市。
据《管子》书中记载，齐国商业之发达，其贸易不仅限于中国而已，甚至还发展到了海上朝鲜等东亚诸国，史学界有些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海上贸易航线”或者“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短短数年，管仲就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他真是上天赐给齐国的宝物。在先秦各派思想家改革家中，儒家太过保守，法家太过严苛，只有管仲刚刚好。
在《管子》一书中，还记载了管仲是如何打贸易战的，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贸易战记载，其经济思想之先进，从我们现在来看都很有借鉴意义。
关于这些贸易战，我们等到后面写齐国的称霸时再具体展开来讲。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齐国称霸天下真的是靠军事手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