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之内，在军政大臣的推动下，那名狱医被国王授予圣徒莫里斯和拉撒路十字勋章。3月末，政府宣布向卡佩洛施虐的人不会面临任何指控。
意大利统一后15年，当局不断盲目地对这个难以控制的小岛采取压迫式的政策，结果只是跌跌撞撞地退回到他们无法坚持的正派原则，或是沦为当地一些名声不佳的杀手的同谋。这种举棋不定的行为使它树立起了光辉的政治形象：意大利政府成功地集残暴、幼稚、伪善、无能和邪恶于一身。
看到意大利政府肩负诸多重任，不由得让人对它所处的困境产生几分同情。意大利政府面临的重任有：几乎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新政权同时还要应对意大利南部大陆的内战，沉重的债务，遭受奥地利攻击的危险，95%的人口说着各种各样的方言而非意大利语，如此等等。对这样一个缺乏威信的政府来说，可能有恶毒的阴谋反抗它的说法反倒是一个天赐良机，让它有了充足的理由遮掩自己的无能与腐败。所以，首次把“黑手党”（mafia）一词投入书面使用的是一个政府阴谋理论家。
1865年4月25日，也就是安东尼奥·卡佩洛受严刑拷打两年之后，巴勒莫新上任的警察局长菲利波·安东尼奥·格雷特里奥侯爵向他的上级——内政部长递交了一份令人恐慌的秘密报告。像格雷特里奥这样的警察局长是新意大利政府行政系统的主要官员，他们是政府安插在各个城市的耳目，负责监视反对派和监督法律秩序的维护。在报告中，格雷特里奥谈到“当局和全体国民之间长期严重缺乏理解”。这种沟通的失败导致“所谓的黑手党或犯罪集团越来越大胆”。在19世纪中期巴勒莫接连发生革命的期间，格雷特里奥这样写道，“黑手党”已经养成向不同的政治派系提供武力支持以此扩大影响的习惯。现在只要是反对政府的人，它都支持。这样，巴勒莫街头有黑手党的传言，通过格雷特里奥的报告第一次传到了意大利统治者的耳朵里。
警察局长格雷特里奥明确表示，“黑手党”提供了一个多么好的镇压机会。他解释说，政府只需合法派军队去解决犯罪紧急状态，并借此给反对派致命一击——或者说是希望如此。格雷特里奥的报告递交之后，一支大约有15000人的军队花费近六个月的时间去解除人民的武装、逮捕逃兵役者、围捕在逃罪犯、追捕黑手党。这次军事行动的细节（在短短几年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在这里没有详述的必要，只需要告诉大家它以失败而告终就足够了。
格雷特里奥是个阴谋论者，但他并不是幻想家。他并非只是为了给镇压找辩护才凭空杜撰出一个黑手党组织。在某些方面，他对“所谓的黑手党”的分析和图里西·科隆纳很相似。有组织犯罪已经成为该岛政治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格雷特里奥适宜的“失误”不过是声称所有罪犯都支持同一个政治派别——反对派。正如随后1866年叛乱所证实的那样，一些如同安东尼诺·贾莫纳之类的重要黑手党头目，现在成为法律秩序的拥护者，而不再是革命分子了。
自格雷特里奥报告公布之日起，“黑手党”一词就迅速被广泛使用同时也成为激烈争论的对象。因为每当有人使用“黑手党”一词来指一种犯罪阴谋时，总有一些人坚持说这个词仍然不过是指西西里人一种自信的骄傲而已，没有什么阴森恐怖之意。就这样，格雷特里奥掀起了关于“黑手党”一词究竟所指为何的迷雾，这困惑的迷雾同样也让十年后来到西西里的弗朗凯蒂和松尼诺同样也遭遇到了一一直到乔瓦尼·法尔科内法官出现，这迷雾才得以驱散。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给黑手党命名，格雷特里奥可谓对黑手党形象的树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从那时起黑手党及其政客们就不断声明西西里被歪曲和欺骗了。他们抗议政府捏造出黑手党是犯罪组织的说法来作为镇压西西里人民的托词——另一种版本的“乡间骑士”理论。之所以在过去的140多年里这些抗议能够得到支持，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抗议有时候是真实的。政府官员总是想把黑手党分子的标签贴到任何与他们意见不一的人身上。
意大利政府这种虚伪的做法提高了黑手党的威望。因此当格雷特里奥为其命名时，他无意间就布置下了黑手党对付其主要对手的定位策略。在格雷特里奥之后，每次没能将起诉黑手党成功的盲目镇压行动——不管政府碰巧给予“黑手党”这个词什么含义——都更加削弱了政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了真正的黑手党的声誉。这不仅仅是因为黑手党厉害，能够免予被起诉，而且还因为它比政府更高效、更“公平”。
在格雷特里奥的报告被公布一个多世纪之后，才有人细致入微地写下了黑手党对待自己这个名字的看法。这个人是一名作家，名叫莱昂纳多·莎沙，他的短篇小说《语言学》以近代为背景，采取了两个无名的西西里人之间关于“黑手党”一词含义的虚构对话形式。两人之中受教育较好的一个，显然是一个政客，热衷于卖弄学问，列举一百年来自相矛盾的词典定义，解释说“mafia”一词可能是由阿拉伯语而来。由于他有着和绅士学者相符合的犹豫不决——人们想象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肥胖老人，身穿皱巴巴的西服——他拒绝为这个词限定一种含义。
年轻的那位则比较务实——在读者心目中，他身材短粗、中等年纪、扁平脸、鼻子上戴着一副雷朋太阳镜。尽管他明显对眼前这位谈话对象尊重有加，但他还是无法掩饰这场学术性的争论给他带来的烦躁。他倾向于认为，“黑手党”是对那些懂得如何维护自己利益的人的虚张声势的说法。
当然，结果证明莎沙故事中的两个人都是黑手党分子，他们的对话是在排练如何应对议会委员会的调查。年长的那一位说，他很自信，他会请求委员会允许他作出他的“微薄贡献”——“你知道的，对增加人们的困惑所作出的贡献”。1865年的某个时候，莎沙说，“黑手党”这个名字成了西西里黑手党取笑政府的一个小小的玩笑。
假如我们掌握的消息可靠的话——在像黑手党这样的黑社会的历史中，必然有很大“假如”的成分一这个帮派产生于巴勒莫内陆地区，当时最野蛮最狡猾的匪徒们、各“党派”成员、二领主、走私犯、盗牛贼、庄园看守、农民和律师都聚到一起从事暴力产业，都来参与分享一种从柑橘产业中得到完善的积累权力和财富的方法。这些人把他们的方法转而应用在其家庭成员和生意伙伴身上。锒铛入狱时，他们也会将此法用在狱友身上。这个帮派在新意大利政府笨拙地镇压它时才成为黑手党。这样，最迟截止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少在巴勒莫地区，黑手党方法中最重要的伎俩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黑手党收取保护费，有强大的政治伙伴，它有网状的组织结构，有名字，有入会仪式，还有一个毫无威严的政府作为其对手。
我们无法估量的是，此时此刻，究竟有一个还是有很多个黑手党组织。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西里不同地区的当局提到的多少个“黑手党”组织只不过是独立的犯罪团伙，我们尚不清楚。他们可能只是效仿当时的流行手段，或者实际上自认为加入了尤迪托黑手党老板安东尼诺·贾莫纳的组织。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有关黑手党的这些历史文件。当局经常提到黑手党，但是他们口中的“黑手党”不一定都是真正的黑手党。很明显，一些警察太热衷于歪曲事实来满足制造阴谋理论的需要，他们的政治领导人需要利用该理论来打击对手。
图里西·科隆纳男爵1864年对于帮派的论述在这一问题上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和黑手党有亲密的关系——而且图里西·科隆纳明确谈论的是某一个“大帮派”。但是他的观点只是以巴勒莫地区为其观察视角，对西西里其他的西部地区未必同样适用。相比之下，1860到1876年间，有许多关于乡镇里不同的匪帮之间互相混战的警方报告。但是这些报告并不能证明有很多黑手党组织。报告里提到的争端可能会产生于同一个组织内部，就像“我们的事业”现在的内讧一样。
不管所有的证据被作何解读，黑手党的存在本身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黑手党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存在，如果现在的历史学家能够找到其存在的证据，那么理解或反对黑手党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在当时就应该能够找到。截至1877年，意大利已经出现了图里西·科隆纳的小册子、议会对1866年叛乱的调查、弗朗凯蒂的“暴力产业”报告、格拉蒂医生递交给内政部长的备忘录，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因此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止黑手党。部分原因是因为意大利政府同时有太多其他的麻烦事需要处理，但主要原因却比这要龌龊得多，因为1876年标志着黑手党已经成为意大利政治体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第二章 黑手党进入意大利政体1876-1890
“地方政府的工具”
有关格拉蒂医生在尤迪托黑手党手下的不幸遭遇的证据没有被束之高阁，对西西里岛治安情况展开的全面议会调查文件中涉及了该项证据。议会调查在1875年夏天就已经展开，但是直到1877年1月调查结果才被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