柠檬在18世纪后期首次被当作出口作物。之后19世纪中期那段很长的柑橘种植业的繁荣期使西西里岛边缘的颜色更加深绿。英国人的两种生活习惯促进了这种繁荣。从1795年开始，皇家海军就让船员用柠檬来治疗坏血病。另一种柑橘类水果——佛手柑的油也被小规模地提取用来给伯爵茶调味。柑橘的商业化生产则始于19世纪40年代。
在西西里内陆山区几乎还对此一无所知的时候，西西里的柑橘和柠檬已经船运到纽约和伦敦。1834年，柠檬出口量超过40万箱。1850年，达到75万箱。19世纪80年代中期，每年出口到纽约的意大利柑橘类水果惊人地高达250万箱之多，大部分都来自巴勒莫。1860年，也就是加里波第起义那一年，有人估计，西西里的柠檬园是欧洲最赚钱的农业用地，利润甚至超过了巴黎附近的果园。1876年，每公顷种植的柑橘水果所带来的利润是岛上其他用地平均利润的60倍。
19世纪的时候，柑橘果园已经发展成为需要高额初期投资的现代化商业。必须清除土地里的石块，并把土地开垦成梯田；必须修建仓库和道路；必须盖起围墙以挡风、防盗；必须挖灌溉渠道并安装水闸。即使是果树种上了，也要8年之后才会结果，而开始盈利则要在结果几年之后。
除了资金投入大之外，柠檬树还很脆弱。哪怕是短暂的供水问题都会导致极其严重的损失。不论是对果树还是对果实的恶意破坏都一直是地主必须面对的风险。正是这种脆弱和高利润的结合为黑手党收取保护费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尽管西西里的很多沿海地区以前就种植柠檬，但是黑手党直到最近才成为势不可挡的西部西西里现象。它出现在巴勒莫的周围地区。1861年，巴勒莫有将近20万的人口，是西西里岛西部的政治、法律和金融中心。流通在这里地产租赁业的货币比岛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巴勒莫是最大的零售和消费市场，它是主要港口。在这里，周围地区和远处的农地被买卖、租赁。巴勒莫还设定了政治日程。黑手党并非滋生于贫穷和孤立状态，而是滋生于权力和财富之中。
第一位被人们所知的黑手党的被迫害者的故事正是发生在巴勒莫郊外的柠檬园里，他详细地叙述了他的不幸遭遇。他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加斯帕雷·格拉蒂。几乎人们所知道的关于这个人的一切——他的勇气最为可嘉——出现在他后来提交给当局的证词中，他的证词后来被当局证明是真实可信的。
1872年，格拉蒂医生代表他的女儿们以及她们的姨妈来管理一份遗产。遗产主要是瑞拉果园，一个4公顷的柠檬、柑橘农场，也可以称之为“果园”，位于马拉斯宾纳，距巴勒莫边界只有15分钟的行走路程。这个果园堪称模范企业：果树灌溉是由一台现代的3马力的蒸汽泵完成，需要一名专业操作师。加斯帕雷·格拉蒂接手时，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桩高投资的生意正面临危险处境。
瑞拉果园的前主人是加斯帕雷·格拉蒂的小舅子，他在收到一连串的恐吓信之后，死于心脏病。在死前两个月，他从蒸汽泵操作师那儿得知，恐吓信是果园的看护人贝尼代托·卡罗洛送来的，他口述，让识字的人代他写的。卡罗洛大概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却有自己的看法：格拉蒂说他趾高气昂，就好像农场是他的一样，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提取产品售价的20%到25%；他甚至还偷窃蒸汽泵用的煤：然而最让格拉蒂医生的小舅子担心的是他偷窃的方式。从中可以看出，他似乎对柑橘生意十分熟悉，并打算把瑞拉果园搞垮。
柠檬在西西里岛上的果园里生长，最后在北欧和美国的商店里被出售给消费者，大量代理商、零售商、包装者和运输者参与了中间的贸易环节。贸易在柠檬还在树上结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金融投机贯穿于整个贸易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为了降低高昂的投资成本以及减少收成不好所带来的风险，柑橘交易通常在水果成熟之前就已经完成了。
19世纪70年代初，格拉蒂医生的小舅子也按此惯例经营着瑞拉果园的生意。但是，当经纪人买下农场果实的销售权时，他们发现已经付了钱的柠檬和柑橘开始从树上消失。很快，瑞拉果园的商业信誉受到严重影响。偷窃树上果实一事毫无疑问是看守人卡罗洛干的。他的目的就是压低果园的交易价格，以便他能够买断。
从小舅子那儿一接手瑞拉水果农场，格拉蒂医生就下定决心把它租给别人，从而为自己免去麻烦。但卡罗洛有他自己的主意。有意租下果园的人过来查看果园，卡罗洛在带他们四处看的时候，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我发誓，这个果园永远不会租出去，也不会被卖掉。”这让格拉蒂医生无法忍受，他解雇了卡罗洛，另雇了别人。
格拉蒂医生很快知道这个年轻的看守对于“口中的面包被活生生夺走”有多么气愤，有人听见卡罗洛自己这么说过。格拉蒂医生的几位密友，他们完全没理由知道他的生意，都私下来找格拉蒂医生，劝他把卡罗洛雇回来。格拉蒂医生毫不动摇。
1874年7月2日晚10点左右，格拉蒂医生雇来看守瑞拉果园的那个人背部中弹数枪，当时他正走在柠檬园间小道上。袭击者在另一个果园里用石头搭建了一个石梯，站在石梯上从围墙后面往果园方向射击——早期很多黑手党分子都采用过这种袭击方式。几个小时之后，受害者在巴勒莫的医院里死亡。
格拉蒂医生的儿子去警察局报警，告诉警察他们家人怀疑卡罗洛是幕后指使者。一名调查员完全无视这个线索，反而抓了两名与受害人毫不相干的人。结果由于没有找到对这两人的不利证据而将他们释放。
尽管缺少警方的支持，格拉蒂医生还是又雇了另一名看守。然后他和家人接二连三收到恐吓信，说他解雇一名像卡罗洛这样的“君子”而雇用一个“卑贱的密探”是不对的。他们威胁，如果不请回卡罗洛，他将面临和他的看守一样的下场——而且“手段会更残忍”。一年之后回顾当时的情形，格拉蒂医生弄清楚了他当时到底是在与谁做斗争。他学会了如何去解释这个新名词：“用黑手党的话来说，窃贼和杀人犯是‘君子’，受害人则是‘卑贱的密探’。”
医生把7封恐吓信拿到警察局。警察向他承诺，将会逮捕卡罗洛、他的养子以及他的同谋。但是调查员——就是那个曾把调查引入歧途的调查员——对此案并不怎么热心。三个礼拜之后，卡罗洛及其养子才被拘押，但是他们在被捕两个小时之后就被释放了，理由是他们与此案无关。格拉蒂开始怀疑那名调查员与罪犯之间有勾结。
在挽救自己生意的抗争中，格拉蒂医生逐渐勾勒出当地黑手党的运作模式。这个黑手党家族以邻村尤迪托为根据地，在一个宗教组织的掩护下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个被称为罗萨里奥教父的牧师在村子里掌管着一个名叫“第三方济各会”的帮会。该人曾经当过嘉布遣会〔※原来是一个意大利修道会，始建于1525年。〕修士，表面上做慈善事业，并支持教堂工作。有记录证明，罗萨里奥教父曾在旧波旁政权做过警方密探，同时还是监狱牧师，曾经利用职务之便为犯人传递口信。
但是，罗萨里奥教父并不是黑手党的头领。“第三方济各会”的主席、尤迪托的黑手党头目是安东尼诺·贾莫纳。贾莫纳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做苦工出身。贾莫纳获得财富和权力的时机正是西西里岛在并入意大利新政权过程中发动两次革命的时候。1848年和1860年的叛乱给了他表现勇气和赢得重要朋友的机会。1875年，55岁的贾莫纳已经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巴勒莫警察局长汇报说，贾莫纳拥有的财产高达15万里拉。警方强烈怀疑贾莫纳处死了几名逃犯，他开始时曾庇护过这几名逃犯。警方认为，他们处在贾莫纳的保护之下，居然胆敢盗窃当地财产，因此贾莫纳必须把他们处死。据人们所知，贾莫纳还曾收到来自科莱奥内附近地区一名罪犯汇给他的一笔钱，罪犯指使贾莫纳代他做秘密生意，而他本人则逃到美国躲避起诉。
格拉蒂医生把安东尼诺·贾莫纳的性格总结为“沉默寡言、趾高气扬、小心谨慎”。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话，因为这两个人是彼此认识的。贾莫纳家族有几个人是格拉蒂医生的病人。况且，格拉蒂医生还曾帮助贾莫纳的弟弟从大腿部取出两颗子弹。
尤迪托黑手党的势力建立在收取柠檬园的保护费上。他们强迫地主雇佣他们的人为管家、看守人和经纪人。他们与车夫、零售商、码头工人结成的关系网使他们可以威胁到一个农场的产品的运输安全。狡猾地运用各种暴力手段，黑手党得以建立小型的企业联合或垄断。一旦果园被控制，黑手党分子就可以随意窃取别人的劳动果实，他们既可以舒服地做收税的寄生虫，也可以人为地以低价把果园买下来。贾莫纳并不是只找格拉蒂医生一个人的麻烦，他精心策划了一场运动，准备带领手下控制整个尤迪托地区的柑橘产业。
既然已经注意到当地警方有黑手党的势力，格拉蒂医生决定直接向调查官报告凶杀案。当警方只退回了7封恐吓信中的6封时——其中恐吓意图最明显的一封“丢失”了，格拉蒂医生更加坚定了与黑手党作斗争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