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是实实在在的公司，总部设在赤坂，拥有现代化的高级办公大楼。尽管不很公开，但实际上B产业同A综合产业这家大型联合公司关系密切。A产业极其庞大，下属铁道公司、宾馆集团公司、电影公司、食品集团公司、商店、杂志社，甚至包括信用银行和保险公司，在政界也神通广大。记者进一步深入追查，结果更有趣的事情暴露出来了。原来B产业收买的土地都在札幌市计划再开发的地段以内。地铁的建设、政府机关的新址等公共投资项目都将在这一地段进行，所需资金的大部分由国家拨款。国家、北海道、札幌市三方经过协商，制定了再开发计划，形成了最终决定，包括位置、规模、预算等等。不料揭开盖子一看，决定开发地段内的土地已在几年时间里牢牢地落入他人之手。原来情报透露给了A产业，早在计划最后敲定之前，收买土地的活动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始了。就是说，这个所谓最终计划一开始便被人借用政治力量拍板定案了。
收买土地的急先锋就是海豚宾馆。它抢先占领头等地皮，以其庞大的建筑物扮演了A产业大本营的角色，即担任这一地段的总指挥。它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改变着人流的方向，成为这一地段的象征。一切都是在周密的计划下进行的，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投入最大量资本的人掌握最关键的情报，攫取最丰厚的利益。这并非某个人缺德不好，投资这一行为本来就必须包含这些内容。投资者要求获得与投资额相应的效益。如同买半旧汽车的人又踢轮胎又查看发动机一样，投入一千亿日元资本的人必然对投资后的经济效益进行周密研究，同时搞一些幕后动作。在这一世界里什么公正云云均无任何意义。假如对此一一考虑，投资额要大得多。
有时甚至铤而走险。
譬如，有人拒绝转卖土地。从古以来卖鞋的店铺就不吃这一套。于是，便有一些为虎作怅的恶棍不知从何处胃出。庞大的企业集团完全拥有这种渠道，从政治家、小说家、流行歌手到地痞无赖，大凡仰人鼻息者无所不有。那些手持日本佩刀的恶棍攻上门来，而警察却对这类事件迟迟不予制止，因为早已有话通到警察的最高上司那里去。这甚至不算是腐败，而是一种体制，也就是所谓投资。诚然，过去或多或少也有这等勾当。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天的投资网络要细密得多，结实得多，远非过去所能比。庞大的电子计算机使之成为可能，进而把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事物和事象巨细无遗地网入其中，通过集约和细分化，资本这具体之物升华为一种概念，说得极端一点，甚至是一种宗教行为。人们崇拜资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崇拜其神话色彩，崇拜东京地价，崇拜奔驰汽车那闪闪发光的标志。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上再不存在任何神话。
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都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善恶这一标准也已被仔细分化，被偷梁换柱。善之中有时髦的善和不时髦的善，恶之中有时髦的恶和不时髦的恶。时髦的善之中有正规的，有随便的，有温柔的，有冷漠的，有充满激情的，有装模作样的。其组合式也令人饶有兴味。如同米索尼毛衣配上尔萨尔迪裤子，脚穿波里尼皮鞋一样，可以享受复杂风格的乐趣。在这样的世界上，哲学愈发类似经营学，愈发紧贴时代的脉搏。
当时我没有在意，如今看来，1969年世界还算是单纯的。在某些场合，人们只消向机动队员扔几块石头便可以实现自我表现的愿望。时代真是好极了。而在这是非颠倒的哲学体系之下，究竟有谁能向警察投掷石块呢？有谁能够去主动迎着催泪弹挺身而上呢？这便是现在。网无所不在，网外有网，无处可去。若扔石块，免不了转弯落回自家头上。这并非危言耸听。
记者全力以赴地揭露内幕。然而无论他怎样大声疾呼，其报道都莫名其妙地缺乏说服力，缺乏感染力，甚至越是大声疾呼越是如此。他不明白：那等事甚至算不上内幕，而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程序。人们对此无不了然于心，因此谁也不去注意。巨额资本采用不正当手段猎取情报，收买土地，或强迫政府做出决定；而其下面，地痞无赖恫吓小本经营的鞋店，殴打境况恓惶的小旅馆老板——有谁把这些放在心上呢？事情就是这样。时代如流沙一般流动不止。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们站立的位置。
作为报道我以为是成功的。材料翔实，字里行间充满正义感。但落后于时代。
我将这篇报道的复印件揣进衣袋，又喝了一杯咖啡。
我在想海豚宾馆的管理人，想那个生来便笼罩在失败阴影之中的不幸的男子，他不可能承受来自时代的挑战。
“一个落伍者！”我不由喃喃自语。
正值女侍走过，她诧异地看了看我。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宾馆。
8
我从房间里给过去的合伙人打电话。一个我不晓得的人接起电话问我的名字，又一个我不晓得的人接起问我的名字，再其次他才好歹出来。想必很忙。我们差不多有一年没通话了。不是我有意回避，只是没什么好说的。我对他一直怀有好感，现在也一如既往。但最终，他对我（或我对他）属于“已经通过的领域”。不是我把他强行推往那里，也并非他自行投身进去。总之我们所走的路不同，且两条路永远不会交叉，如此而已。
活得好吗？他问。
还好，我说。
我说现在札幌，他问冷不冷。
冷，我回答。
工作方面如何，我问。
很忙，他答道。
酒不要喝过头，我说。
近来没怎么喝，他说。
那边现在正下雪吗？他问。
这工夫什么也没下，我回答。
如此接二连三对踢了一阵子礼仪球。
“现有一事相求。”我切入正题，很早以前他欠过我一笔账，他记得，我也记得。况且我又是轻易不开口求人的人。
“好的。”他蛮痛快。
“以前一起做过旅馆行业报纸方面的活计吧，”我说，“大约5年前，记得？”
“记得。”
“那方面的路子还没断？”
他略一沉吟。“没什么往来，断倒是没断。打火升温不是不可能。”
“里边有个记者对产业界内幕了如指掌，是吧？名字想不起来了。瘦瘦的，经常戴一顶怪模怪样的帽子。和他还能接上头？”
“我想接得上。想了解什么？”
我把有关海豚宾馆丑闻的那篇报道扼要地说了一遍。他记下周刊名称和发行日期。接着我讲了大海豚宾馆之前那间小海豚宾馆的情况，告诉他想了解下边几件事：首先，新宾馆为什么袭用“海豚宾馆”这一名称？其次，小海豚宾馆经营者的命运如何？再次，那以后丑闻有何进展？
他全部记下，对着听筒复述一遍。
“可以了？”
“可以了。”我说。
“急用吧？”他问。
“是啊。”我说。
“争取今天就联系上，能把你那里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我讲了宾馆的电话号和我的房间号。
“好，回头再说。”言毕，他放下电话。
我在宾馆的自助餐厅简单吃了午饭。下到大厅，眼镜女孩儿正在服务台里。我坐在大厅角落的椅子上，静静地注视她。她看上去很忙，似乎没意识到我的存在。或许意识到而佯装不知也不一定。但怎么都无所谓。我只是想目睹她的一举一动。一边看，一边心想当时只要有意，早就和她睡到一起了。
我必须这样不时地给自己增加勇气。
看她看了10分钟，然后乘电梯上到十五楼，回房间看书。今天同样阴沉沉的，使人恍若生活在只透进一点光亮的纸笼子里。因随时可能有电话打来，我不想出门，而呆在房间里便只有看书这一桩事可干。杰克·伦敦的传记最后读罢，接着拿起有关西班牙战争的书。
这一天好像尽是黄昏，无限延长的黄昏。没有高低起伏。窗外灰色迷蒙，其间开始一点点掺进黑色，很快夜幕降临，但也不过是阴郁的程度略有改变而已。天地间仅有两种色调：灰与黑。变化不外乎二者的定时更迭。
我利用房间服务项目要来三明治。我逐个地、细嚼慢咽地吃着三明治，并从电冰箱中取出啤酒，一口一口地慢慢品味。无事可干的时候，势必在各种琐事上磨磨蹭蹭，打发时间。7点半时，合伙人打来电话。
“联系上了！”他说。
“费不少劲吧？”
“一般一般。”他想了一下答道。恐怕是费了一番周折。“简单说一下吧。首先，这个问题早已严严实实地盖上了盖子。已经被封盖捆好送到保险柜里去了。再也不会有人去捅它动它，一切都已过去。丑闻已不再存在。政府内部和市机关大楼里也许有两三处非正常变动，但方式隐蔽，再说也不是大的变动，微调罢了。再不可能往上触动任何人物。检察厅倒是有一点动作，但没抓到确凿证据。错综复杂得很。禁区。好不容易才打听出来。”
“纯属我个人私事，决不连累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