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
“我倒从来没感到过有意思。写文章本身倒不怎么痛苦。我不讨厌写文章，写起来满轻松。但写的内容却是一文不值，半点意思都没有。”
“举例说呢？”
“例如一天时间转15家餐馆或饮食店，端来的东西每样吃一口，其余的尽管剩下——我认为这种做法存在决定性的错误。”
“可你总不能全部吃光吧？”
“那自然。要是那样，不出三天准没命。而且人们以为我是大傻瓜，死了也没人同情。”
“那，是出于无奈啰？”她边笑边说。
“是无奈。”我说，“这我知道。所以才说和扫雪工差不多，无可奈何才干的，而不是因为感兴趣。”
“扫雪工？”
“文化扫雪工。”我说。
接下去，她提出想知道我的离婚。
“不是我想离而离的。是她一天突然出走，和一个男的。”
“受刺激了？”
“遇上那种事，一般人恐怕谁都多少免不了受刺激吧。”
她在桌面上手托下巴，看着我的眼睛：“别见怪，瞧我问的。不过你是怎样承受刺激的？我很难想像得出。你到底如何承受刺激的？受到刺激后是怎样一种情形？”
“把亨林格别在外套上。”
“只这个？”
“我要说的是，”我说道，“那东西是慢性的。日常生活中喝酒喝得多了，便搞不清哪里受了刺激，但存在毕竟存在。所谓刺激也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不可能拿出来给人家看，如果能给人家看，也就不是大不了的刺激。”
“你要说的我完全领会。”
“真的？”
“或许不那么明显，但我也在好些事情上受过刺激，好些！”她小声说道，“很多原因搅和在一起，所以最后才辞去东京那家宾馆的工作。刺激，苦闷。我这人，有些事情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处理妥当。”
“呃。”
“现在也还受着刺激。想到这点，有时真想死去算了。”
她又摘下戒指，旋即戴上。接着喝了口玛莉白兰地，捅了下眼镜，莞尔一笑。
我们喝了不少酒，已记不得到底要了多少杯。时间已过11点。她觑了下手表，说明天还要起早，得回去了。我说叫出租车送她回去。从这里去她的住处，出租车10分钟就能到。我付过款，出到外面，雪又飘飘洒洒地落下来。雪不很厉害，但路面结冰，脚下打滑。于是她紧紧挽着我的手臂，往出租车站走去。她喝得有点过量，脚步踉踉跄跄。
“哦，那本报道收买土地内幕的周刊，”我蓦然想起，“叫什么名称？大致出版日期？”
她讲出那家周刊的名称。是报社系统的。“估计是去年秋季出版的。我没直接读过，具体写的什么不大清楚。”
我们在轻扬漫舞的雪花中等车，等了5分钟。这时间里她一直抓住我的胳膊，显得很轻松。我也心情轻松下来。
“好久没这么轻松过了。”她说。而我也同样。于是，我再次想到，我们之间是有某种相通之处的。惟其如此，我才从第一眼见到她时便开始怀有好感。
车上，我们东南西北地聊起来，下雪啦，天冷啦，她的工作时间啦，东京啦，不一而足。我一边聊一边伤脑筋：往下如何对待她呢？我知道，我只是知道，再逼近一步，便可以同她睡觉。至于她想不想同我睡，我当然不知道。但同我睡也未尝不可，这我是知道的，这点从其眼神、呼吸、说话口气和手的动作上即可知道。作为我来说，也想同她睡，知道睡也不至于睡出麻烦。来到、住下、一走了之而已，如她说的那样。但我拿不定主意。我隐约觉得如此同她睡觉恐怕有失公正，并且这种念头怎么也无法从脑海中驱除。她比我小10岁，情绪有点不稳定，而且醉得摇摇晃晃。这就像用带有记号的牌打扑克一样，是不公正的。
但在性交方面所谓公正又有多大的意思呢？我自己询问自己。如果在性交上追求公正的话，那为什么不索性变成苔藓植物呢？那样岂不来得简单痛快！
这也是正理。
我在这两个价值观之间一时左右为难。当出租车快到她住处的时候，她却毫不费事地使我解脱出来。“我和妹妹两人一起生活。”她对我说。
于是我再没必要前思后想了，不觉有些如释重负。
车开到她公寓前停下。她说对不起，问我能否陪她到房间门口。并说夜深时分，走廊里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出没。我对司机说自己马上下来，请他等5分钟。然后挽着她的胳膊，沿着结冰的路走到大门口，顺楼梯往三楼爬去。这是座钢筋水泥公寓，没有任何多余饰物。来到写有306编号的门前，她打开挎包，伸手摸出钥匙，对我不无笨拙地笑笑，道声谢谢，说今晚过得很愉快。
我也说很愉快。
她转动钥匙打开门，重新把钥匙放回挎包，“咔”——皮包金属对接扣相吻合的干涩声响在走廊里荡开。随后她定定地看着我的脸，那眼神活像盯视黑板上的几何题。她在迟疑，在困惑，那声再见无法顺利出口。这我看得出来。
我手扶墙壁，等待她做出某种决断，然而她迟迟不做出。
“晚安。问候你的妹妹。”我开口道。
她紧紧地抿着嘴唇，抿了四五秒钟。“我说和妹妹一起住，那是谎话。”她低声说，“实际只我自己。”
“晓得。”
她脸上开始慢慢泛红：“何以晓得？”
“何以？只是晓得。”我说。
“你这人，怪讨人嫌的。”她沉静地说。
“或许，或许是的。”我说，“不过我一开始就说过，我不会做讨人嫌的事，不会趁机强加于人。所以从来没说过谎。”
她思忖良久，随后作罢，笑道：“嗯，怕是没说过谎。”
“不过……”我说。
“不过我是自然而然沾染上的。刚才说过，我也受了不少刺激，这个那个的。”
“我也不例外，亨林格还在胸口别着呢。”
她笑了，说：“不进来喝点茶什么的？想再和你聊一会。”
我摇摇头：“谢谢。我也想和你聊，不过今天这就回去。原因倒说不清，但我想今天还是回去好，还是不要一次同你说得太多为好，我觉得。怎么回事呢？”
她用俨然看黑板小字时的眼神瞧着我。
“我表述不好，但总有这种感觉。”我说，“有满肚子话要说的时候，最好还是一点一点地说，我想。或许这样并不对。”
她对我的话想了一会儿，随即作罢，“晚安。”说完，悄然地把门关上。
“喂。”我招呼道。门开了一条15厘米宽的缝，她闪过脸。“最近可以再邀你吗？”我问。
她手扶着门，深深吸了口气，说：“或许。”
门又合上了。
出租车司机正在没心绪似的摊开一张体育报看着。我返回座位，说出宾馆名称，他马上现出惊讶的神情。
“真的这就回去？”他问，“看那气氛，我以为肯定叫我一个人开车回去呢。一般后来都是这样。”
“有可能。”我表示赞同。
“长年干这行，眼光大致看不错。”
“长年才有时会看错，就概率来说。”
“那倒是。”司机不无费解地说，“可话说回来，您怕有点不一般吧？”
“也许。”我说。难道我真的不一般不成？
回到房间，我开始洗脸，刷牙。边刷牙边有点后悔。但最终我很快睡过去了。我后悔起来往往持续不了很久。
早上醒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服务台打电话，要求把房间的原定期限延长3天。结果毫无问题，反正是旅游淡季，客人没那么多。
然后我买了份报纸，走进宾馆旁边的炸饼店，吃了两张黄油甜松饼，喝了两大杯咖啡，宾馆里的早餐吃一天就腻了。还是这炸饼店最可心，便宜，且咖啡可以换第二杯。
接着，我拦了辆出租车去图书馆。我叫司机拉去札幌市最大的图书馆，便被直接拉了去。在图书馆里，我查阅了眼镜女孩儿告诉我的周刊的过期部分。发现关于海豚宾馆的报道刊登在10月20日号上。我把有关部分复印下来后，进到附近一家饮食店，边喝咖啡边仔细阅读。
报道的内容很难把握，须反复阅读几遍才能理解透彻。记者是想尽可能写得简洁易懂，但在纷坛的事态面前，其努力似乎很难奏效，可谓错综复杂。但若耐心琢磨，基本脉络还是可以摸清。文章的题目是：“札幌地价疑团——插入城市再开发中的黑手。”
概括起来是这样：首先，在札幌部分地区，在大规模土地收买活动正在进行之中，两年时间里上地几易其主，且极为隐蔽和反常。地价不明不白地急剧上涨。记者得知这一情况后遂开始调查。结果发现收买土地的公司尽管名目繁多，但大部分徒有虚名——虽然也登记在案，缴纳税款，但一无办公地点，二无职员。而且这些假公司之间相互勾结，极其巧妙地大肆买空卖空。两千万日元买来的土地转手以6千万卖出，如此卖了两亿元。于是记者对这些名目繁多的公司开始逐一调查，穷追不舍，发现其源头只有一个：经营不动产的B产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