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洛丽亚觉得现在已经没有人干这种营生了，她过去的生活像是一件古董，虚幻地藏在叫做未来的博物馆里。她父亲只有在家的时候，不用拖着那个古旧的公文包吃尽旁人的闭门羹，那时他就会躺倒在炉火边，如饥似渴地看侦探小说，然后从半品脱容量的玻璃马克杯里细细品啜啤酒。她的母亲特尔玛在本地一间药房里做兼职。工作的时候，她穿着及膝的白大褂，耳上却挂着一对金质镶珍珠的大耳坠子，故意冲淡了那种医院装束的沉闷感。她口口声声说在药店工作的好处是可以探知人们的隐私，不过据年幼的格洛丽亚所知，她不过是在那里出售鞋垫和药棉，而她从这份工作中得到的最大乐趣就是在圣诞节到来之际用金属丝线和亚德利①礼品装来装点圣诞柜台。
①亚德利：英国历史悠久的洗护用品品牌。
格洛丽亚父母的生活是如此单调乏味、波澜不惊，就算是那副金质镶珍珠的耳坠子和炉火边的侦探小说也无法挽救。格洛丽亚以为自己的人生会不一样，会有些光辉壮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她的名字里也有个“丽”字），她整个人将被点亮，从里到外发出光来，像彗星一样燃烧着划破长空。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格雷厄姆的父母，贝丽尔和乔克，跟格洛丽亚的父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要有钱得多，也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们对生活的要求同样很低。他们住在康斯特方①一处舒适的“爱丁堡平房”里，乔克靠着他那家不算大的建筑公司拥有体面的收入。
①康斯特方：爱丁堡市的近郊住宅区。
格雷厄姆在内皮尔大学①进修了一年的民用建筑工程学（“他妈的就是浪费时间”）之后，就帮着父亲打理自家的生意。不到十年，他已经创建起了自己的帝国，稳坐在哈特之家的董事局里。哈特之家，真心为您安家。这条广告语是格洛丽亚多年前想出来的，她现在真希望自己没那么做。
①内皮尔大学：爱丁堡的著名学府。
格雷厄姆和格洛丽亚是在爱丁堡结的婚，而不是在格洛丽亚的家乡（格洛丽亚当时在爱丁堡求学），格洛丽亚的父母买了当日来回的火车票来参加他们的婚礼，刚刚切完婚礼蛋糕他们就回去了。那个蛋糕原来是格雷厄姆的母亲做了来过圣诞的，仓促之间就成了他们的婚礼蛋糕。贝丽尔总是在九月里就做好了蛋糕①，然后用白色的布条将它捆扎起来，放到食品贮藏室里等待成熟，每星期她都会小心地解开布条，像施洗般为它浇上一小点白兰地。等到圣诞节到来的时候，那些白布条已经斑斑点点地染上了掺水白兰地的赤褐色。
①英国的家庭主妇一般会在圣诞节前一两个月制作蛋糕。
贝丽尔很为那个婚礼蛋糕担心，因为它还远未足月（格洛丽亚他们是在十月底结的婚），不过她表现得很坚强，像从前一样为它抹上了杏仁蛋白糊，添上了糖霜酥皮，只是把最重要的雪人装饰换成了塑料做的新郎新娘，这对新婚夫妇正这种圣诞蛋糕里有橘皮、干果和白兰地，保质期可达半年左右。在假模假样地跳着华尔兹。所有人都以为格洛丽亚怀孕了（她没有），就好像除此之外，他们再也想不出格雷厄姆为什么要娶她。
他们决定在民政局举行婚礼，这点大概让双方的父母都觉得难以接受。
“可我们又不是基督教徒，格洛丽亚。”格雷厄姆这么说，他说得不错。
格雷厄姆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而格洛丽亚（祖父母中有一位是来自利兹的犹太教徒，有一位是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从小生长在西约克郡的基督教新教浸礼会教友家庭中）因为找不到让自己心悦诚服的信仰，被动地成了个不可知论者。
两年前，她住进莫利菲尔德医院进行拇囊炎肿切除手术时，曾经在入院表格上将宗教派别填写为“苏格兰教会”，这件事并没有别人知道。如果一定要让她想象上帝的模样，她觉得那东西应该悬在她脑后左肩上方，虽然看不真切，但是很像一只饶舌的鹦鹉。
很久以前，格洛丽亚还坐在爱丁堡乔治四世桥街上一家酒吧里的高凳上，那时她穿着（现在想来真不可思议）短得惊人的迷你裙，忸怩作态地抽着因巴斯牌香烟，喝着加橙汁的杜松子酒，满心希望自己看上去美丽动人，而身边一众年轻学生却正在群情激昂地讨论着马克思主义理论。
她那时的男朋友蒂姆——一个瘦长而难看的年轻人，明明是个白人男孩却留着黑人式的长卷发，要知道不管是什么式样的长卷发都从来没有流行过——是学生中吵嚷得最厉害的一个，每次他说到商品交换和剩余价值率时都要挥动双手，而格洛丽亚则会啜一口加橙汁的杜松子酒，故作聪明地点点头，但愿不会有人要她就此论点发表看法，因为她一点儿也不明白他们究竟在说什么。她当时在念大学二年级，以一种懒散的态度修习着历史，略过所有政治事件（阿布罗斯独立宣言①，或者网球场宣言②），只记取浪漫轶闻（罗布·罗伊③，玛丽-安托瓦内特），老师们都不太喜欢她。
①阿布罗斯独立宣言：即苏格兰独立宣言。
②网球场宣言：1789年6月20日由576名三级会议第三等级平民代表签署的宣言。该宣言拉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③罗伯特·罗伊·麦格雷戈（1671—1734），苏格兰劫富济贫的民间英雄，被称作苏格兰的罗宾汉。
她现在连蒂姆姓什么都记不得了，她只记得他那一头像蒲公英绒毛头一样的蓬发。蒂姆向那群学生宣称他们现在都是工人阶级了。格洛丽亚皱起了眉头，她可不想成为工人阶级，然而她身边的所有人都喃喃附议，尽管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医生或者律师或者生意人的后代，这时忽然有个人大声说道：“胡说八道。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你们，资本主义救了全人类。”那个人就是格雷厄姆。
他穿着一件羊皮大衣，就是那种二手车推销员会穿的衣服，在酒吧的角落里独自喝着一杯啤酒。他看上去像个成年男人，其实当时他还远不满二十五周岁，但是格洛丽亚并不知道这些。他喝光了他的啤酒，看着她说：“你要一起走吗？”她于是从那只高凳上溜下来，像只小狗一样跟着他走了出去，比起长着蒲公英头发的人，他是那么地有说服力和吸引力。
可现在一切都要结束了。昨天，商业欺诈专案组调查人员出人意料地来到了哈特之家位于奎因斯法瑞路的总部，颇为友好地执行他们的调查任务。格雷厄姆终于开始害怕他们的调查会让他那些不为人知的肮脏交易的所有细节都公之于众。
他很晚才到家，整个人疲惫不堪。咕隆咚喝下一杯双份麦卡伦威士忌后，他重重地跌坐在沙发里，像个盲人一样注视着电视机。格洛丽亚给他煎了块羊排，热了点吃剩下的土豆，问他说：“他们找到你的秘密账本了吗？”他无所畏惧地冷笑道：“他们别想扳倒我，格洛丽亚。”然而格洛丽亚认识他三十九年来，这是他第一次没有用自以为是的腔调说话。他们擒他来了，他知道的。
捅娄子的就是那片野地。他买下了一块政府不允许开发的绿化环带中的土地。不允许开发的土地不过是块野地，那块地的价钱自然很便宜。
然而，在他买下那块地六个月之后，就迎来了见证奇迹的时刻，开发许可证被批下来了，东北市郊开始大兴土木，数量庞大的两室、三室和四室的“家居房”忽然间拔地而起。
只需给政府开发部的某个官员递上一个小小的红包就可以万事大吉，这种事格雷厄姆做过上百次了，用他的话说，叫做通通门路。对于格雷厄姆来说，这根本是小事一桩，他行贿的次数之多、金额之巨、受贿人员之广，绝非市郊的一处绿化地带可以概见。然而大人物往往就是栽在芝麻绿豆的小事上。
救护车刚刚载着标致车驾驶者离开大家的视野，女警察就开始对人群中的人们做笔录。
“我们很有可能会在闭路电视里放出来的。”有人指着墙上极高的地方说道，格洛丽亚这才注意到那里有个摄像头。格洛丽亚觉得，不管走到哪里都能有摄像头监视着每个人，这样真好。格雷厄姆去年在家里安装了一套最新型的监控系统，有摄像头、红外线传感器、紧急按钮，天知道还有什么。
格洛丽亚倒是很喜欢那几个巡视花园的小机器人，张着它们侦察的眼睛，帮了她不少忙。曾经上帝的眼睛注视着尘世的人们，而现在取而代之的则是摄像机的镜头。
“那家伙有条狗。”帕姆搔首弄姿地抓松了她杏黄色的头发，说道。
“大家都记得那条狗。”女警察叹道，“我已经记下了好几条关于狗的精确描述，但是对于那个本田车驾驶者，大家的描述却是五花八门，有说‘肤色黑’的，也有说‘肤色白’的；有说‘高’的，也有说‘矮’的；有说‘瘦’的，也有说‘胖’的；有说‘二十五岁左右’的，也有说‘五十多岁’的。居然没有一个人记下他的车牌号码，难道不应该有人记得这个吗？”
“是应该，”格洛丽亚说，“应该有人记得这个的。”她们没能赶上那个BBC广播节目展演，但是帕姆很高兴，她们看到了真实生活中的戏剧，这要比那些滑稽表演好看得多。